1996年台海危机，我军一位 少将向台方泄密：大陆打的是空包弹

“1996年3月8日凌晨，放心吧，他们放的全是空包弹。”电话里传来沙哑男声，挂断前只留下一串急促的呼吸声。彼时台北正为导弹警报彻夜难眠，却有人以一句暗号消解了李登辉的紧张——这通电话，成为查案人员日后锁定内鬼的关键时间点。

时间拨回1995年夏天。李登辉以所谓“私人访问”之名赴美，在康奈尔大学演讲，高调宣扬“两国论”。大陆方面迅速亮剑，东海、南海相继发布演训通告，随后导弹落入台海以北、以南预定海域，强硬的信号让岛内舆论炸锅。台北街头出现罕见的抢购潮，许多人囤粮囤水，甚至涂掉车牌准备跑路。

然而，紧张气氛很快被李登辉的一句提醒所冲淡——他公开断言：“解放军那几发导弹只是演示，不会爆炸。”岛内媒体立刻搬出“情报显示”“可靠来源”之类说法大肆渲染，一部分惊魂未定的民众竟因此松了口气。大陆军内只有极少数将领知晓演习确实使用空包弹，这句断言无异于当众揭底，引发总参情报部门极大震动。

有关部门随即启动“天网”程序，对参与决策、列席作战会商、掌握弹头型号的高层逐一排查。技术手段之外，更倚重反常行为比对：谁最近突然换了高档手表？谁的子女悄悄拿到海外绿卡？谁在高级会所埋单时不再眨眼？蛛丝马迹看似琐碎，却常能缝合出真相的轮廓。

排查只用了三周，重点迅速落到总后勤部军械系统的两个人——少将刘连昆、大校邵正宗。两人同处一个“圈子”，又同样在1980年代后期因经济问题受过警告，在外部看来，他们的仕途已进入“天花板”。这意味着：既有渠道，也有怨气，更缺少上升空间，“危险系数”剧增。

追溯源头，要从1989年说起。那一年，邵正宗在上海军工展览会上遇见自称“福建商人”的张志鹏。三杯黄酒下肚，张志鹏不动声色探问部队仓储管理。邵正宗半真半假地透露一点库存数字，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一份厚厚的回礼：美金、一块金表、以及出国医疗邀请函。利益的吸引力远比任何说教直接，邵正宗心动了，也失守了。

三年后，他又把贪心的老友刘连昆拉下水。两人在广州白天鹅宾馆的茶室里对坐，邵正宗压低声音：“做个顺水人情，退了也能在海南买栋海景房。”刘连昆犹豫数秒，回了一句：“这口气，是时候出了。”那次短暂会面，让台湾情报部门的“少康计划”升级成“双保险”。

台湾情报局第六处副处长庞家钧随后登场。1992年11月，庞以香港公司高管身份飞抵广州，递上厚度惊人的信封——每月固定三千五百美元，再加情报质量浮动奖金。更诱人的是一纸“荣誉少将”委任书，外加退休后赴美养老的许诺。刘连昆把信封压在手掌之下，看似随意，却没有推回去。

此后数年，刘连昆表现得既谨慎又狂热。他在重要会议上带的是进口钢笔，但笔杆内部藏着微型录音芯片；机密文件若无法带走，他就熬夜手写摘录，而后用公函封皮遮掩寄往香港。最夸张的一次，他一次性递出十三份军级单位装备调拨清单，换来一笔“专项奖金”，相当于他正常工资的十倍。

1996年1月起，他把焦点锁定台海演习方案。弹着点、发射窗口、弹体种类……情报像流水线产品一样一路滑向台北。2月下旬，他提前告诉对方：“弹头是空的，目的只在示警。”这便是李登辉敢于“拆台”的底气。遗憾的是，他没想到这根“底气”反而成了绞索。

演习结束后，总参与安全部联合立案，对刘、邵采取24小时技术侦控。4月中旬，两人感到气氛不妙，频繁尝试联系台湾要求撤离。台湾情报方却态度冰冷：“窗口已关闭，自己想办法。”一句话把两名间谍推向绝境。

1999年初春，抓捕行动在京郊某度假村收网。刘连昆被带上车时神情木然，只说了四个字：“我认栽了。”案卷显示，他在十年间总计收取境外资金近百万美元，泄露机密达七十余份，包含作战命令、后勤数据、导弹技术指标等关键信息。邵正宗则承认自己参与策反、串改仓储数据，上缴赃款赃物时堆满了半个会议室。

法律程序走完，两名军官被依法处决。“少康计划”被台湾情报界称作“镇山之宝”，至此彻底崩塌。更令人唏嘘的是，一旦退休，他们本可享受正军级待遇、医疗保障、体面声望，却最终把一生心血葬送在贪欲与怨恨之中。

不少军事院校把这起案件列为反间防谍教材。教员会问学员：“真正的防线在哪里？”答案从来不是密码、不是钢枪，而是纪律与信仰。因为一旦信仰塌陷，再精密的制度也抵挡不住一支藏着录音芯片的钢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