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间谍”李志豪，揪出了解放军内部的两大叛徒，国家没亏待他

一九九九年三月的清晨，台北保防部门的走廊里灯火通明，脚步声此起彼伏。“说吧，你到底替谁干活？”审讯员压低嗓音。李志豪只是摇头，面无表情。没人想到，这名看似普通的豪爽汉子，五年前的一纸情报，正悄悄改写两岸谍战的棋局。

时间往前拨回一九八二年。广州海珠桥下的珠江浪头拍岸，年仅二十岁的李志豪刚退伍，已是市级游泳纪录保持者。彼时香港仍由英方管治，灯红酒绿吸引着内地青年。由于缺少合法通行证，他盯上了最拿手的技能——夜泳。四月的一个凌晨，他和几名同伴在黑暗中下水，七个多小时后，潮湿的足迹落在了九龙城码头。

登陆不久，意外发生。台湾“军情局”外围人员奉命搜罗具有解放军背景的新面孔，李志豪的简历干净利落：广州军区警备队退役、专业运动员、没有家庭牵绊。以往这类人极易被策反。台方递出的橄榄枝诱人：身份保护、丰厚津贴、外加一张赴美深造的机票。

可就在李志豪接受背景调查那一周，驻港的大陆安全人员已捕捉到蛛丝马迹。面对国安人员的试探，李志豪思索再三，作出决定——“我愿意反向渗透”。一句承诺，让他成为潜入台方情报系统的起点。

最初，军情局并未深信他。接触的多是报纸能看到的公开材料。为了让李志豪快速进入核心，广东国安部门干脆设计“喂料”：以机密格式包装的非关键档案，通过安全通道交给他。文件真假参半，却足够引人入胜。数月后，台北评估组作结论——“目标可信度提升，可培养”。

机会出现在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二日凌晨，杭州千岛湖大火船案造成二十四名台胞身亡。岛内舆论汹涌，李登辉想借题发挥。军情局急需现场卷宗，李志豪“恰好”递上详报：嫌犯身份、侦办进度、甚至浙江公安通缉令的内页影印。李登辉连夜拍板嘉奖，他被授予少校军衔，薪水、住房、医疗统统敲定。台方自以为捡到宝，却不知这些材料里暗藏安全部门布设的“脉冲水印”，后续溯源时派上大用场。

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舞台。一九九六年，解放军东南沿海大规模演训，导弹试射震动全岛。三月中旬，李登辉突然公开宣称：“他们用的是空包弹。”此言一出，大陆高层警觉：演训计划极度保密，绝非一般渠道可知。安全系统启动“少康工程”反制，李志豪成为关键节点。

为锁定泄密源，情报人员向他传递一条伪装成绝密的导弹部队补给数据，并附带代号“C—27”的任务手册。手册中藏有微缩编码，能标识传递路径。果不其然，数周后相同段落出现在军情局内部简报，顺藤摸瓜，锁定了解放军某研究所的邵正宗大校和北京军区空军的刘连琨少将。两人分别被台方冠以“少康一号”“少康二号”。一九九八年春，两名叛徒相继落网，涉案资料重达二十余箱。外界震惊，“少康案”成为九十年代最大规模的军内泄密事件。李志豪就此立下头功。

功劳越大，风险越高。岛内情报圈开始有人怀疑他“跑双线”，特勤部门暗中调查。李志豪自知暴露在即，却无法脱身。一九九九年二月，他被秘密拘捕。警铃响彻地下停车场，铁门哐啷落锁，等待他的，是无期徒刑。

狱中十六载，审讯者轮番上阵，画饼、威逼、温情攻势无所不用其极。“你交出对岸联络方式，一切好谈。”有人劝降。李志豪依旧沉默。“我是军人，不卖同袍。”他只回了一句，随后长时间凝视天花板，再不多言。台方希望换来他口中的大陆网点，却始终无果。

时间来到二〇一五年初，两岸关系出现波动。经多轮斡旋，双方达成交换俘人员协议。李志豪与两名在大陆服刑的台籍人员互换。那天傍晚，他乘坐航班抵达深圳宝安机场，广东国安领导到场迎接。他并未要求额外补偿，国家却早已准备好：一次性抚恤金、医疗保障、香港永久居留手续以及一处远离市区的安居公寓。下飞机前，他说的第一句话只有六个字：“总算对得起旗。”

退休后的李志豪常被军迷圈讨论。有人质疑他曾为台方效力，甚至称他“投机者”。然而，从情报学角度看，双面间谍的价值恰在于迷惑敌手、导向假情报、回收关键密码。倘若当年邵、刘二人持续潜伏，后果难以想象。多名国防科研骨干在内人事任免时，正是因李志豪的警示才加强背景审查，堵住潜在漏洞。

值得一提的是，李志豪游泳偷渡的故事后来被军方院校列入反特课程教材。“身体素质是外壳，政治忠诚才是核心。”授课教官每到此处总会补一句，“敌人再狡猾，也逃不过制度与信念的合力”。

今天，年近花甲的李志豪低调住在新界一处老式屋村。街坊只知道他早晨遛狗、下午练气功，不清楚他曾搅动风云。偶尔与老同事通话，他仍保持军人的简短：“身体好，别挂念。”听筒另一端，曾经的情报战友会心一笑，因为所有的沉默，都已在档案中留下注脚。

谍影已散，但暗战从未停歇。对于安全机关而言，“李志豪模式”是一种提醒：高明的反间，不在于技术炫目，而在于用人、识人、稳人。李志豪以自由换取国家安全，国家以尊重回馈忠诚。既无夸张表彰，也不必过度神化，那一纸终身保障，足证——国家没亏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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