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温度的宋代政治文化切片

（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刘江溡

《月照崇徽：章献刘后与宋真仁之际政治》（以下简称《月照崇徽》选取了北宋真、仁两朝权力交替之际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切片”，将其置于学术的显微镜下，进行了一场关于宋代政治文化基因的深度诊断。本书作者刘广丰以章献刘后摄政时期为核心样本，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揭示了“祖宗之法”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张力、士大夫政治主体的成型过程，为理解北宋乃至整个帝制时代中期的政治逻辑提供了范本式的分析。

《月照崇徽》呈现了“祖宗之法”的活态实践与权力真空的填补逻辑。本书的学术突破首先在于，它没有将刘后的摄政视为对“祖宗之法”的破坏，而是将其阐释为在这一框架下，应对政治困境的一次活态实践与成功范例。作者通过精细的考证揭示，从真宗晚年病重到仁宗幼冲，中枢权力核心出现的“非常”状态，迫使整个统治集团必须在既有的资源中寻找解决方案。刘后的崛起，并非偶然的个人野心，而是宋代为防止唐末五代外戚、宦官专权之祸而精心设计的后宫、外戚、宰执官僚相互制衡体系，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刘后本人的权威，深深植根于其作为真宗皇后与仁宗养母的双重法定身份，以及真宗遗诏“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这一法理依据。书中详尽描述了刘后如何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权力场域之中，她的每一项重大决策，从礼仪活动到官员任免，几乎都伴随着与士大夫集团关于“先例”和“礼制”的反复磋商与博弈。这个过程，恰恰是“祖宗之法”作为一种活的、可被解释和运用的政治资源，在实践中动态演化的生动体现，而非一纸空文。

如果说刘后的摄政是时代提出的问题，那么以吕夷简、王曾、鲁宗道、薛奎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的集体行动，则构成了《月照崇徽》一书所诊断的“切片”中最富活力的组织。书中细致刻画了这一时期士大夫政治主体的成熟过程。他们不再仅仅是皇权的执行者或被动辅佐者，而是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政治阶层，主动参与到帝国最高权力的运作与监督中。

作者通过大量奏议、谏言和朝堂辩论的个案分析，展现了士大夫们如何娴熟地运用儒家政治理念（如“礼”与“名分”）、历史先例（本朝与前代）以及公共舆论，构建起一套能够有效运行的权力机制。书中对吕夷简这一复杂人物的刻画尤为精彩，他既与刘后保持着合作以确保政令畅通，又在关键时刻秉持士大夫的政治原则，展现了宋代政治家务实而富于策略的一面。这种刘后与士大夫集团之间形成的既合作又制约、在动态中寻求平衡的关系，正是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这一政治模式在特殊时期的典型呈现，标志着一种相对成熟的政治文化格局已然定型。

本书的学术视野并未局限于宫廷权力斗争，而是将政治文化的变迁作为更深层的诊断对象。本书清晰地勾勒出在刘后与士大夫共同主导的仁宗初年，国家政治风格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内在转向——即朝着“崇实抑虚”、注重日常行政与内在德性修养的方向回归。这一转向并非偶然。它既是多为科举庶族出身的士大夫群体逐渐占据主流的体现，也是对真宗朝末年政治弊端的反思与矫正。刘后本人在施政中表现出的谨慎、务实以及对财政、吏治等具体事务的关注，务实理性精神与这一时代潮流不谋而合。作者通过对当时政策辩论、官员奏疏乃至士人交往风尚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一种强调“镇浮伪”“劝俭素”“重纲纪”的政治话语成为主流。这种风气的变化，为即将到来的庆历新政中范仲淹等人以“厚风俗、重名器”为核心的政治改革，预先清扫了战场，铺垫了思想基础。

《月照崇徽》以其宏阔的史学视野、缜密的文献考证与深刻的政治文化分析，呈现出了解宋代政治机体健康状态的绝佳“切片”。作者摒弃了简单的褒贬，致力于呈现历史本身的复杂肌理，让刘后、士大夫乃至那些沉默的制度条文都成为有温度、有逻辑的历史行动者。这部代表了当前宋史研究前沿水准的著作，以清晰流畅的叙事，为更广泛的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北宋那座宏大而精密的政治文化殿堂的大门。

《月照崇徽》可视为一份精密的“历史切片诊断报告”，它深入剖析了宋代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展现了士大夫政治主体如何在此特殊时期集体登场，通过礼法、舆论与权力博弈，定型了“共治天下”的成熟模式；勾勒出政治文化向“崇实抑虚”的内在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