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死刑犯靠一块烂木头越狱？你当这是拍《越狱》呢？” 说出来，你可能会不相信，但在1949年4月的南京，真有这么一号人，硬是在枪口下溜了，连看守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那晚的雨，下得又急又狠，像是老天爷替谁哭了一场。下关看守所外，警犬焦躁地来回刨地，喉咙里压着低吼；铁门被风撞得哐哐响，像在催命。可最吓人的不是这些，是死囚牢里，人没了。
铁床冰凉，脚镣扔在墙角，血迹还没干透，地上横着一根湿漉漉、烂得发黑的木条，仿佛在冷笑：“你们不是说插翅难飞吗？”
这人叫范纪曼，名字听着普通，履历却吓死人：明面上，他是国民党军统少将，出入高官酒局，说话带风；暗地里，他是中共潜伏19年的“白桦”，一条情报能改写战局。更绝的是，后来让人闻风丧胆的毛人凤，早年在他手下跑腿时，还得毕恭毕敬喊一声“范处长”。
可就在南京城即将迎来黎明前最黑的那夜，他却被自己人揪了出来，罪名“通共”，判了死刑，天一亮就枪决。所有人都觉得，这回神仙也救不了他了，死囚牢戒备森严，脚上锁着几十斤重的镣铐，上个厕所都有人贴身盯着，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但他偏不信这个邪，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
原来，从死刑判决下来的那一刻起，范纪曼就没合过眼。外人看他病恹恹地咳着，以为他认命了，哪知道他脑子里正飞速拆解整个牢房：厕所和牢房之间有条窄缝，尽头一堵矮墙，两米二，没电网、没玻璃碴，也就是说，这里是唯一的活路。而厕所门口那根垫马桶的破木板，烂是烂了点，可长度刚好，斜着一靠，就是一架“天梯”。
关键是怎么把看守支开，这个问题得仔细思索，如果方法不行，那肯定就是打草惊蛇。
果然，他等到凌晨三点！也就是换班的间隙，人最困、脑子最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行动了。他蜷缩在铁床之上，突然捂着肚子哀嚎：“长官…我肚子绞着疼，快不行了……能不能让我去趟茅房？实在上难受！”
刚接班的苏北看守正打盹，被吵得直皱眉，不耐烦地挥挥手：“快去快回！别整幺蛾子！要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门一开，范纪曼佝偻着背，颤颤巍巍走进厕所。可一转身，动作快得像换了个人，他一把拖过那根烂木板，烂头卡进墙缝，另一头斜抵地面，眨眼间搭出个45度的斜坡，傻子都知道他这是要干什么。
脚镣呢，怎么处理？原来他早有安排，脚镣被他用藏了三天的铁钉，一点一点磨松了铆钉。
他深吸一口气，踩上湿滑的木板。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手心全是冷汗，耳朵里除了雨声，只剩自己“咚咚咚”的心跳，快得几乎要撞出胸膛。他不敢回头，不敢喘气，生怕看守一个转身，子弹就穿膛而过。
终于，他翻上了墙头。雨水劈头盖脸砸下来，冷得刺骨，可他连擦一把的时间都没有。顺着墙外滑下，一头扎进漆黑小巷，身影瞬间被夜色吞没。等看守发现牢房空了、警报拉响时，他早已消失在南京城的雨幕深处，像一滴水汇入长江，无影无踪。
这个事情听着像传奇故事，可它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情…
更让人感到好奇的是范纪曼，在这19年他怎么熬过来的，并且还做了那么大的官，这实在是让人想不通。
原来他在白天得跟国民党高官推杯换盏，笑得比谁都体面；夜里，却要屏住呼吸，把情报缝进公文包夹层，连字都不敢用自己的笔迹写。看到特务抓人，他得皱着眉点头：“该抓，不抓不行。”可转过身，就把被捕同志的名字一个个刻进心里，想办法传出去。
他不敢回家，怕连累亲人；不敢写信，怕字里行间露了破绽；甚至连梦里都不敢喊一声“娘”！因为一句梦话，可能就是几百条人命的终结。这种日子，不是几天，不是几个月，是整整十九年，六千多个日夜，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跳舞。
越狱成功后，他没躲起来养老，也没要什么功劳，而是立刻辗转去了苏北解放区，继续埋头工作。后来年纪大了，有人问他：“老范，你这一辈子，图个啥？差点命都没了。”
他摆摆手，声音轻得像风：“我钻进敌营那天，就没打算活着出来。只要能让”天早点亮，让老百姓少受点罪，值了，一切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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