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靠一块烂木头越狱?你当这是拍《越狱》呢?” 说出来,你可能会不相信,但在1949年4月的南京,真有这么一号人,硬是在枪口下溜了,连看守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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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的雨,下得又急又狠,像是老天爷替谁哭了一场。下关看守所外,警犬焦躁地来回刨地,喉咙里压着低吼;铁门被风撞得哐哐响,像在催命。可最吓人的不是这些,是死囚牢里,人没了。
铁床冰凉,脚镣扔在墙角,血迹还没干透,地上横着一根湿漉漉、烂得发黑的木条,仿佛在冷笑:“你们不是说插翅难飞吗?”
这人叫范纪曼,名字听着普通,履历却吓死人:明面上,他是国民党军统少将,出入高官酒局,说话带风;暗地里,他是中共潜伏19年的“白桦”,一条情报能改写战局。更绝的是,后来让人闻风丧胆的毛人凤,早年在他手下跑腿时,还得毕恭毕敬喊一声“范处长”。
可就在南京城即将迎来黎明前最黑的那夜,他却被自己人揪了出来,罪名“通共”,判了死刑,天一亮就枪决。所有人都觉得,这回神仙也救不了他了,死囚牢戒备森严,脚上锁着几十斤重的镣铐,上个厕所都有人贴身盯着,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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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偏不信这个邪,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
原来,从死刑判决下来的那一刻起,范纪曼就没合过眼。外人看他病恹恹地咳着,以为他认命了,哪知道他脑子里正飞速拆解整个牢房:厕所和牢房之间有条窄缝,尽头一堵矮墙,两米二,没电网、没玻璃碴,也就是说,这里是唯一的活路。而厕所门口那根垫马桶的破木板,烂是烂了点,可长度刚好,斜着一靠,就是一架“天梯”。
关键是怎么把看守支开,这个问题得仔细思索,如果方法不行,那肯定就是打草惊蛇。
果然,他等到凌晨三点!也就是换班的间隙,人最困、脑子最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行动了。他蜷缩在铁床之上,突然捂着肚子哀嚎:“长官…我肚子绞着疼,快不行了……能不能让我去趟茅房?实在上难受!”
刚接班的苏北看守正打盹,被吵得直皱眉,不耐烦地挥挥手:“快去快回!别整幺蛾子!要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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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一开,范纪曼佝偻着背,颤颤巍巍走进厕所。可一转身,动作快得像换了个人,他一把拖过那根烂木板,烂头卡进墙缝,另一头斜抵地面,眨眼间搭出个45度的斜坡,傻子都知道他这是要干什么。
脚镣呢,怎么处理?原来他早有安排,脚镣被他用藏了三天的铁钉,一点一点磨松了铆钉。
他深吸一口气,踩上湿滑的木板。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手心全是冷汗,耳朵里除了雨声,只剩自己“咚咚咚”的心跳,快得几乎要撞出胸膛。他不敢回头,不敢喘气,生怕看守一个转身,子弹就穿膛而过。
终于,他翻上了墙头。雨水劈头盖脸砸下来,冷得刺骨,可他连擦一把的时间都没有。顺着墙外滑下,一头扎进漆黑小巷,身影瞬间被夜色吞没。等看守发现牢房空了、警报拉响时,他早已消失在南京城的雨幕深处,像一滴水汇入长江,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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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听着像传奇故事,可它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情…
更让人感到好奇的是范纪曼,在这19年他怎么熬过来的,并且还做了那么大的官,这实在是让人想不通。
原来他在白天得跟国民党高官推杯换盏,笑得比谁都体面;夜里,却要屏住呼吸,把情报缝进公文包夹层,连字都不敢用自己的笔迹写。看到特务抓人,他得皱着眉点头:“该抓,不抓不行。”可转过身,就把被捕同志的名字一个个刻进心里,想办法传出去。
他不敢回家,怕连累亲人;不敢写信,怕字里行间露了破绽;甚至连梦里都不敢喊一声“娘”!因为一句梦话,可能就是几百条人命的终结。这种日子,不是几天,不是几个月,是整整十九年,六千多个日夜,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跳舞。
越狱成功后,他没躲起来养老,也没要什么功劳,而是立刻辗转去了苏北解放区,继续埋头工作。后来年纪大了,有人问他:“老范,你这一辈子,图个啥?差点命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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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摆摆手,声音轻得像风:“我钻进敌营那天,就没打算活着出来。只要能让”天早点亮,让老百姓少受点罪,值了,一切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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