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就业冰河期：一代年轻人被冻结的青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刘知趣，作者：刘知趣，题图来自：AI生成

2023年12月，日本内阁府正式推出了“就职冰河期世代支援计划”（《就職氷河期世代支援プログラム》），向1993年～2004年间毕业、至今仍未进入稳定雇佣状态的45～54岁群体，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补贴。这一迟到了近二十年的举措，将一段长期被隐蔽的社会创伤重新拉回到公众的视野。

在日本，“就业冰河期世代”（即就職氷河期世代）是一个精确的时间标签，指的是那些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踏入职场、却遭遇企业大规模缩招的整整一代人。

这一代人的困境早已渗入日本的文化。无论是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中靠打零工维生的边缘家庭、村上春树笔下的“悬浮青年”，还是NHK纪录片《无缘社会》中那些与家庭、职场、社群彻底断裂的个体，无不折射出同一个结构性现实：当经济增长停止，最先被牺牲的，往往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据厚生劳动省《大学卒業予定者の就職内定状況》的统计，1992年，日本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正规雇佣率（即签订长期正式劳动合同）为74.3%，到2000年已经下降到了55.1%；同期，非正规雇佣（包括派遣、合同工、兼职）的比例从12.6%攀升至31.8%。

这一断崖式的下跌，不仅改变了数百万日本年轻人的职业起点，更重塑了日本社会的代际契约。

工作机会减少，企业不愿意培养新人

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形成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体系，曾为年轻人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职业路径：入职即稳定，努力即晋升。然而，19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企业盈利持续承压，人力成本成为首要的削减对象，这套机制首先在招聘端瓦解。

1993~2000年间，日本大型企业应届生的招聘人数平均减少了约40%。与此同时，正式岗位几乎只对应届毕业生开放，这意味着一旦错过窗口期，就很难再进入主流职场。

这种“一次性机会”的机制，使得个体的职业命运在毕业时就被锁定。2017年，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发布的《第15回出生コホート調査》显示，在1971~1985年出生的群体中，约有35%的人在30岁之前从未获得过正规雇佣。他们长期在派遣、合同工或者是兼职工作中流动，难以积累可迁移的职业资本。

招聘市场的激烈程度也折射出职场供需的失衡。2003年，东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大型校园招聘会，吸引了约12万名的求职者，而参展企业提供的正式岗位大概只有3000个，竞争比高达40:1。厚生劳动省同期调研指出，应届生平均需要参加20多场面试才能获得一份工作（含非正式），部分年轻人因为长期求职失败而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2010年，日本政府估算15～39岁之间的“蛰居族”（ひきこもり）约有69.6万人，其中相当比例都和就业受挫有关。

企业的用人标准也从“培养潜力”转向了“即戦力志向”，也就是要求新人入职就要能够独立开展工作。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玄田有史等学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经验悖论”：企业只招有经验的人，但正规雇佣岗位的稀缺，又使得年轻人根本无法获得被认可的职业履历。

结果就是大量毕业生被迫进入派遣、合同工或兼职等非正规雇佣轨道。截至2018年，1993～2004年毕业群体中仍有约97万人处于“无业或非正规就业”的状态，平均年收入仅为正规员工的58%。职业起点的落差，就此埋下了长期不平等的种子。

被延迟的社会成年

在日本社会，“就职”不只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完成“社会成年”的关键仪式。拥有了正式的工作，才意味着具备了结婚、买房、组建家庭的资格。当职业身份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时，整个人生的节奏便会随之错位。

IPSS的长期追踪数据显示，1970年出生的男性35岁时已婚率为72%；而1975年出生（即冰河期初期毕业生）的男性，仅仅晚出生了5年，这一比例就跌至58%。女性的趋势更为明显，同期已婚率从63%骤降到49%。婚姻的推迟直接抑制了生育意愿。IPSS与总务省联合推算，1975年出生男性终身未婚率约为28%，女性约为18%，显著高于前一代人。

这种“不敢婚、不敢育”的心态，源于对未来的信心不足。内阁府《青年の意識に関する調査》显示，20~34岁的青年中有72%的人“对未来感到不安”，其中68%将原因归结为没有稳定的工作。

非正规雇佣不仅意味着收入低下，更意味着被排除在了社会保障体系之外。2005年，日本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约合10万元人民币）的劳动者达到546.9万人，占全体雇用者的25%，这一群体被称为“穷忙族”（ワーキングプア）。

以东京为例，2005年非正式员工的平均月收入约为12万日元，在扣除平均房租（约6万日元）和基本生活开支后所剩无几。他们很多人从未加入过雇佣保险或厚生年金，医疗、养老、失业保障严重不足。2008年“雷曼事件”之后，企业首先裁减的也是这部分员工。

日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虽然存在，但申请门槛极高：需要证明无存款、无收入、无亲属支援。很多年轻人因为保留了少量房租或者是水电费而被审核拒之门外。部分失业者被迫栖身于24小时网吧，被社会称之为“网吧难民”（ネットカフェ難民）。

当基本生存尚需挣扎时，组建家庭便成了一种奢望。而这一代人的集体性选择，最终在数十年后演变为少子化与劳动力萎缩的结构性困境。2023年日本出生人口跌破76万，创1899年有记录以来新低。

精神上的创伤和迟来的补偿

比物质匮乏更难愈合的，是精神与心理层面的创伤。厚生劳动省《自杀対策白書》显示，20~34岁男性自杀率在1998年达到了峰值，相比1990年上升了37%，其中“经济与生活问题”（包括失业、债务）是首要诱因。东京大学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长期求职失败者中，抑郁症状检出率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在一个强调“努力就有回报”的社会文化中，就业失败常被归咎于个人的懈怠，日本媒体与公众的舆论也一度将冰河期世代标签化为“低欲望族”“失败的一代”。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冰河期世代的困境也都被视为是社会“过渡性阵痛”，未被纳入到主流政策的议程之中。直到2010年代后期，随着这个群体步入中年，贫困、孤独死、社保缺口等问题集中显现，政府才开始正视其系统性的代价。

2019年，《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才首次承认：“就业冰河期世代因为时代原因未能获得公平机会，国家负有道义责任。”2023年推出的专项支援计划，正是这一认知的政策落地。

然而，补偿来得太晚。大阪大学经济学教授大竹文雄在一次访谈中指出，45岁以上的非正式雇员即便是再培训后，也很难和年轻人竞争那些新兴的岗位，政策效果十分有限。

厚生劳动省《2022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45~54岁的非正规雇员中，32%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远低于270万日元这一维持基本生活的相对贫困线。

而心理创伤还在代际之间传递。京都大学发表于《教育社会学研究》的论文证实，冰河期世代子女更倾向于选择“稳定但低薪”的职业路径，教育期望显著低于同龄人。制度性的机会剥夺，正悄然转化为下一代的风险规避。

不该被遗忘的代价

2025年的日本职场出现了魔幻的反转：企业追着应届生涨薪、发入职奖金，广岛县甚至出现了1个毕业生对应4.31个岗位的盛况。但很少有人提及，这份 “就业繁荣”的底色，是冰河期一代人的沉默牺牲——他们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而不敢结婚生子，导致劳动力缺口不断扩大，才让后来的年轻人成为了“香饽饽”。如今那些在招聘会上被争抢的应届生，或许也永远无法理解，三十年前的同龄人曾为一份温饱工作拼尽全力。

据日本内阁府估算，就业冰河期世代当前约有1700万~2000万人，年龄多在45~59岁之间，其中约100万人至今仍处于无业或非正规就业的状态，退休后将会面临严峻的经济风险。

“在时代的浪潮里，有人被推着向前，有人被留在了原地。”那些在冰河期里打零工、躲网吧、被标签定义的年轻人，他们的青春没有“逆袭”的剧本，只是在时代的寒意中默默承受。

如今，当我们谈论起日本职场的“今非昔比”时，其实也不该遗忘他们。倒不是为了沉溺于苦难叙事，而是铭记一个共识：任何社会转型的成本，都不应该由最脆弱的年轻一代独自承担。

毕竟，没有哪代人的青春，该被时代的冰河彻底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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