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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城在今高台县西北60多公里处,古时又称镇夷,即今罗城乡天城村。该村北靠酒泉市金塔县,东北与内蒙古额济纳旗毗邻,东接张掖高台县,恰在三地交汇处,地势险要,山环水抱,位置十分特殊,在古代具有相当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既是防御外侵的主要边防重地,又是通往北部各地的交通要道,故有“天城锁钥”“龙城古道”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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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城地方不大,城廓四里三分。地处偏远,距张掖240里,但在历代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春秋战国和秦时,为乌孙人和月氏人游牧之地。西汉初,匈奴南下占据河西,天城为匈奴占领。汉武帝收复河西后,为巩固边防,抗击匈奴,曾向天城大量移民,发展生产,由大将霍去病率兵在天城设防。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汉将赵通拜宣武将领,与乌孙在天城石门山后(今井子沟)与匈奴激战7天7夜,终于取得胜利,斩敌首5000余。战后,奉朝廷旨意,赵通留守天城石峡,他率领民众开荒屯田,修筑烽墩,击败了匈奴的多次进攻。可惜他在一次重要战斗中死于酋兵之手。人们在他生前亲手开挖的水井旁立了一块“甘泉济众”的石碑(在今井子沟旁沙坡上),以作纪念。
宋代,天城为西夏地。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于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在天城建置哨马营,属甘肃卫。洪武三十年,哨马营筑城扩建,首设镇夷守御千户所,为军政合一的县级政权,属陕西行都司。到洪武永乐时,镇夷所实驻兵1033名,其中骑兵512名,步兵150名,游兵50名,守望兵321名,减原额190名,又招募兵277名。镇夷所下设百户所12个,百户所下设总旗2个、小旗10个,设有总兵官、都司、游击等职。防御范围东至张家湾界60里接高台,西至桶箍湾界70里接金塔。为加强防务,从石峡口一直筑边墙到高台界。另设有隘口6处,均派兵把守。为防止敌人偷袭,每个隘口前都挖有“坑”;修筑的烽堠有沿边嫩、口外墩、东路墩、西路墩共43墩。这些星罗棋布的烽堠和隘口联成一体,反应迅速,有很强的防卫能力,在当时为抗击外侵,巩固中央政权和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废除卫所制,镇夷并入高台为高台县,镇夷城由绿营兵驻守。自顺治十年至乾隆初年,镇夷驻兵427名,有鸟枪123杆,三眼枪30杆,单眼枪30杆,刀45把。嘉庆以后,由于清王朝军事势力逐渐虚弱,政治、经济日趋腐朽,加之洋人不断入侵,东南战事频繁,镇夷绿营兵开始裁革。到光绪七年时,镇夷只留马兵23名,步兵28名,守望兵26名,马8匹。
民国时,国内军阀混战,各霸一方,民不聊生。为保护城内生命财产,防止土匪偷袭,天城堡训练壮丁50名,农忙时在家务农,闲时受训,遇有检查,则身穿黄褂接受检验。天城在军事防御上的作用已基本失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镇夷改为正义。古老的天城也只留下几座烽墩,一段边墙和镇夷城一角,在向人们叙说着历史的兴衰成败、人世的沧桑悲壮。天城也因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遗址众多,黑河小三峡风景宜人而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自设镇夷守御千户所,驻军和移民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文化渐浸,教化之风盛行。明成化五年(1469年),镇夷所创办社学一所,招收民间15岁以下孩童教授诗书礼仪,始为高台县办学之肇。万历十四年(1586年),明朝大才子杨慎第三子、巡按御史杨有仁奏报朝廷,奉旨创建镇夷儒学,延请肃州学府张鹤任训导,陆策等人为生徒。张鹤和陆策都是洪武年间科举出身,博学多才,执导有方。儒学创设告成,延请南京户部右侍郎、永昌人胡执礼作《镇夷儒学记》,他的文中充分肯定教化之功和镇夷办学之远略:“崇祀育才,偏远之域,不以用武缓焉。镇夷千户所介甘、肃西北隅,经营斯地者,所治竣,即建先师庙,附有学舍,敬应远矣。”
自万历年间到清雍正二年(1725年)镇夷儒学并入高台县学,镇夷儒学共考中进士、恩贡、岁贡、武解元、武举人等184人,其中出任知县15人,县丞8人、知州6人,对一个偏僻的乡村来说,这个数字是令人惊讶的。高台县旧志云:“镇夷风土淳淳,气息刚勇,好骑射,循礼让。”
自明代以来,天城有史记载的文人武将层出不穷。镇夷守御千户所第一任长官叫白刚,他在明初随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有功,被朝廷封为世袭正千户,自此世居天城,他的孙子白兆庆在万历年间考取武举人,后官至北京九门提督,因刚直不阿,得罪了奸臣魏忠贤,被诬陷而死,其事迹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甚广。白兆庆之子白鹤翱、孙白粹世袭武风,都在西北为伍,先后被敕封为昭勇将军。明朝万历年间,第一个考取科举的叫张国儒,后又考取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直言敢谏,参与了正直派官吏王元翰申救案,为重臣萧大亨撰写生祠记。
清雍正、乾隆年间,镇夷人阎相师坐镇边陲,战绩赫赫,一路官至甘肃提督加增太子太保,老年受诏进京,图形紫光阁,列入《国史》,病卒后,乾隆帝御赐祭碑,碑文赞曰:“从征戈壁,威行葱岭之后;跃马崦嵫,勋策凌烟之上。”其子阎御璋、阎溥、阎澍都是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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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天城有四位诗人也值得一提。一位叫阎佩璋,别号梅溪,是阎相师的次子,与龚自珍同代。他自幼习文,能诗工书,后袭家世武风,入武庠,两试不第,而后弃绝功名,隐居石峡,以读书作诗为乐,著有《梅溪诗集》4卷,诗风颇近陶渊明。其子阎汶,亦以诗文名世,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字功力,五言律诗、散文、碑、铭俱佳,著有《折柳集》一卷传世,诗风偏重现实主义,天城村在清末的兵灾匪祸、百姓苦难都在他的诗文中得到了记述。第三位叫蒋佩兰,善七言绝句,诗风明快豪放,辞藻华丽,想象奇特。第四位是贾生琏,著有《梦草山房集》传世,诗风质朴自然,情真意切,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如果把这四位诗人的诗放进清诗选中看,无疑是一股活泼的田野新风。惜乎地处偏陋,时不待人,他们的诗文和英名只能留在地方志中了。
最后,引清代天城诗人贾生琏的一首诗作结:“波平石海虏尘空,尽变桑田垦塞中,五百年来兵革息,居民已是古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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