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犀利观点：美国顶尖大学，对多数中国学生未必是“福音”

饶毅，1962年出生于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著名生物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理学部主任、生物学讲席教授，北大麦戈文研究所创始所长，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创始主任，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在饶毅教授看来，

比起美国顶尖的大学，非顶尖大学更适合中国学生。

事实未必有看起来那么光鲜

一般而言，无论海内外的华人父母，大都简单地认为上顶尖大学或研究生院只会对子女有好处。这当然是有可能性的，有时也的确会发生。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也许发生更频繁——那就是对于大多数华人的孩子来说，上顶尖学校也可能对其造成影响一生的负面作用。

一般国内的人会觉得这种说法令人惊讶，海外华人中也不流传这种看法，原因是绝大多数华人并不知道这是事实：因为绝大多数华人或没进过顶尖院校，或即便进过但也不愿对外讲出全部事实——特别是不令人喜悦的事实；也因为华人父母经常简单地迷信，或臆测顶尖大学的好处。

什么是“顶尖”大学？

首先定义“顶尖”。这里说的顶尖意味着至少在前10名，特别是指那些排在前5名之内的大学。从大学来说，公认的顶尖综合性大学本科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而顶尖的理工科院校也就是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麻省理工学院（MIT）。从研究生来说，顶尖并非仅以学校综合实力为标准，而通常只在某专业领域做到顶尖的系科。

前五名的系科当然研究生总数就很少。美国顶尖的研究生系科中长期以来很少有中国学生，比如MIT的生物系非常强，然而三十多年来应该平均每年接受的中国学生不到1个。我自己念研究生的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三十多年来，其神经生物系恐怕总共招收了不到15名中国学生，其生物化学系估计还不到十名。进了这些系科的中国学生了解情况，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道出事实，导致外界不知情。

就读顶尖学校后

有所为的其实不多

我估计，在MIT、洛克菲勒、哈佛、斯坦福、伯克利、UCSF、加州理工等校专攻生物学的中国研究生不仅人数少，实际上后来的成才率也不高。从事生物学研究的最佳出路通常是做教授，然而上述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以及美籍华人，后来成为美国教授的并不多。

而科学做得很好，包括后来在上述院系成为教授的中国人，恐怕多数不是从这些学校毕业的，而是出自美国那些专业很好但并不最顶尖的学校。

这背后的原因是：美国顶尖系科的研究生院，会有非常好的美国学生前来申请（包括本科在诺奖得主实验室做过研究的），因此它们不仅不积极招收中国学生，而且招收以后也不认为是其研究的主力。

老师关照表现突出的美国学生，在实验科学各学科美国老师常视中国学生为打工仔，不热心与他们讨论科学问题，而多为劳力产出。不仅如此，这些顶尖系科的美国研究生在各方面可能表现非常突出，特别容易令初到美国的中国学生失去信心甚至自惭形秽，从而改变人生道路。

我在UCSF读神经生物学研究生同班共四人。

其中一位的父亲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他本人哈佛本科毕业，还去法国做过一年研究，入学前发表了3篇研究论文。入学后，这位同学课堂上积极发言，每次考试分数都是第一，还对同学很好。

生物化学系一位比我们高几年级的英国学生，来自学术世家，毕业时间比大家都快，他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很快成为全世界细胞生物学教科书中的内容。

生化系还有一位女生长于数学，生物学研究也很突出，后来做过《细胞》杂志主编。

我在哈佛做博士后的实验室里，有一位博士后是冯·诺依曼的外孙，他自己在哈佛念研究生期间发现了一个新的重要的酶（PI3 kinase），在生物学界广为人知。

另一位博士后的父亲曾任哈佛化学系系主任，其兄更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有时当众问我们实验室的老师是否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好像后者是他学生似的。这位同事本科在普林斯顿念物理，硕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生物学专业。如此学术背景，交叉学科的问题应该找谁来谈？

“读顶尖学校容易有所作为”

的误解如何形成

因为美国学生爱自然科学的人不是很多，集中在顶尖系科。这样，在优秀但非顶尖（我们姑且称为“次尖”）的美国研究生系科，美国学生常不如中国学生，所以次尖以下美国系科不仅录取中国学生多一些，而且老师普遍重视中国学生。这些中国学生“自鸣得意”给外界传递出的信息，也是中国国内误认为自己的学生优于美国学生的原因。

不仅学校有顶尖、次尖这种差别，学科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三十年来中国学生成长起来最后成为美国院士的，迄今最多的学科是植物生物学（北大也是如此）：20多位美国的大陆旅美华人院士中有5位是植物生物学家。

其原因并非中国的植物学教育优于美国，而是因为美国农产品长期过剩，美国的优秀学生绝大多数不学植物学，如果选择学生物，大都偏好医学（次为生物医学）。

我们在植物学领域表现突出，是田忌赛马的结果，不是中国人有植物学方面的内在特长，也非我国植物学教育特别优秀。

顶尖的大学本科应该也有这些问题：那里聚集了最顶尖的美国学生，有些功课极端好，有些家庭背景很强。一般的中国人都会因此受挫，所以大部分这些院系的中国学生后来都未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原因是自信心没了。

他们不会告诉父母，更不会写文章告诉大家。在劣势中坚持信心，绝大多数华人（特别是X二代，包括移民二代）都不具备这种心理素质。

美国能源部部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的哥哥Gilbert Chu，当年读小学和中学时考试分数特别高（高到他的两个弟弟都在中小学期间自愧弗如，小弟在没读完高中的情况下就弃学而逃）。Gilbert Chu后来去哈佛念本科，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然后到斯坦福做教授，但他的名字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原因是他后来并未取得特别成就。

而Gilbert Chu的两个弟弟，一个上了罗彻斯特（Rochester）大学，一个读了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都不是顶尖大学，就本科而言，这两所大学甚至连“次尖”也算不上。但朱家的老二和老三却成绩斐然——老二成为物理学家；老三当了大律师，曾创下专利案最高补偿纪录。

当然，并非个个华人都要避免去顶尖大学或研究生院读书，但肯定也不是个个华人只要能被录取，就应该去上顶尖大学。

“富二代”在顶尖大学

一样面临心态挑战

是否富二代在顶尖大学就一定没有障碍呢？美国顶尖大学每年都会专门给世界各地的权贵开特殊渠道，他们的子弟不仅长期富有，而且有些是著名创业者，有些是很多代的主管。中国的富二代、官二代即使不担心父母双规等负面新闻，也不一定能容易做到心态平衡。

当然，本文大概基本无用，因为绝大多数的华人，不仅不了解这些学校对他们的孩子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而且也不愿去了解。

很多父母内心希望通过孩子弥补自己在学历方面的缺失或不足，也有更多华人父母将子女所读大学的名头，当作自己身为家长的“毕业证”，而不考虑特定院系对孩子一生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

上顶尖大学的本科或研究生院，对于大多数华人来说，或许真的不如去上“次尖”大学或研究生院，能让自己获得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