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在对称的世界与不对称的人生之间

【题记】

站在科学和传统的交叉点上，惊才绝艳。您贡献给世界的，如此深奥，懂的人不多；您奉献给祖国的，如此纯真，我们都明白。曾经，您站在世界的前排，现在，您与国家一起向未来。

——202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

2025年10月18日，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能与爱因斯坦、费米等传奇人物直接对话的物理学黄金时代，正式落下最后的帷幕。

物理学定律在对称性中展现着永恒之美，而人生却在不对称的裂痕里折射出复杂的光谱。杨振宁的一生，正是这种宇宙秩序与人间真实的深刻映照——他在理论上追寻最完美的对称，在生命中承载最深刻的不对称，又以毕生智慧将这些看似相悖的维度，熔铸成跨越世纪的生命史诗。

他的整个生命里，写满宇宙的奥秘，也记着故乡的温度；有公式的严谨，也有诗意的柔软；藏着个人的选择，更印着民族的征程。

秋天的清华园，落叶纷飞，以一种自然而庄重的“对称破缺”，告别了它最著名的先生。然而，他所探寻的宇宙对称之美、所践行的生命哲思，早已融入人类文明与民族精神的血脉，永远留存。

理论的对称史诗与生命的漂泊轨迹

“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这短短一句话，是杨振宁贡献给物理学最精炼也最深邃的金句，更是他用半生搭建的科学圣殿的基石。

1954年，他与米尔斯合作提出的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杨-米尔斯理论），为描述自然界三种基本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提供了统一的数学框架，如同为宇宙量身定制了一套“对称法则”。

｜1954年杨振宁与米尔斯关于“非阿贝尔规范场”的论文

这份成就绝非孤立的理论突破，它有更深的意义。1967年温伯格、萨拉姆基于此建立电弱统一理论，1973年格罗斯等人据此发展出量子色动力学，这两项成果均斩获诺贝尔奖，完美印证了他“种下一棵树，长成一片森林”的自评；1975年，他与吴大峻进一步阐明“规范场与纤维丛的对应关系”，将物理学理论与现代数学拓扑学深度绑定，直接推动“量子群”等新数学领域的诞生——这种“物理反哺数学”的跨界影响力，在科学史上极为罕见。

鲍尔奖颁奖文告曾评价，杨-米尔斯理论“已位于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必将对未来几代人产生相类似的影响”，如今它更是支撑现代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核心，衍生出数十项诺奖成果与多个菲尔兹奖突破。

而在高能物理之外，杨振宁的科学视野早已突破“对称”的边界。1952年他提出的“杨-李奇点”理论，首次揭示相变过程中的非解析性行为，至今仍是统计力学研究相变问题的核心工具；他对凝聚态物理中哈伯德（Hubbard）模型的探索，更打破了外界对他“只懂高能物理”的刻板印象。

正如葛墨林院士所言，“他的贡献覆盖了物理学半壁江山”，从粒子物理到统计物理，从理论框架到数学关联，他用全域性的成就，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科学对称体系”。

这份辉煌也凝结在荣誉的星河中——除诺贝尔奖外，他囊括拉姆福德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爱因斯坦奖章等几乎所有国际顶级科学奖项，国际编号3421号的“杨振宁星”，更将他的科学贡献镌刻在宇宙天际。

然而，这位洞察宇宙对称奥秘的智者，自己却一生行走在文化的断层线上，经历着人生最深刻的“对称破缺”。

1957年，35岁的他与31岁的李政道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位捧起诺奖的中国人——彼时他手持中国护照，在颁奖贺宴上深情坦言：“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但冷战时局的阻隔，让他连父亲杨武之寄去的家乡茶叶都无法收到，更别提踏上魂牵梦萦的故土。

父亲那句“这件事打掉了知识界的自卑感，让中国人敢于同西方人一争短长”的评价，道破了这份荣耀背后的沉重。杨振宁成了“东方的西方科学家”与“西方的东方代表”，像“一个永恒的异乡人”，在两种文化间独自漂泊。

直到1971年，美国刚解除对华访问禁令，杨振宁便即刻申请归国，成为中美关系解冻后首位访华的华裔科学家。这个在当时海外华人科学界充满争议的决定，在他眼中却是“必须完成的使命”——当双脚重新踏上北京的土地，看到熟悉的胡同与笑脸，他动情慨叹：“我的身体里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

此后数十年，他往返于中美之间，用演讲、著作向世界介绍中国，更在1979年主持欢迎邓小平访美的宴会，公开呼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以海外华人领袖的身份助力国家统一。

2015年，他正式放弃美国国籍；2016年，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将清华园的寓所命名为“归根居”——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为他一生的“漂泊不对称”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完成了从“异乡人”到“归乡人”的精神对称。

科学之美的纯粹与历史选择的重量

杨振宁对物理学之美的追求，近乎一种信仰。他曾精准划分物理学的疆域：“实验、理论和现象学，其中现象学最美”，沉醉于从复杂实验数据中提炼简洁数学结构的过程——这种对形式完美的执着，与他在《美与物理学》中描绘的“崇高感、神圣感”一脉相承。对他而言，科学探索不是冰冷的计算，而是灵魂与宇宙秩序的盛大共舞，每一步推导、每个公式，都必须踏在韵律与美的节点上。

但这位追寻极致美感的科学家，终究要在动荡的世纪中，承载历史选择的重量。他人生最富戏剧性的“不对称”，莫过于与挚友邓稼先的路径分野。

1948年，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获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经费米与泰勒推荐加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自由的学术殿堂中探寻宇宙奥秘；而邓稼先则在1950年毅然归国，隐姓埋名走进西北荒漠，为国家铸造核盾牌。历史的洪流将两位从西南联大时期便相知的挚友，推向了两条看似平行的轨道：一条指向人类知识的无尽前沿，一条系着民族存续的生死线。

1971年的北京重逢，成为这段情谊最动人的注脚。杨振宁按捺不住心中的疑问，向邓稼先求证中国原子弹是否有外人参与——邓稼先恪守纪律未当场回应，却在请示周恩来后，亲笔写下一封信，派人送往上海交到杨振宁手中。信中那句“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让在喧闹招待会上的杨振宁瞬间泪崩，不得不离席至洗手间掩面痛哭。

这泪水里，有对民族力量的震撼，有对挚友牺牲的心疼，更有对两种选择的深层共情——他深知，自己在实验室里追求的“科学之美”，背后是邓稼先们用青春与健康守护的“家国之安”。

邓稼先临终前，在病榻上留给杨振宁的话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这句跨越时空的约定，成了杨振宁后半生的精神坐标。

2024年在邓稼先百岁华诞演讲中，他动情地回应：“稼先，我懂您‘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您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您‘共同途’的瞩望。”这句对话道破了“共同途”的真谛，无关路径是否对称，而在于对真理的追问与对民族的赤诚。

杨振宁以科学成就重塑民族自信，邓稼先以生命铸就国家屏障，两人最终在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中完成了生命的对称——正如实验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先生所言：“中国人在国际科学上有建立不朽之功勋者，乃自杨振宁始”，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诠释了“爱国”最本真的模样。

｜1972年杨振宁与王承书（左一）、张文裕（左二）、邓稼先（右二）、周光召（右一）于北京

时间的破缺与文明的传承

在物理学中，对称性的自发破缺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杨振宁的人生，恰是时间轴上最生动的“对称破缺”样本——他既是物理学黄金时代的“最后见证者”，也是中国科学新时代的“最早引路人”，这种独特的双重身份，让他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关键坐标。

他是那个“英雄诗般时代”的亲历者与记录者。师从费米时，那句“年轻人应多解决简单实际问题，而非沉溺深奥理论”的教诲，他恪守终身；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短暂交流，虽因紧张未能清晰记忆细节，却让他成为少数能与“物理学神话”直接对话的人。

从西南联大时期在防空洞里坚持听课，到普林斯顿与顶尖学者碰撞思想，他亲历了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的理论革命，见证了现代物理学体系的建立。

他的离去，意味着那道通往物理学黄金时代的门，被轻轻关上——此后再无人能像他这样，带着亲身经历，向世人讲述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

而在“见证过去”之外，他更以“不对称”的时间投入，完成了“开启未来”的使命。2003年12月，81岁的杨振宁由纽约石溪迁回北京清华园定居，出走半生，再次回到了自己读书和成长的地方。

2004年9月，82岁的杨振宁站上清华第六教学楼的讲台，面对100多位大一新生的稚嫩面孔，从秒、光速等最基础的物理概念开始讲授《普通物理》，从此开始了他“育苗人”的新角色。

他拒绝使用PPT，逐题批改作业，他将清华高等研究院打造成国际一流的学术高地，亲自引进大批顶尖学者。2021年5月，他捐赠2000余件珍贵文献设立“杨振宁资料室”，其中包括与爱因斯坦的通信、规范场论原始演算稿，为后人留下“看得见的科学史”。

他的“传承”远不止于校园。1980年，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设立“对华教育交流委员会”，十余年间募集资金资助近百位中国学者赴美进修，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为“两弹一星”工程、量子通信等领域的中坚力量；1992年，他协助设立“求是科学基金”“何梁何利基金”，2018年又共同发起“科学探索奖”，构建起覆盖青年学者、资深专家的完整资助体系；他还推动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机构，为香港中文大学促成数学科学研究所的成立，织就一张全国性的基础科学研究网络。

更难得的是，他始终以战略眼光为中国科学“掌舵”。2016年，他撰文反对建造超大对撞机，直言“高能物理盛宴已过”，主张将经费投向更迫切的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这种“敢说真话”的态度，被朱松纯赞为“当代缺失的科学精神”。

早在1972年，他便向周恩来总理提议“重视基础科学”，直接推动中国科学院恢复理论物理研究所；1997至2005年间，他八次致信中央领导力推自由电子激光研究，最终促成上海、合肥等地相关装置的建成，为中国在先进光源领域抢占先机。

他在《曙光集》序言中写道：“中华民族终于走完长夜，看见了曙光。我85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如今，天已大亮，他亲手推动的曙光，正照亮中国科学的征程。

人文的温情与哲科的共生

杨振宁的伟大，从不只在于公式与理论的严谨，更在于他让科学拥有了人文的温度。他热爱古典诗词，用苏轼“与君世世为兄弟”形容与李政道的早期合作，用杜甫“文章千古事”概括学术追求；他将人生比作“一个圆”，从清华园出发，经世界舞台最终“归根”，“归根居”的命名、书房窗外四季更迭的树木，都是他对“不对称人生”的诗意和解——春天的嫩芽总在相似位置萌发，却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恰如他在规范场的对称框架下，活成了独一无二的生命样本。

他始终相信，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的双翼”。晚年接受采访时，他曾说“物理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宗教”，这种对终极问题的思考，让他的科学探索不止于技术层面，更触及精神内核。

而他对家国的深情，也总藏在这些细腻的人文表达里：回国后重走西南联大旧址时，他驻足良久；看到清华园里的年轻学子，他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模样——这些瞬间，让他从“科学巨匠”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先生”。

巨星已然隐去，但他划过的轨迹定义了整个天空。杨振宁用百年人生，完美诠释了“对称与不对称”的深层哲思。

他在理论中构建宇宙的对称法则，却在人生中接纳漂泊与选择的不对称；

他用科学成就填补民族的“自信缺口”，以教育传承消解时间的“破缺”；

他让严谨的公式与柔软的诗意共生，让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复兴同频。

当繁星升起，我们仰望夜空，会想起这位在对称世界与不对称人生之间架起桥梁的智者。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杨-米尔斯方程的深邃、宇称不守恒的颠覆，更是“宁拙毋巧，宁朴毋华”的治学态度，是“千里共同途”的家国情怀，是在破缺中追寻圆满、在差异中构建和谐的生命启示。

正如2021年度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所言：“您贡献给世界的，如此深奥，懂的人不多；您奉献给祖国的，如此纯真，我们都明白”——这便是杨振宁，一位用一生诠释“美”的科学家，一位在宇宙与人生之间，活成了永恒坐标的世纪先生。

最后以挚友曹圣龙先生的一首《鹧鸪天》致敬杨公振宁：

弱场初开见太清，沧溟自此启新程。

孤心探尽星云律，万象深藏不对称。

天宇裂，范式更，丹襟留取宇寰惊。

今公跨鹤归星汉，独剩高碑矗晚汀。

No.6583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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