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诺奖、爱情，杨振宁的三个人生维度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去世，享年103岁。

一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三河镇一个书香门第。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是一位数学家，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曾任教于清华大学。杨振宁在清华园住了八年。抗战后，他们一家辗转到昆明。

据杨振宁自述，幼时母亲曾教他认识了大约三千个汉字，私塾里学过背《龙文鞭影》。后来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他英文字母“abcde……”；当然也教了他一些算术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教他唐诗与历史文化知识，还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他《孟子》。

杨振宁九、十岁的时候，就已显现出极强的数学能力。“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和E.M.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尔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但杨武之不赞成他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年，杨振宁报考了西南联大的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杨振宁受父亲影响甚大。晚年他仍不停地回忆父亲杨武之。在《曙光集》中，他回忆说，他一直忘不了1945年8月28日那天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

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杨武之在1957年、1960年和1962年，三次飞往日内瓦，与杨振宁团聚。一方面他希望杨振宁能回国：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杨振宁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1964年春天，杨振宁加入了美国籍。对于这件事，杨振宁说，“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父亲）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二

杨振宁一生有三个最重要的学术贡献，都是他在青中年时期做出的：1956年2月22日,李政道和杨振宁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1954年10月杨振宁和罗伯特·米尔斯提出杨-米尔斯理论（又称规范场理论）；1967年杨振宁提出一维量子多体系统的自洽条件，该条件后来被命名为杨-巴克斯特方程。

尤其是宇称不守恒定律，最为人们津津乐道。杨振宁将他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归功于吴大猷教授的引导。他回忆说：1941年秋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他去找吴大猷教授，得到一本《现代物理评论》，吴大猷叫他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杨武之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给了他一本《近代代数理论》。杨振宁从中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这对他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

1957年，因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杨振宁和李政道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比李政道同样出自西南联大，只不过杨比李高两届，李政道初到美国时，杨振宁已是芝加哥大学的助教了。当时，杨振宁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来到芝加哥大学后，李政道在费米门下读博士。师出同门，又在同一所大学，杨振宁和李政道很快熟悉起来。

李政道博士毕业后，于1950年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此前，杨振宁已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他找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出面，邀请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一起作研究。这是他们合作的开始。

之后，李政道去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杨振宁则继续留在普林斯顿。两校相距不过五十英里，所以两人约定每周见一次面，讨论物理学难题。从1955年开始到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一共合写了三十二篇论文。1956年，他们合作发表了《在弱相互作用之下宇称守恒的问题》的论文。这篇论文造成了科学概念上的一次革命，他们因此在1957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于自己的获奖，杨振宁说，“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但后来，二人关系开始破裂。他们的矛盾焦点在于究竟是谁首先独立提出“宇称不守恒”这一具有突破性的思想，也就是说在这个工作中，谁的贡献大。

这件事也传到中国来，一次，周恩来问杨振宁：“杨教授，听说你和李政道教授不和，有没有这回事?”杨振宁说：“有的。”中国方面试图缓和两人关系，甚至在1980年组织了一个粒子物理学术会议，希望两人握手言和，但两人并未因此和解。

直到2000后，两人还就失和原因争执不休。这已不仅仅是个人间的恩怨问题了，而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需要科学史家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三

改革开放前，杨振宁曾6次回国。

1971年回国，杨振宁提交了一张想要会见的人员名单。列在第一位的，就是邓稼先。

邓稼先与杨振宁是世交，又是西南联大的同学，两人先后留学美国，1950年邓稼先获博士学位后回国。1964年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后，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杨振宁一眼就认出了邓稼先。

当时邓稼先正在青海基地受批斗，周恩来批示他回京见杨振宁。后来邓稼先夫人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

见面时，杨振宁问了邓稼先一个一直萦怀的问题：美国报刊都说，琼·希顿（中文名寒春）参加了中国的原子弹工作，是这样吗？邓稼先说，据他所知没有，但他需要去证实一下才能答复。

杨振宁回美国前一天，接到了专人送来的邓稼先的信。信中说，自己已证实，除了1959年底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中国的原子弹工程中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

看完信，杨振宁流泪了，离席去了洗手间。事后他多次自问，为什么会那样震动？他觉得，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有为自己的民族终于强大起来了而感到的自豪，有为朋友做出这么大贡献而感到的骄傲，是不是也有为自己没能参与这样永载史册的盛事而感到的懊悔呢？他自己也分析不出来。

1973年的一次访华，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谈起了基本粒子结构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杨振宁见到了邓小平。他提了一个建议，希望中国把国防科技功臣的名字公布出来。邓小平是一个非常务实而且直接的人，他问，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杨振宁答道，国外都已知晓，反而中国内部神神秘秘，国防科技条件很艰苦，苦熬一辈子却被湮没会打击年青一代投身这个领域。几年后，邓稼先等人浮出水面，接受褒奖和宣传。杨振宁认为这或许与自己的建议不无关系。

在2003年之前，清华大学一直积极联系杨振宁，劝其回国，允诺可由其依照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体制创建清华高等研究院，继续其科研理想。中央政府拨付专款在清华园修建的“大师邸”早已落成，后又在清华科学馆为他专设了办公室，他的父亲曾在科学馆一楼办公过，这样的安排具有吸引力。

杨振宁卖掉自己在美国纽约的一处大房子，向清华捐了100万美元。他把诺贝尔奖金的一部分，也捐给了清华。在清华的年薪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他分文不取，捐给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一直坚持他所倾力的基础物理学的科研。

2015年，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之后从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四

杨振宁百岁人生中，有过两次婚姻。

在第一次婚姻前，杨武之像大多数家长一样，希望他能早点结婚。他甚至托胡适关照身在国外的杨振宁找女朋友的事。见面后，胡先生对杨振宁说：“你们这一辈比我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杨振宁第一任妻子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杜致礼是1944年到1945年杨振宁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但当时他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他们又偶遇，杨振宁认为，“这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两人于1950年8月26日在普林斯顿结婚。

胡适后来到杨振宁家做客，见到杜致礼，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杨振宁和杜致礼的婚姻十分美满，他们共育有二子一女，都学有所长。2003年10月，杜致礼因病去世。

杨振宁第二次婚姻是和翁帆。杨振宁回忆，他是通过电话向翁帆求婚的。杨振宁说，年龄的差异也有正面的影响，可以使得彼此对于不同时代的认识叠加，增加了两个人的视野。两人结婚之初就曾谈及再婚，翁帆当时不高兴地说“我当然不会，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杨振宁则说，人生非常复杂，没有绝对的对与不对。赞成你将来再婚，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讲的，年纪轻的杨振宁，希望你不再结婚。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据《翁帆编译杨振宁文集：曙光集》《名人传记》《中国新闻周刊》等整理

资料来源：

《翁帆编译杨振宁文集：曙光集》

《杨振宁回忆改革开放前的6次访华》，黄卫 宋春丹，《中国新闻周刊》2016.20

《杨振宁与李政道失和之谜》，阿门，《名人传记》2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