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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天,贾梦玮都会跑步。沿着他的住处出发,用步幅、步频和配速丈量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南京。
春雨冬雪,秋日的风使得梧桐叶变黄又飘落,四季在城市里流转,街边的景物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年即将过去,如书写到了纸张的最后一行,翻过去,此刻就为金陵的人文故事再添一页。每天迈步在上面,倾听这些故事,也倾听自己的呼吸,在两者交融时,所有的声音反而寂静下来,如同心流,贾梦玮用文学倾诉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对空间的感受、对时间的感受。
在贾梦玮的散文集《南都》里,金陵古都的各个地标,开口与这位跑者对话。大报恩寺、拉贝故居和美龄宫等建筑自带历史气息,被带到读者眼前时犹勃勃跳动。在《红颜》里,他关注散落在历史褶皱处传奇女性的低语和呐喊。在今年新出版的《往日情感》里,他以时间为坐标轴,以情感为标注点,以故乡为参照数,邀请行色匆忙的人们坐下,和他一起寻找内心深处的水源,去思索人生的得到、失去,和那些“听了妈妈的回忆,我怔怔的,良久无言”的瞬间。
在采访中,贾梦玮提到一件事:很多年前,当贾梦玮研究生毕业留在南京《钟山》当文学编辑的时候,他来上海拜访作家王安忆。文坛前辈对当时还年轻的贾梦玮表达了担忧,他回忆:“王安忆很担心地看着我,觉得我在大城市生活会很困难。”
“你当时不是有文学编辑这份工作吗?”
“正是因为我是文学编辑,所以她才替我担心。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挣不到什么钱,我留在南京,她担心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在省会大城市立足可能会遇到不少困难。”
“你回过头看,如何理解前辈的担忧?”
“她说得没错。从事文学编辑是挣不到什么钱。但通过努力,我在南京生活下来了,也从没想过换个行当。你可以说我死脑筋,也可以说,我很坚持。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生存能力比较强,怎么样都能活下来,还有就是,永不自卑。”
“如何理解‘永不自卑’?”
“不论遇到他者还是境遇,我都用文学的方式理解、关心,与之平等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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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梦玮,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钟山》主编,《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江苏省作协散文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代表作有:散文随笔集《往日情感》《红颜》《南都》等。作品曾获第四届丰子恺散文奖、第八届汪曾祺文学奖、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等。
【一】
上观新闻:说到平等对视,看您的文章时,我会留意这个有意思的视角。比如您写史书中的古人,卧龙岗上的诸葛亮,花洲书院里的范仲淹,从王鳌写到柳亚子,您写道:“那些曾经鲜活的文人志士对家国的情思、知识的专注、教学的投入,其人格与文格依然回响在历史长廊之中,共同构筑起民族的精神气脉。”写着写着,就开始进入那个时空,和古人开始对话,甚至,以一棵古树的视角开口说话,仿佛您穿越进入它存在的场景,把它换成了你,然后把你换成了我。
贾梦玮:对,我在写作时有这种冲动,想与古人对坐交谈,但同时它也是一种事实,因为历史中的人物并不是简单在课本和博物馆里存在,它就是活生生和我们的生活发生着联系。
我是江苏东台人,北宋时期,晏殊、吕夷简、范仲淹三宰相,曾先后在这里担任过盐官,被东台人称为“三宰相”,其中的范仲淹曾任东台的盐仓监。他上任后,看到唐代留下的海堤已经年久失修,无法再抵御海水的泛滥,因此他下决心修筑海堤。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海洋有其不可抗力,一旦海水决堤,官员会被贬斥问责,但范仲淹还是下决心带领官民克服重重困难,最后筑成一条100多里长的捍海堰,后人就称它“范公堤”,这在我们东台是妇孺皆知的。如今在东台市的范公堤遗址公园里,还保留着一段宋代的堤身,边上的石碑上还刻着 “宋范文正公筑”。
范公堤以西可以种水稻,以东因为土地含碱多、淡水少,因此不能种水稻,我们家在范公堤以东,过去只能种玉米和棉花,在我小时候,我印象里都是河西的人带着大米到我们村里,我们用其他作物与之交换。
上观新闻:您也曾下田摘过棉花吗?
贾梦玮:我能胜任所有的农活。在我少年时代,农家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对匮乏和贫困的。我谈恋爱时,当时的准丈母娘对女儿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嫁给出身乡下的人。婚后我太太第一次跟我回我老家,一看,彻头彻尾的农村。当她母亲发消息来问情况时,我太太发了好长一段文字去,就说贾家的景色真不错,写了一大段田园牧歌如何美,环境空气如何清新。
等我们有了孩子后,我老家的经济条件已经改善许多了,我有一次把两个小孩都带回老家。他们看到我过去读书的角落,那是我用简易木板搭起来的,因为久远没人使用,已经落满了灰尘。我让孩子们在我曾经的书房留个影。拍完照后,我问他们:“这儿怎么样?”我家老二说:“爸爸,你当时太苦了,你为什么不住五星级酒店呢?”我终于知道,散文家不可忆苦思甜,因为你的苦和甜如果不和读者产生关联,就是无效的。在散文家这里,所有往昔的酸甜苦辣,都应酝成酒酿成蜜。
上观新闻:那可能只能和您父母再说这些往事了。
贾梦玮:我不会给我父母看我的文字,因为一看,我妈就要忆苦思甜,眼泪就要下来了。她有时还会觉得伤心,问我是不是觉得我小时候过得太难太苦了。
我们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这代人中,初中毕业后辍学回家务农的人极少。我父母家的十几亩田里除了有牛帮忙,完全没有机械化的设备,一切都需要用我们的双手来干。风吹过稻谷的时候,我独自背着一个收音机,听着里面传来的各种节目的声音⋯⋯然后一有空就刻苦看书。
上观新闻:模模糊糊向往一个来自平行世界里的远方的声音吗?
贾梦玮:对。但这也是我内心的声音。
上观新闻:我看到您在谈到《往日情感》时曾说,今天的每个人,都由“往日情感”所造就。但往日情感常常被遮蔽、扭曲、异化、遗忘,散文家某种程度上所从事的就是“往日情感”的“考古学”,还原真相,重现往日情感的丰富性、多层次性,这是散文家的职责和主业。现在你带着孩子们,或者带着你新出版的书回老家时,算不算对“考古挖掘现场”的抵达?
贾梦玮:写《往日情感》这本书,断断续续用了我二十五年,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我从青年到中年,而所写的内容,又一直回溯到我童年,可以说,这里头涵盖了我半个世纪的所思所想,是以我为样本的微观生活史变迁记录,我描写的一些景物可能变化了,但那些情感依旧鲜活。
上观新闻:我尤其喜欢《摇篮》这一篇里写到的对父母之爱和对孩子“粗粝又细微”的精妙感情的捕捉。
贾梦玮:佛教说,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如空瓶取物,也就是把东西放入瓶子里装了一下又拿走了。活了七十二岁的焦山师体禅师临终时说:“七十二年,摇篮绳断。”佛家讲究断舍离,一切都要放下,但即便是出家人,也会思念自己的父母。父母给的摇篮一旦坠落了,那也许才是最后的空。
上观新闻:用“摇篮”的意象来比喻父母给予的生命,用系摇篮的绳子来比喻与人世间的羁绊,这句话特别动人。
贾梦玮:人类的感情看不见摸不着,但那才是支撑人类前行的动力,不是吗?有家,本质上是一种感受。父母所在之地,父母所在之邦,就是故乡。而确认故乡,就是确认往日的始发站。
哲学家诺瓦利斯说,哲学是一种“思乡病”,时移世易,故乡有些景物可能已经变化或消失了,但“正因为无形无声的,才是永不磨灭的,因为这些已经沉淀至心底、融入生命”。顺便说一句,在父母家我曾劳作过的那片田里,现在不种棉花了,现在你去看时,那里已被商家承包,种满了玫瑰。
【二】
上观新闻:能感觉您是个慈父,是不是从来不对孩子发火?
贾梦玮:我父母对我特别宽容,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不论我小时候叛逆,还是后来考上硕士和博士,他们一直表示支持。愁眉苦脸的父母养不出成才的孩子。在这样家庭长大的我,自然也从来不会打骂自己的孩子,但我有时候也会发火。有天我对我家老二发了脾气,事后我有些过意不去,放学我去接他时,略带愧意。我家老二走出校门看到我时,一怔,但我们马上就和好了。我没有用语言向他道歉,但我们相视一笑。
上观新闻:散文家的感受非常细腻和敏感。但在阅读您的文字时,也能感到您是个冷静的观察者。我看到您在《地铁上也有生离死别》里详细描绘了您在各个城市地下交通网络的观察所得,像一部文字的纪录片,或者说,一篇人类社会学家的观察笔记。
贾梦玮:散文家要会落笔写,但比写更重要的,是会看——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或者在人人都能看到的东西上看到新的角度,或者在大家都看到的角度里找到新的深度。所以散文家不仅是生活的参与者、旁观者,更是社会的观察者、分析者。要对身边的一切怀有感情,学会共情,才能笔下有情。
丁帆老师说《往日情感》是哲学和文学的合作,是情与思的结合,我想我一头扎进时间的河流,越是奋勇向前,就越是被暗流推回岸上,我想要的就是去感受往日情感那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波动的存在。
上观新闻:您说“时间是一种掠夺,也是一种沉淀”。时间代表了失去,人在面对失去时的无奈和震颤,唯有文字能钩沉,这个打捞过程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重现和获得。说到“在大家都看到的角度里找到新的深度”,我看到您在写作时,也会有意识地使用地方志,比如《澄江府志》,由此增加了文章的厚重和层次。
贾梦玮:我在读研究生前曾在东台参加过地方志的编写,因此特别喜欢看史志材料,这真是一个历史长河的宝库。由此说到与我家族有关的一段往事:我的母亲小时候因为家贫,被亲生父母先后送给三家人抱养。她的第三个养父,待我妈特别好,让她第一次感到了被宠的滋味。我妈后来一生都只管他叫爸爸,管自己的亲生父亲叫“老头”。但在她六岁时,这个待她特别好的养父被五花大绑继而活埋。养母成了寡妇无力抚养我妈,于是我妈又回到亲生父母身边长大,此后一生,她都对这个短暂照亮了她生命的“养父”念念不忘——直到我在地方志里找到了这位“养外公”的资料,才拼凑出历史的真相。原来他是中共地下党的大队副,1947年和大队长一起被国民党杀害。这种战争的残酷我过去只是从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看到,但母亲的讲述,和我的查阅,给了我切肤的感受,我好像能站在年幼的母亲身边,和她一起感受目睹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被拖走杀害时的痛苦,这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并不发生在远方宏大的场景里,而就发生在我的村庄里、发生在我个人家庭的生命的上游,这种“贴近”,要求我必须把一切写下来。
我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历史的软成本》。面对未来,我们需要从往昔推演人类行为的模式。历史学家更多是客观记录历史运作的物质成本,忽略那些软性的成本、那些关于情感的成本。成千上万的个体,落在书本上就是一个数字。即便史学家写下了大人物的决断,也不会写大人物的日常。但在大历史进程当中,每个个体都有日常,有喜怒哀乐,这些也是历史非常重要的成本。
人类的情感、眼泪、欢笑、恐惧和爱,需要被持续地表述、存盘。不了解这些就不算彻底了解历史,忽略这些就会使我们无法把握未来的方向。
文学家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些成本白白消失不见,就是要记录历史的软成本,就是要从往日中淘沥出力量,为我们构建出一个面对往日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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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颜》《往日情感》,贾梦玮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三】
上观新闻:人对彼此,都有许多误解和投射,真正能把对方还原成人来看,其实是不容易的。
贾梦玮:何为人?有人说,人可以通过性别划分、工种划分、年龄划分。人可以是种粮食的人、造汽车的人、扛枪的人。不过在文学家的世界里,对人的理解有更宽广的范畴,一个被判了死刑、剥夺了政治权利终身的人,也可以是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所以我常说,只有在文学面前、作家笔下才是人人平等。一个文学家,应该是一个天生对人的命运敏感的人。
上观新闻:这也是您在另一本随笔《红颜》里述及翟叔隗、班婕妤、西施、虞姬、吕雉、陈阿娇、卫子夫、独孤皇后、武则天、孝庄、慈禧等一系列中国历史上的传奇女子的人生故事的原因吗?在《红颜》中,您将女性“提升到大写的人的层面,放入历史情境重新加以审视,给予了一直被曲解和无名化的宫廷女性角色应有的尊重”。这份引为知己的尊重背后,您试图通过这些女性的悲欣交集表达什么?
贾梦玮:我关注的不仅是这些女性的传奇经历,我更关注如何用文学的方式理解她们的境遇。史书和新闻,可以告诉你事物是怎样发生的。文学却追问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发生的。
班婕妤、西施、虞姬、陈阿娇、上官婉儿、杨玉环等被外部的历史要素裹挟而去,总有种种身不由己的无奈。吕雉、独孤皇后、武则天、孝庄、慈禧都是“大女主”,渴望紧紧抓住自己的“主体性”,但在专制政权下,她们的人生又注定是悲剧。写作到最后,是在观察后有批判,在理解后有悲悯。
上观新闻:像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那样,写她们,也是在反观自身吗?
贾梦玮:散文家笔下的所有人物,都可以是他自己,在追问人物命运的过程中,就是在拷问自己,也在描写人物精神的时候,审视自己。散文家投入历史,追问往昔,最后都是在确立一个自己。我今年年底或明年初还预备出一本新书,就叫《人境》,结庐在人境的人境。
上观新闻:我读到苏童写您是单身青年编辑时,“常常睡在编辑部的行军床上,做着青年编辑该做的各种事情,生活忙碌而零乱⋯⋯趁着栖身(编辑部)颐和路2号的机会,会经常骑车从那青砖门洞里出去,在四周到处转悠”,他见证您曾“独自瞻仰沿途的每一栋老房子,瞻仰过后是甄别,甄别过后是搜集历史,记录下来——这种写作的发生,属于因地制宜,也属于随遇不安了”。似乎这种始终保持打量、思考和记录的习惯从未在您身上淡去。
贾梦玮:江苏的土地上充满历史和人文往事,你步行经过的每一幢建筑和地标,都是和前人的脚步交叠。阅读建筑是一种遇见,和阅读书本时的明心见性一样,帮助你了解环境、了解历史、了解古人、了解过去,最后是了解自己。就像你在自己的人生境遇里遇到的每一个人一样,都会教给你一些益处。
上观新闻:不论遇到的人是好是坏?
贾梦玮:对。遇到值得的人,让你感谢;遇到坏的人,也增强你日后识别坏的能力。而且最终,你增进了自我内在的成长。就像苏童说的“往日情感永远需要书写,为了纪念我们的往日,也为了眺望我们的未来”。
评论:
琥珀与心灵史
湖北省作协主席 李修文
“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作家贾梦玮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往日情感》与《红颜》,书名已有大旨谈“情”之意,出现在书中的,比比皆是情字。赤子之情、舐犊之情、知识分子之情、古往今来普罗大众之情,如同一条隐秘而伟大的河流,连缀且贯穿于作家对历史的凝视、往事的追忆以及对传统、时代、人性的连番叩问之中。作家披沙拣金,以文字将其打捞、勘察、封存,其结晶或可称之为情感的琥珀。
作家对此并不讳言,甚至是和盘托出——“情感的力量是所有的力量中最大、最持久的”,他在《往日情感》后记中如此诠释题目:“回忆之于个人,正如历史之于人类。文学的回望,除了哲学的意义外,还是要从往日找到情感的支撑,以此获得前行的力量。”书中所见,那些支撑与力量,或来自在卧龙岗凭吊的诸葛亮,“知遇之恩与忠信之义,乃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中所熠熠生辉者”,或来自在花洲书院思忆起的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也可以来自那一张张中国乡村表情,“如果是安适、从容的⋯⋯我才觉得它是真的美”,还包括童年往事里妈妈做的鞋样,丢失在岁月深处的一只名叫小白的狗,还可以来自那些松竹梅与银杏,乃至一棵古树与一片竹海。
凡此种种,最终汇成散文集中那个完整、独特且无比率真从容的“我”,这些文字因此具有了一个人的心灵史的意味。这不由让我想起王尔德在《意图》(1891年)中的话——说的虽然是批评家,但对于《往日情感》这类学者散文而言,也极为妥帖——“这才是最高层次批评的本质:是对自我灵魂的记录。它比历史更精彩,因为它只涉及自己。它比哲学更可喜,因为它的主题具体而不抽象、真切而不含糊。它是自传的唯一文明形式,因为它处理的不是事件,而是个人生活的思想;不是生活中行为或环境的有形时间,而是心灵的精神气氛和想象激情。”
某种意义上,作家用散文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情与思交织的现实,情感的琥珀也由此拥有了具体而微的形态与细节。无论是都市地铁内狭路相逢的芸芸众生,“地上跟地下都有人生的十字街头”,还是千年宫墙内寂寞凋残的薄命红颜,“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忆卿”,既是作家观照审美的对象,也是作家的无数化身,承载其所思所想。尤为令人动容的是,在名篇《此岸》中,法国阿维尼翁修道院门里门外的男女、南京兜率寺的母子、江西葛仙山顶的年轻道士与他电话里的女孩,三对不同时空的人物次第现身,尘缘仙缘,此岸彼岸,可说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末了作家却说:“我牵挂他们,也是牵挂我自己。”三个场景,在人生不同阶段里亲历,并为之感动、牵念,最终诉诸笔端,这本身就是一段奇缘。因着作家的善感与共情之心,这些浮世赶路人得以在文字里重逢,一个空灵蕴藉的时空,在纸上化为永恒的存在。
如你所见,作家一时与文人先贤御风同行,隔空举杯,一时又为江山美人鸣冤翻案,重新画眉,最是温厚的,莫过于看别人时,深情无限,轮到内视己身,则又颇多反省自警,这样的态度与书写总是让人生出信任与感佩。贾梦玮在一些访谈里提及,散文作品都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作品中描写的那个主人公,一个是散文家自己。对于作者而言,既要审视描写对象,也要审视自己,但是归根结底,“写他人就是写自己,写自己是为了他人”——仍是在自己创造的那个文学时空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明月自然无言,不过是自己起舞弄影。
《往日情感》与《红颜》的可贵,也正是在这些俯仰可见的宽厚处、深情处,既“把别人还原成他自己的深情”,又忠实记录作者主体心性的求索与坚守。在一篇题为《历史的“软”成本》的文章里,作家早已指出,历史学家记录的是王朝更迭的物质成本,而文学保存的则是软性的、情感的成本,在他看来,“一个作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记忆之职责’”。这又让人想起沈从文所说,“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若要书写,“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而“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沈从文家书:1930—1966从文、兆和书信选》)。
在我看来,《往日情感》与《红颜》所写之情感,便是这一类“情”,也是这枚情感的琥珀最能折射光芒处。值得留意的是,这种“情”的生长过程,其间痛苦与寂寞,已经被作家有意无意隐去了,如同琥珀不见杂质,只存纯粹。由此也可窥见一位优秀散文家的自我修养与美学追求,拿作家笔下的抚仙湖来形容便是,“湖,不是翻滚的海,不是湍流的江,静而清,该是湖最好的状态、最高的境界”。
原标题:《专访贾梦玮:我与往日对坐,端详着未来的表情》
栏目主编:王一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沈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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