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参加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写信给毛主席：请求降衔

“1955年9月27日早上，我这粗人可扛不住大校呀！”刘金山在北京乡音浓重的嘟囔，被值班参谋听了个正着。时针刚过七点，这位当年抓着铁索冲过泸定桥的老兵又一次表现出让人意外的倔强。

刘金山出生于1908年，江西修水的山坳里。11岁失去双亲，给地主放牛维持生计。一根牛鞭挥了十多年，他看清了旧社会的冷酷，也磨出火石般的性子。1929年春，修水农民运动声势震天，他甩掉牛鞭，跟着赤卫队拿起梭镖。两个月后，红五军挺进修水，刘金山毫不迟疑跟队出发，此后再没离开过部队。

1932年，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年冬天的土城战役，弹片带走了他小腿上一块肉，卫生员劝他留在贵州养伤，他只是抹掉汗水：“有口气就跟队走，红军走到哪，我就到哪。”一句话堵住所有人，好强得近乎固执。

长征途中最险的关口，大渡河泸定桥。1935年5月，红军急行军一昼夜120公里，为的是在敌援兵抵达前抢占桥头。突击队点名21人，刘金山拄着绑着木棍的腿主动请缨：“腿烂也不碍事，我抓得住锁链。”连长犹豫，他干脆把绑腿扔到地上示意没问题。最终22人上了名单，铁索桥上，弹雨横飞，他在第四根锁链处被火焰灼伤，右眉至今还有一片焦痕。两个小时后，22人中9人牺牲，他是仅剩的11人之一，仍在桥头挥手催队伍过河。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路走来，刘金山参加过140余次大小战斗。战功写了三页纸，但由于不会认全那些生僻字，政工干部报功时经常需要当场解释。他从不计较荣誉，军功章发下来，转身就塞到警卫员抽屉，说留着当故事讲给新兵听。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央军委看中他的战斗经验，想安排进总部训练部门协助搞实战教材。刘金山想都没想就推了：“识字有限，留我在机关误事。”此话不止一次，把首长说得哭笑不得。最终他留在基层，负责训练民兵，成天拎着破喇叭在靶场大嗓门吆喝。

1955年首次授衔方案下达，军委根据战斗资历授予他大校。消息刚到手，他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天亮写下一封请降衔信，措辞直白：“泸定桥不是我一个人夺下，活下来靠命硬。大校太高，胆子小，受不起这分量。”信通过总政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阅后批示：“此人忠厚，可慰其心。”随后在刘金山名册后括号加注“上校”，手续四天下发。

得到批复那晚，他把同屋老战友喊醒，笑得像孩子：“嘿，上校合适，挂胸口不硌肩。”旁人听来，既心酸又佩服。

1960年代，许多部队老同志被请到各大院校讲课，刘金山总能推就推。一次被强行安排去解放军工程兵学院，他在课堂上只说了13分钟，就把麦克风递给主持人：“说多了显摆，战术图纸上全有，学员自己琢磨实在。”掌声热烈，他却窜下讲台，逃似的一路回宿舍。

生活上同样拮据得近乎苛刻。分房时，他挑了最小那间，老旧木地板咯吱作响。家里唯一像样的电器是一盏台灯，还是学员凑钱送的。他对子女管得极严：“宁肯抄书抄到深夜，也不能伸手要公家稿纸。”孩子们感到委屈，他只说一句：“老子当年啃生米，没饿死吧？”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阵亡战友念念不忘。每逢5月，会给组织打报告，申请探望泸定桥纪念碑。探亲时间只有七天，他在河边坐足七天。回营后一句话不提行程，只在日记里写：“锁链还在，水声还是那股子急。”

刘金山去世于1986年2月，病房整洁，遗物只有两套洗得发白的军装和一本卷角的《三国志》。组织准备为他出传记，他早有遗嘱：勿作专传。理由依旧简单：“写我的篇幅，不如多写十四军牺牲的弟兄。”遗嘱被严格执行，公开资料里关于他的文字寥寥，却无损他在部队口口相传的分量。

从放牛娃到上校，从铁索桥到授衔台，他始终保持同一种姿态：低头走路，抬头打仗。荣誉可以推，责任不能推——刘金山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军人二字的含义。不少同代人评价他“傻得可敬”，然而正是这种“傻”，让后来者在演练失误、任务受挫时，总会想起泸定桥上那句带着火药味的自嘲：“腿烂也不碍事，我抓得住锁链。”

他已经离开三十多年，泸定桥的铁索依旧铮亮，桥头悬挂的22位突击队员名单里，刘金山的名字排在第14位。游客停步拍照，或许不清楚那封写给毛主席的降衔信；军史研究人员却明白，对于身经百战的老兵来说，军衔终究只是符号，而铁索桥上握紧的那一瞬，才是划入骨血的终生军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