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贺晋年质问一人：志丹同志出来后，为何只分给他那点游击队？

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一次西北局会议上，陕北出身的将领贺晋年情绪激动，他提到了早早牺牲的原陕北红军领军人刘志丹，在会上质问道：当时志丹同志出来后，为何只分给他那点游击队？郭洪涛在这件事上是有重大责任的！

为何贺晋年把刘志丹的牺牲，与郭洪涛挂上钩呢？当时持有这种看法的同志，不在少数，而郭洪涛也确实是在1942年之后，职务大幅下降，甚至可以说是销声匿迹了。在红军历史上，郭洪涛扮演过重要角色，曾经担任陕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之一。但他在陕北搞肃反，影响非常大，这一争议伴随郭洪涛一生。

郭洪涛是陕西米脂人，1925年入党。因为他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很快晋升为红军高级干部。1934年7月陕北红军总指挥部成立时，郭洪涛担任政委职务，与他配合的总指挥是谢子长同志，谢子长在陕北红军，是与刘志丹齐名的杰出人物。

不久后，为了统一领导陕甘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相继成立，郭洪涛出任工委秘书长。但恰恰是在这个阶段，郭洪涛开始出现一些过失。当时党在西北地区的工作，归北方局管辖。1934年2月，北方局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指责陕北红军推行的是“富农路线”。

其实陕北当时的处境非常特殊，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与各方人员保持联系。而且西北地区确实存在不少帮派和刀客，如果不争取这些人，他们一旦站在对立面，组织的活动，在西北就更难展开。北方局没有实地考察具体情况，仅凭过往经验就草率否定陕北红军的成绩，这种做法并不恰当。作为陕北出身的干部，郭洪涛没有向北方局解释实情，反而回信批评了红26军的一些所谓“错误行为”。

几个月后，郭洪涛再次致信北方局，将红26军和红27军对立起来，并重点批评刘志丹，指责红26军存在“右倾取消主义”倾向。在信的末尾，他提到自己虽然在西北地区显得孤立，但“群众支持我，中下级干部也支持我，因为我参与创建了红27军和陕北红军游击队”。

北方局在审阅他的汇报后，大致形成了一种印象：眼下陕北红军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在于刘志丹和红26军，尽管郭洪涛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抵制，但因力量薄弱未能扭转局面。随后北方局将信件转呈给上海的临时中央，临时中央也持类似看法。于是北方局派遣朱理治，临时中央派出聂洪钧前往陕北，协助“孤立”的郭洪涛，来应对“错误”的刘志丹。

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孔原特别指示：必须坚决打击右倾取消主义，清除暗藏的右倾分子。本就带有成见的朱理治和聂洪钧抵达陕北后，首先向郭洪涛了解情况，这使他们的偏见进一步加深。在1934年9月红25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后，郭洪涛、朱理治等人感到时机成熟，终于联合戴季英，发起了酝酿多时的肃反运动，陕北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干部遭到关押、针对，包括刘志丹同志在内，处境非常危急。

这一行为引起严重后果，大批优秀干部被迫害；直到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才化解了这一扩大化的局面。但被放出来的同志，只是生命有了保障，许多关键问题没有澄清。中央红军立足不稳，暂时还没有精力全面细致地处理肃反乱象，郭洪涛虽负有严重责任，在红军时期却没有被追究。

反倒是刘志丹，恢复工作后只被分配了少量游击队，心情依然十分压抑。1936年4月在一次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贺晋年是刘志丹的老部下，非常痛心。他对于陕北肃反的前因后果，是比较了解的，终于在1942年的那次会议上公开发言，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在贺晋年看来，如果刘志丹早早恢复名誉，重新带陕北红军主力部队，就不至于轻易地在前线中弹牺牲。这种看法，应该说不无道理，会场上的多数陕北同志，对郭洪涛意见非常大。

郭洪涛在全面抗战初期，仍然受到组织重用，一度被派到关键的山东根据地，担任山东分局书记，那时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也只是委员，党内地位不及郭洪涛。然而中央长期在陕北办公，经过细致了解以及大量人证，已经发现了郭洪涛所犯的错误，将其召回延安，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过程中，他都没有被派赴前线。42年郭洪涛承认错误并做了深刻检讨，此后再未直接参与过军队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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