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刊 | 告别思维“搬运”，中国学术正在走向“创造性突围”

在创刊四十周年的重要节点，本版特刊发专稿，围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前提条件和话语创新展开深度剖析，以期通过学理探讨凝聚思想合力，为新时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思想的发展既关乎观念层面的流变，需要反思中西思想的历史变迁过程，又应站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下，正视时代所提出的政治、科学等不同领域的问题，并对此作出深层回应。

原文 ：《持续塑造自主知识体系新形态》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杨国荣

图片 |网络

中国的知识系统如何建构？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前提和条件？这是应首先考察的问题。这里，以相关领域为关注点，对“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如何可能作一简略考察。

以创造性的思维为前提

以哲学而言，中国虽然没有philosophy之表述，但类似的观念早已在历史中形成。不过，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人们往往习惯于接受并非源于自身创造性活动的观念、理论，以及以此为主导的思想。所谓“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首先意味着通过独到的探索，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哲学系统。这一意义上的“建构”，以创造性的思维为其前提。以往的思想家们通过自身的探索过程，形成独特的理论系统，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是具有引领观念的思想家，然后才成为历史中的研究对象。以中国哲学史而言，先秦诸子中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两汉哲学中董仲舒、王充、扬雄，魏晋玄学中王弼、嵇康、郭象，北宋五子张载、周敦颐、二程、邵雍，南宋朱熹、陆九渊，明代王阳明以及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黄宗羲，等等，都以自己创造性的成果形成各自的哲学系统。

与历史中的思想发展相近，新时代中国学人同样需要为形成当代中国的知识系统而不懈努力。在这里，重要的是超越标语口号式的“创新”或脱离学术传统的“自作主张”，进行扎实的创造性研究，由此形成具有积累意义的建设性成果。中国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通过创造性的探索来构建成的。扎实的研究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只有基于这种研究工作，才能积累和展示知识文化的深层内涵。所谓自主的知识系统，主要是指形成于深厚的文化系统、被其他的文化系统所确认的创造性成果。这意味着要提出一套有创见的理论，对历史中的问题作出自己独特的回应，而非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自上而下地考察世界。海德格尔在《思的经验》中指出：“真正的哲学是先行者，是在物持续新的遮蔽的在场中敞开新的追问、新的追问层面的知与识。”这里着重从哲学层面提出新知如何获得的问题，其表述有思辨的意味，包含如下观念：真正的知识并非基于标语口号，而是指向新的追问。

形成世界文化的视野

思想的推进需要以过去的思想成果为出发点，这种历史中的成果构成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已经积累出丰富的成果，其中包含了不少创造性的见解。这种成果的内在意义之一在于为思想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出发点。这里包含史和思之间的互动。一方面，思想的发展以回溯、反思以往的思想发展成果为前提；另一方面，理解哲学史中已有的观念、概念、理论的意义，以已经形成的深层理论积累和开阔的哲学视野为前提。从中国哲学来说，其中不少文献、经典所包含的概念、理论、命题，无疑渗入了深层的哲学智慧，诠释者只有相当的理论积累和开阔的视野，才能将这些哲学意义真正地揭示出来。当然，在研究的具体进路上，个体可以有所侧重：根据相异的学术兴趣和背景，有的可能侧重于历史，有的则也许更为注重理论，这些多样的探索都是有意义的。冯友兰先生曾区分两种讲哲学的方式，即“照着讲”与“接着讲”，“照着讲”可能更多地接近于历史的进路，“接着讲”则与理论探索有更多的相关性。尽管具体的进路有所不同，但是都属于广义的哲学思考。从总的哲学研究过程来看，应当注重历史和理论之间的交融，但是对具体个体来说，则难以实现面面俱到。

在反思现代思想对西方思想的依傍时，一些人往往走向单纯的“以中释中”。事实上，关注以往的思想成果，并不意味着把自己限定在单一的视域之中。每一个时代在理解以往思想之时，都无法仅仅限于某种传统中。历史地看，佛教传入后，中国思想不仅获得了多元资源，而且逐渐形成丰富的形态，其中包含外来的文化，宋明时期的理学在哲学上能够别开生面，相当程度上与吸纳东渐的佛学相关。从总的思想进路看，理学对佛学既相拒又相融，这种融合路径显然与“以中释中”不同。创造性的思维过程需要形成世界文化的视野，这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关注的又一方面。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将中国传统思想视为重要的资源，而且应该把视野扩展到整个人类文明的演化过程。尤其从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来看，在进入“世界历史”阶段的今天，更应关注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将其视为思考当代世界文化的共同的理论资源。

离不开“源”和“流”的统一

新的知识系统的形成，同时离不开“源”和“流”之间的统一。这里所说的“流”，主要指观念层面的思想演进：思想的衍化同时表现为思想之流。与之相对的“源”则更多地表现为社会的变迁、历史的演化以及时代的发展，后者更多地展开为一个现实过程。哲学的发展，既不能离开对观念流变过程的回溯与省思，又需要关注社会领域的实际变迁。从中国哲学来说，先秦时代的礼法之争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历史层面的变迁，后者为先秦哲学衍化提供了历史背景。明清之际，社会发生了多方面的历史剧变，这种剧变构成了当时思想发展的重要社会根源。在建构自主的哲学领域中的知识系统的过程中，今天依然需要关注社会的历史变迁，包括如今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进行创造性思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人类普遍面临的历史问题以及现代存在的各种困境作出回应，提出应对之道，后者既为思想的演进提供了现实之源，又构成了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从科学领域来说，随着信息科学、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增强、人工智能等的发展，人类的生活面临新的前景，人类需要回答以下问题：现代科学究竟走向何方？如何使之给人类的未来带来正面的意义？解决这些问题，既离不开知识层面的思考，又需要正确的价值引导。

进一步看，在社会领域中，面对各种意识形态偏见，如何对国际政治中复杂的政治伦理问题作出深入分析和合理应对？如何以一种真正体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视野，既吸取近代以来注重民主自由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又指出在现有形态下将这种观念当作工具来划分阵营、引发对峙的历史局限？这同样是通过创造性的思考来建构自主知识系统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民主、自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但现代西方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对其作了种种片面化的理解，这种视域无疑需要被超越。福山曾提出历史的终结论，其前提是将西方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终极化，这种看法显然是非历史的。与之相对，今天的思考应着眼于历史的大尺度、长时间段的演化，以此梳理近代以来各种纷繁复杂的观念，摒弃其中的各种偏见。

这里需要对文明的衍化作必要关注。如上所言，当代的西方文化似乎趋向于把近代以来价值趋向和价值观念作工具化、片面化的理解，这一视域中的民主往往被扭曲，其形态首先侧重于形式的层面，常常被工具化。较之民主，文明则展现了更为深沉和宽广的内涵。作为人类创造的成果，文明与民主并不冲突，相反，文明将民主等观念纳入自身，表现为“范围而进退之”，正是这种博大有容的形态，使之以人类整体命运为关切点，关注天下众生的共同利益。同时，文明表现为历史的沉淀，是人类活动长期发展的结果，这与被扭曲的近代“民主”忽视数千年文明发展、仅仅着眼于社会的短期演进、缺乏深度的历史感显然不同。

引申而言，现代新的知识系统与更广意义上的近代知识体系具有相关性。从近代知识体系看，其基本核心包括两个方面，即逻辑与实证。逻辑的注重与自觉运用，使知识体系条理化、形式化；实证的视域，则使知识体系始终面向现实世界，避免了反身向内以及玄虚趋向。以上两个方面同时体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逻辑的注重与近代科学的数学化一致，实证的立场则表现了基于实验的近代科学趋向。然而，如前文已提及的，在以上两个方面（逻辑与实验科学），中国传统思想都显得相对薄弱。如果说，关注哲学思想衍化之“流”意味着在考察思想流变的同时从形式（逻辑）的维度梳理其内在脉络，那么，指向哲学知识系统之“源”则蕴含着对现实对象的注重；二者既为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前提，又构成了更广意义上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的条件。

可以看到，思想的发展既关乎观念层面的流变，需要反思中西思想的历史变迁过程，又应站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下，正视时代所提出的政治、科学等不同领域的问题，并对此作出深层回应，当代的中国自主知识系统也将由此形成并不断产生新的形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2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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