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将军：提前3个月安排家人撤离台湾，距他被捕仅有两个月！

“旧事渐随岁月淡，忠魂长共野云眠。只因一点孤臣泪，化作靖南万颂田。”

这首诗的作者不是旁人，正是与吴石将军一同英勇就义的陈宝仓将军。

1950年1月的基隆港，海风裹着寒气往人骨头缝里钻。师文通牵着几个孩子的手，手里攥着“商业考察团家属”的证件，回头望了好几眼，没看见丈夫陈宝仓的身影。

她不知道，此刻丈夫就缩在码头对面的窄巷里，军大衣领口拉得老高，右眼旧伤被海风激得发疼，只能盯着客轮的烟囱一点点变小，他不敢靠近，怕自己这身国民党“国防部”中将的军装，反而给家人招来特务的盯梢。

这一别，就是永别。5个月后，台北马场町的枪声响起，50岁的陈宝仓永远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陈宝仓这辈子的苦，是打小就被世道磨出来的。

1900年他生在北京，爹在古玩店松宝斋当伙计，原本日子能凑合过，可八国联军一打进城，家里被抢得连个像样的碗都没剩下，家底一下就空了。

14岁那年，父母接连去世，他连中学学费都掏不起，听说清河军官预备学校管吃管住还免学费，揣着两件打补丁的旧衣服就去了。那会儿哪想当什么官，就是想混口饭吃，顺便能认几个字，别当一辈子“睁眼瞎”。

没成想，这一步竟走成了他的军人路。

在清河念了几年，他凭着本事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的是工兵科。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练队列，白天趴在地上画测绘图，各门功课都是前几名，连老师都夸他“肯下死劲”。

1923 年毕业，他投奔了阎锡山，从最底层的排长一点点熬到团长，可看着军阀们今天抢这块地、明天打那场仗，心里总堵得慌，这身军装要是只用来打中国人，还有啥意思？

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没了，他才彻底醒过来：该打鬼子了，这身军装得用在正经地方。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陈宝仓在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当参谋长，管的是外围防御的协调。日军飞机天天往阵地上扔炸弹，炮弹把土翻过来又翻过去，他一连好几天都没沾过床，眼里全是血丝。

有士兵慌了神，他就拍着胸脯喊：“我在这儿守着，阵地就垮不了！”就这么硬扛了好几个月，把上海的老百姓和重要物资都护着撤到了内地，没让鬼子轻易往前推一步。

转年打安徽宣城，一颗日军航弹在他身边炸开花，右眼当时就看不见了。医生强拉着他要养伤，他却攥着望远镜不肯放：“怕啥？一只眼照样能瞅准鬼子的阵地！”

没歇多久，武汉会战又开始了，他拖着伤眼去给张发奎当第二兵团参谋长，在德安那一仗里，硬是帮着把两万多鬼子收拾了，连日军联队长田中大佐都被打死了。这一仗下来，部队里的人都对他更加敬佩。

后来到广西任职的那几年，陈宝仓跟共产党走得越来越近。

中共办的《新华南》杂志，他不光常写文章骂鬼子、劝青年参军，还帮着找印刷的地方；八路军办事处撤了以后，抗敌演剧队被特务盯着没法活动，他干脆把人调到自己管的靖西，拍着桌子跟特务呛声：“在我这儿，谁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

连越南的胡志明被困在广西天保，要被就地枪毙，也是他和张发奎暗地里斡旋，把人转到柳州的战区长官部，最后保下了性命。

可这事也引来了麻烦，军统特务把他的名字记下来，到处说他“通共”，后来还差点被蒋介石叫到重庆受审。幸好张发奎等人帮着说情，才躲过去。陈宝仓心里明白，自己没做错，要是为了怕麻烦，就看着进步的人受欺负、看着抗日的事没人管，那才真叫白活了。

抗战胜利后，陈宝仓去青岛接受日军投降。1945年10月25日，汇泉路跑马场上，他穿着中将呢子军装，看着日军司令官长野荣二解下战刀、签下投降书，那一刻，他觉得这辈子值了。

可没高兴多久，麻烦就来了。

解放战争打响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告了他一状，说他“把军粮送给解放军”，他就这么被免了职。

1948年春天，陈宝仓又去了香港，在那里遇到了民革的人，也见到了中共华南局的同志。聊起台湾的情况，他知道国民党退到台湾后，肯定会搞白色恐怖，可他还是说：“我在国民党里还有熟人，能去台湾传情报，帮着早日统一。”

没人劝他别去，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一去就是九死一生。

1949年，陈宝仓凭着“国防部中将高参”的身份，顺利登上了去台湾的船。刚到台北，他就觉出不对劲：以前常去的茶馆，多了些面生的人；同事聊天，连“大陆”两个字都不敢提；街上时不时就有特务抓人，报纸上天天登“抓匪谍”的新闻。

他没慌，先找了吴石将军。吴石也是潜伏在台湾的自己人。

两人约好，每周在中山堂旁边的老茶馆见面，把收集到的海防部署、炮位坐标，用密写药水抄在《红楼梦》扉页或者《唐诗三百首》里，再托可靠的人送到大陆。

每次见面，陈宝仓都要换身便衣，坐三轮车绕好几条街，再穿过菜市场，确认身后没人跟着，才敢进茶馆，他知道，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1949年底，女儿陈禹方放学回家，怯生生地说：“爸，街上又抓人了，五花大绑的，听说是拉去马场町。”

马场町是特务处决人的地方，陈宝仓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特务的手，快伸到自己这儿了。

当晚，他就跟妻子师文通说：“你带孩子去香港，越快越好。”师文通不同意，说要一起走，可陈宝仓知道，全家一起撤，目标太大，肯定会被特务盯上。他想了几天，最终想出个主意：演场“离婚戏”。

白天，他故意在邻居能听见的地方跟师文通拌嘴，摔了个搪瓷碗，嘴上骂着“家都管不好，就知道吃醋”，声音大得能传到街对面。晚上，他又凑到师文通身边，把家里仅有的金条分成两份，一份藏在女儿的玩具里，一份让英商朋友带走，小声说：

“到了香港，千万别提我名字，也别回头。”

为了让戏演得更像，他还故意在军官俱乐部跟女秘书跳了两支舞，让别人说他“风流”。1950年1月12日，师文通带着孩子去基隆港坐船，陈宝仓没去送。

他躲在巷子里，看着妻子牵着孩子上了船，汽笛声响起时，他偷偷敬了个军礼，眼泪没敢掉，他怕一哭，就忍不住冲上去，坏了全家人的生路。

家人到了香港，给他捎来消息，说一切平安。陈宝仓这才松了口气，可手里的活更紧了。他知道，自己多传一份情报，解放军解放台湾就多一分把握。

那段时间，他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后半夜，桌上堆着《台湾海防部署概要》，每一个炮位坐标、每一个碉堡编号，他都要核对好几遍才敢抄下来。

1950年2月，坏消息传来：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第1次被捕了。虽然蔡孝乾没叛变，但风声已经紧到不行。

吴石劝陈宝仓：“你赶紧撤吧，找渔船去香港，还来得及。”可陈宝仓摇头：“海防图还差台南最后一个炮位的数据，我走了，谁送出去？”

他把没送出去的情报烧了，灰烬拌进花盆里，还在上面种了株海棠，连一点痕迹都不留下。有同僚偷偷给他准备了渔船，让他夜里走，他却又拒绝了：“再等等，等把最后一份情报送出去。”

2月28号晚上，他把标着台南炮兵阵地经纬的图纸塞进《唐诗三百首》，交给了交通员朱枫。那天夜里，他一个人泡了壶冻顶乌龙，对着月亮念陆游的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陈宝仓知道，自己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但他还是抱着希望，万一呢？

3月1号，蔡孝乾第2次被捕，这次他彻底叛变了，供出了400多人。3月3号，《中央日报》登了“破获匪谍案”，吴石当天就被抓了。

陈宝仓知道，自己也快了。他赶紧烧了剩下的密件，却故意在衣柜夹层留了半封没写完的“通共”信。他想当“鱼饵”，让特务以为抓了他就够了，放过还没暴露的同志。

3月29号，陈宝仓正在吃早餐，门突然被撞开，特务举着枪冲了进来。他没慌，放下筷子，只对邻居说：“帮我给香港家人报个平安，就说我一切都好。”

审讯室里，灯光刺眼，特务用了皮鞭、烙铁、电椅，他咬碎了牙齿，也没吐露一个字。特务举着那半封“通共”信问他，他只淡淡一笑：“我通的不是共，是中国。”

狱友后来回忆，他常把带血的衣服浸在冷水里，拧干了再穿，就为了保持清醒。他怕自己晕过去，不小心说了不该说的话。

6月8号，军法处下了死刑判决，他签字的时候，在“陈宝仓”旁边写了句“浮名身外事，应不愧苍穹”。6月10号黎明，他跟吴石、朱枫等人被押去马场町刑场。

行刑前，他跟宪兵说：“请让我面朝香港方向。”那里有他的妻子和孩子，他想再“看”他们一眼。

枪声响起时，他没喊口号，也没哭，就那么站着，像平时站岗一样。此时的陈宝仓，也才50岁，距离他送家人离开台湾，只有5个月零26天。

没人敢收他的尸体，最后是两个进步学生找到火化工，偷偷把他的遗体火化了。有个19岁的姑娘叫殷晓霞，说自己是陈宝仓女儿的同学，把骨灰盒绑在身上，趁着夜色跳进冰冷的海峡，游向接应的渔船。

8个小时后，她在香港把骨灰交给了师文通，骨灰盒早已经被海水浸湿，师文通抱着它，哭到几乎晕厥。

1952年，毛主席亲笔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写着“陈宝仓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特追认为革命烈士”。

1953年，陈宝仓的骨灰被运回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李济深副主席主持了公祭，念祭文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这个把生路给了家人、把死路留给自己的将军，终于“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