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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朝的皇帝要去守国门?北京动不动就被包围,这么危险,非得让天子去守吗?
这里可能会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天子守国门真的是因为硬气吗?
其实从朱棣迁都北京的内在因素来看,并不是因为硬气。
了解明史的人都知道,朱棣在登基之前是燕王,就藩地就在北京。其次,在朱元璋晚年,他其实也有迁都的意思,曾让太子朱标去洛阳等地考察,结果朱标考察回京后就病故了。
太子病故后,朱元璋一方面需要给皇太孙登基铺路,另一方面他当时确实已经老了,折腾不起了,这才把迁都的事情放下。
皇太孙朱允炆登基,他的头等大事当然不可能是迁都,而是削藩,朱标死后,朱元璋没把皇位传给儿子,而是隔代传给了孙子,下面的藩王个个都不服气,不把他们的兵权夺了,他的位置是坐不稳的。
结果削藩引起了朱棣的“靖难”,说是朱允炆身边有奸臣,他要清君侧,于是发兵扑向南京,史称“靖难之役”,说白了就是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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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入南京城的时候,宫里起火,朱棣赶到时,发现了好几具烧焦的尸体,面目已经无法辨认,但也没发现朱允炆的踪迹。那么朱允炆到底死了没有呢?不只是我们不知道,朱棣心里也没底,于是派人在全国暗中寻找,结果找了好几年都没找到。
后来,朱棣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表面上说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让郑和去海外寻找朱允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朱棣的心里始终不踏实,南京是朱允炆的地盘,如果说他还活着,就算已经把朱允炆的旧臣清理干净了,但作为正统的皇帝,他依然可以在民间一呼百应,而北京呢?可以说是朱棣的老巢,一边是别人的地盘,成天过得提心吊胆的,一边是自己的老巢,何去何从已经不需要多作解释了。况且,前朝元都也是在北京,既然有先例,那么迁都北京也就顺理成章了。
朱棣迁都之后,到了其子朱高炽手里时,他是想要再迁回南京的,并且派了太子朱瞻基先去南京考察,提前为迁都做准备。
明仁宗朱高炽为什么要迁回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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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他性格温和,更喜欢南方小桥流水的景色和气候,二是出于经济原因,朱棣迁都之后,粮食需要通过漕运从南方运到北京,耗费巨大,如果迁回南京,这笔额外的支出就可以省了。
只是朱高炽短命,在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江山传到了朱瞻基手里,他是喜欢北京的,因为朱棣在世时,非常喜欢这个孙子,无论是在迁都之前巡视北方,还是迁都之后北征漠北,他都将这个孙子带在身边,说是为了历练,让他增长见识和胆色,同时在随行的车驾之中,给他配备了国内顶级的教师团队——大学士,教他读书。
在这位“中国好爷爷”朱棣的培养下,朱瞻基果然不负厚望,登基后开创了“仁宣之治”,成功让明朝进入了盛世。
朱瞻基登基当年是二十七岁,他在此之前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北 京度过的,而且受爷爷影响极深。在他登基之时,曾有大臣提出迁回南京的事情,这时候的那些老臣,对南京依然是十分怀念的,也受不了北方的苦寒,朱瞻基不想违背他们的意愿,但也不想违背自己的想法,所以他既不说不迁,却也没明确表示要迁,反正就是不表态,打马虎眼一直拖着,北京各部院衙门也一直挂着“行在”二字,意思只是临时驻所,不去拆那块牌子,给大臣们一些希望,也一直跟他们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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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耗到朱瞻基驾崩,也没把这事落实了。到了朱祁镇手里后,他是在北京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怎么可能离开家乡远赴南京?而且这时候官场中,主要以新晋势力为主,原先的那些老臣大部分也身故了,没人再执着于要迁回南京,于是朱祁镇就把挂在各部院衙门上的“行在”二字拆了,正式定都北京。
这就是天子守国门的来历,朱棣迁都的本意不是为了守国门,而是在北京心里有安全感。
下面我们来说说君王死社稷这件事,这算是硬气吗?
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不能算是硬气。
我的理由是,到了崇祯帝朱由检晚期,无论是关内还是关外,都已经顶不住了,关外辽东全境沦陷,只有吴三桂还守在山海关;关内更乱,李自成、张献忠占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且李自成当时已经北上扑向北京了,内外失守,无论朱由检是否坚守北京,明朝都得亡。
也就是说死局已定,最后只剩下一个选择——皇帝要不要殉国?
最后,朱由检还是选择了殉国,吊死在了煤山,死前还手写了一道血书,血书里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什么意思呢?说我呀德行浅薄,触怒了上天,于是降这天灾人祸于我大明,但这一切的根源并不完全是由我引起的,而是朝中上上下下的臣子们害的。
第二句话是“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
意思是说,事情发展到这地步,我已经没有脸面去见列祖列宗了,所以我将冠帽摘下,用头发盖住脸面。我死后,我的尸体可以任凭敌人分裂,但请不要伤害我的百姓。
就是这一封“勿伤百姓一人”的血书,引起了当时以及后世无数人的同情。
客观地讲,朱由检之举堪称硬气,更值得同情,但我们站到历史的高空,换一个角度、换一种逻辑思维,再去看这件事的话,能看到个不一样的景象和答案。
首先,我们来看朱由检的性格。他登基后誓要振兴大明王朝,并以身作则,去奢入俭,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刀刃上。其次,他非常勤奋,为了国事常常通宵达旦,这是他的优点,但他的缺点也非常明显,自负、孤僻、多疑,他认为我作为皇帝都如此勤奋了,废寝忘食、没日没夜的为国操劳,作为臣子,不说超过我,至少也应该跟我一样勤奋吧?
出于这么一个想法,后来臣下没办好事或没办成事,就怪他们没用心,这就是血书上说的“诸臣误我”的由来,他不认为国家搞成这样是他自己的问题,而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别人。
到了后面,随着国内越来越乱,朱由检的这种性格,演变成了一种极端的固执和自我,行事也更加的激进。比如在崇祯元年七月,宁远军中因缺饷而兵变,阁臣刘鸿训被革职。
客观地讲,军中缺钱是刘鸿训的错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财政没钱,杀了他也变不出钱来。
同年九月,锦州再次因缺饷而哗变,朱由检问内阁意见,结果阁臣都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从此之后,内阁成员就走马灯似地换,终崇祯一朝,内阁的阁臣达五十人之多,不是被革职就是被他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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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内阁或杀内阁就能解决财政问题吗?这种做法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算不上,只能说是病急乱投医,于是直接导致了大臣们怕担事、怕做事,既然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就有杀头的风险,那谁还敢于去担事?谁还有胆子和底气为国分忧?
对待武将也同样如此,最著名的事件就是袁崇焕被凌迟。
袁崇焕真的跟皇太极有勾结吗?事实上并没有,只是朱由检疑心太重而已。当时北京城被皇太极包围后,明军节节败退,朱由检一则责怪武将没有尽忠,二则怀疑袁崇焕变节,三则在赴辽之前,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诺言没有兑现,新仇旧恨交织之下,就凌迟了袁崇焕。
众所周知,临阵斩将是大忌,况且袁崇焕在辽东经营了几十年,将士们对他是有感情和依赖心的,这时候把他杀了,让赶来京师勤王的辽东兵怎么想?祖大寿惊恐之下,直接就带兵离开京师,跑去了山海关。
这之后,随着关内关外城池的不断沦陷,斩杀武将更是成了朱由检的家常便饭。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朱由检手里已无将可用了。再加上累年巨大的战争开支之下,国库也空了。
没人没钱,这仗还怎么打?事实上已经没必要打了,败局已定,再打下去只是徒然送命而已,还坚持什么呢?
当时就有人提议退守南京,以待时机,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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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卷土重来谁也无法预料,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后来南明的几个政权相互挖墙角、争来斗去还支撑了十八年的前提下,如果朱由检能适时放弃北京南下,在南京重整河山,再建南明朝廷的话,说不定历史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毕竟宋室南渡之后也支撑了一百多年。
从社稷百姓、王室命脉延续的角度来讲,君王死社稷到底有没有必要呢?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样,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只要放开海禁就可万事大吉,坚持祖宗的政策有没有必要呢?
我提出这些问题,不是要跟大家抬杠,也不是说风凉话,无端指责历史人物的对或错,我想说的是,读史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思考,正如本文的标题一样,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吗一样,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这样的硬气与国是否有利,与民是否有利,然后再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这才是我们读史的目的,才是当下的人应该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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