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共治相得益彰　以和为贵熠熠生辉

安徽省桐城市六尺巷。　新华社记者杜宇摄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产生并发展于我国古代，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需求相吻合，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深厚历史底蕴和实践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持续发挥积极效用，其印记在我国当代法治实践中清晰可见。

　　法德共治蕴含

　　“礼法并用”传统智慧

　　法德共治，即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共同作用于治国理政实践，反映了“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的内在联系。两者可以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可以说，“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正是这一关系的科学表达。在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必须坚持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两手并举，确保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缺位、错位、换位。

　　法德共治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具体体现为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此处的“礼”是以道德为基础和核心内容所形成的规则体系与精神准则，重点在于教化引导，突出积极性与预防性；刑与法都是指法律规范，侧重于惩罚约束，消极性与惩治性比较明显。礼与法之间存在深刻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若行为严重违背礼的准则，就要受到法的制裁；另一方面，治理国家既离不开礼的教化，也少不了法的制裁，二者缺一不可。

　　礼法结合的文化早在先秦时期便已产生，那时的哲人已有相关表述，如孔子主张依礼治国，推行礼治，即“为国以礼”。当然，礼治也不能放弃用法，他认为礼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即“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荀子在总结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礼法关系作出更直白的表述，他指出：“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国家治理中礼法的重要作用，即“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发展至汉朝，礼法结合的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东汉陈宠明确提出：“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深刻阐述了礼与刑的辩证关系。作为古代中国的正统文化形态，礼法结合的理念被长期沿用，深刻影响了历代治国实践。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今天，礼法结合正在焕发新的生机，成为法德共治中的重要元素。

　　立法实践彰显

　　多元传统理念

　　立法是法治的重要环节，集中体现了国家意志，是法治的起点与根基，也是执法、司法、守法的前提。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首先必须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切实做到“立善法”，正如古训所云：“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恰可为“立善法”助一臂之力。它可提升我国立法的独特性，增强立法的亲和力，从而提高立法的整体水平。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并非理论层面的构想，已体现于我国立法实践的具体行动。

　　以民法为例，我国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就十分重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例如，在民法典第1条规定的立法目的里，特别强调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就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如平等、公正、法治、诚信等。同时，民法典第7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8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吸收了传统社会“礼俗教化”的治理智慧，将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与善良风俗纳入法律约束范畴；第1043条规定的“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将“孝亲敬老”“家国同构”的传统家庭伦理转化为法律倡导的价值导向。这些条款中所体现的平等、诚信、敬老爱幼等核心内涵，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异曲同工，堪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表达，实实在在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加分。

　　在刑法领域，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实质也得到了体现。例如，在刑法总则部分，专门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恤刑作了规定。刑法第17条规定，追究不满18周岁的人的刑事责任，“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还规定不满16周岁的人犯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外，可以不予刑事处罚，但要“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刑法第17条之一还对老年人犯罪的恤刑也作了规定，即“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恤刑原则一脉相承，让刑法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社会伦理的温情。

　　我国刑事诉讼法同样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其中的慎刑规定就是如此。刑事诉讼法的第三编“审判”的第4章用整整一章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内容包括死刑的核准权、核准程序，死刑复核的合议庭、处理结果、程序等，核心内容是“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一内容体现了对死刑适用的审慎精神。这种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慎刑思想十分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慎刑思想要求司法官在判案时，严格按照法律定罪量刑，避免滥刑，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在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由皇帝最终决定死刑的死刑复奏制度，并在唐朝趋于成熟。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正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式，融入“立善法”的全过程，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注入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自信。

　　司法实践为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注入当代活力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既能够通过立法转化为制度规范，也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际作用。实践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等核心价值追求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

　　“天下无讼”的价值追求与当前司法工作加强源头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的整体思路高度契合，被运用于多元司法领域，效果很好。例如，福建省武夷山市法院把无讼价值追求与朱子关于“家”的思想相结合，创设了以“问源、扬和、谕理、循法”为内容的“朱子·家”八字审判工作法。在源头上解决了纠纷与矛盾，促成了当事人的和解，同时也开辟了一条多元化解决纠纷与矛盾的路径。

　　“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在“六尺巷”的故事中得到了生动诠释。这个故事虽发生在清朝安徽桐城，但其蕴含的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以及对“以和为贵、讲求礼让”文化的传承，即便在今天依旧熠熠生辉，为当代处理纠纷、促进和谐提供鲜活启示。如今，“六尺巷”已不仅是一处地名、一个典故，桐城人运用六尺巷蕴含的智慧，来解决邻里矛盾、纠纷争执。蕴含“以和为贵”价值追求的“六尺巷”故事还走向全国，成为司法实践中解决纠纷的有效抓手。河南省原阳县法院的实践就是例证。当地村民毛某有一处祖遗宅基地，因与西邻吴某父子存在边界争议，房屋十余年没有翻新。2023年3月，毛某准备翻造重建时，遭遇吴某父子的反对与阻挠。双方争执不下，矛盾升级，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案件后认为，吴某父子确有侵权行为，应该停止对毛某翻造重建房屋的妨害行为。办案法官借鉴“六尺巷”故事开展调解工作，提出各退一步的务实解决方案，最终顺利结案。这只是一个缩影，“六尺巷”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在司法实践中正受到越来越多地重视与运用。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融入当代法治的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当代法治实践中得以传承与弘扬，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并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最好的传承，不仅是文化层面的弘扬，更在于将其核心精髓融入当代法治体系，通过国家治理实践赋予其新的时代生命力。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意味着这一文化成果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与支持，从传统文化资源升华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支撑。法治还是一种公开的活动。在法治中，不断体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会形成一种强有力、持续不断的连贯性，使其融入法律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得到升华，并更具规范性与权威性，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文化软实力。

　　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含量便是这一特色在中国大地上生存、发展而来。它集中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法治智慧，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法治文明，蕴含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法治血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体现新时代法治精神，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还可增强文化认同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民众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深度契合，其融入能让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更易被民众接受、信仰，推动形成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更能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历史经验借鉴，使其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既具理论引领力，又有实践生命力。

　　有利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立足中国实际，构建体现中国特色、顺应时代要求的法治发展道路，集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滋养和熏陶，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更有中国味。比如，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转化、发展为法德共治的治国方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转化、发展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转化、发展为多元化解纠纷矛盾的机制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融入不仅使我国法治现代化更具本国特色，也更符合本国的国情、社情与民情，真正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动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的法治动因、增进人民福祉的民生保障。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