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党领导人自知罪孽深重，拟以200斤黄金赎罪，后却携重金消失

老覃在昨天发布了《任弼时初到苏区，就处决了一名红军团政委，其中的斗争有多惨烈？》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段良弼、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恶意分裂红军，在富田的群众大会上发起了“倒毛”反革命暴动，高呼“打倒***”的口号，恶毒攻击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甚至四处张贴“毛泽东勾结白军反水”，“打倒***，拥护朱彭黄”等反动标语，其行径令人发指。

老覃在大前天发布的《关于李韶九捅出的篓子，毛主席后来两次谈到，称：我那时犯了错误》一文中也讲到，大敌当前，毛主席彼时的主要工作是调兵遣将应对蒋介石发起的第一次“围剿”战，并没有过多的精力来关注这一场反革命暴动。

老实说，蒋介石对于这次“围剿”，那是下足了血本的了。一共动用了11个师又3个旅共计10万兵力，其中，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

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张辉瓒部于1930年12月20日进占东固，看到了那张“毛泽东勾结白军反水”的标语，欢喜不尽，吩咐人打出了“欢迎毛润之先生反正”的标语。

老覃顺带补充一下，原本，毛主席为了打破敌人此次“围剿”，曾一度想把战场预设在富田、东固等地，却因为段良弼、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的倒施逆行，此战略构想被迫流产，形势一度陷入被动。

而张辉瓒率部进入东固后，误走误闯，与公秉藩部发生了一场混战，损兵折将不说，还遭到了蒋介石的臭骂。

张辉瓒素有“张屠夫”之恶名，被骂之后，恼羞成怒，下令在东固焚烧和屠杀三天，声称“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

如此一来，大批东固群众惨遭横祸，蒙受到了灭顶之灾。

而段良弼一伙却在反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非法成立了“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攻打红军大学第三分校，并分三路追击红军大学的学生军，首开“红军打红军”的恶例。

江西省行委特派员陈正人带领红军一个连协同赣西行委前往北路行委途中，也同样遭到了袭击，赣西行委被冲散，红军一连人被歼。

话说回来，段良弼等人为什么会走到如此丧心病狂的地步呢？

老覃在九月初发布过《大家都知道徐海东借银元的事，但也应该永远铭记李文林送银元的事》一文，文中讲到，红4军在1928年的年底，为了化解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3次“会剿”，被迫举行了开始了一场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内游走“小长征”，并于1929年2月17日，与李文林领导的红2、4团在东固胜利会师。

当时的红4军已经成疲惫之师，得到了红2、4团一次性接济的五千块大洋。

不过，在这次会师过程中，朱德、陈毅等人都感到了东固的地方宗派主义在强烈地抵制着外来的上级的领导，包括减租减息、土地革命等运动，因此“不敢坚持限令东固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依照其所献身的党的纲领和政策办事”。

其中最恶劣的事件，是地方宗派主义组织武装公开捣毁分田的革命委员会。

江西省委为此一度批评东固根据地为“糜烂地方”。

1929年5月，向以工作工风强硬著称的冯任，担任了赣西特委书记，在东固推行减租减息，结果在行动上遭到了“穿小鞋”，经济上遭到了“掐脖子”，工作最终瘫痪。

1930年2月，冯任被迫转往武汉，担任了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农委书记。

赣西、赣南、湘赣边3个特委在“二七陂头会议”上合并为了赣西南特委，担任书记的是大能人刘士奇。

可是，大能人刘士奇在开展分田分地运动时，不但遭到强烈抵制，还遭到造谣污蔑，被批判为“农民意识”，职务被撤。

冯任和刘士奇之所以干不下去，就是因为触犯到了地方宗派主义者的既得“革命利益”。

毛主席是土地革命的最坚定领导者，当他指挥红4军由闽入赣，则他被地方宗派主义所忌恨就不足为奇了。

罗坊会议上，赣西南地方党竟然公开宣布脱离总前委的领导，以“上级”姿态“纠正”总前委的“错误”。

“倒毛”反革命暴动发起之后，出身于富农地主阶级的谢汉倡、段良弼、李白芳等人，更是以“江西省行委”的名义致信湘东南行委及湘东独立师师委，继续对毛主席和总前委进行攻击和诬陷，高呼“反对分田”，“反对打吉安”，“反对诱敌深入”。

他们诬蔑毛主席的“诱敌深入”策略是“纵敌不打，只顾逃命”。

然而，12月29、30日，毛主席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主力诱至龙冈，骤然发起攻击，“前头捉了张辉瓒”，歼灭了张辉瓒以下9000余人，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段良弼等人慌了，决定采取补救措施。

这个补救措施共有两个。

第一个，曾模仿毛主席的笔迹写信给古柏以离间毛主席的彭德怀的丛允中，跟随中央特派员刘作抚去总前委请罪。

第二个：由段良弼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事变的经过。

段良弼为了减轻罪愆，倡议筹集200斤黄金送往中央。

但是，段良弼动身之时，身上只携带了几十两黄金。且到了上海之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离奇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