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媒体10月16日报道,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残忍夺走了巴勒斯坦传奇记者莫塔塞姆·艾哈迈德·达鲁尔的一切(其中包括怀孕的妻子),但他绝不屈服,要继续揭露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滔天罪行。
巴勒斯坦记者穆塔塞姆·艾哈迈德·达鲁尔来自加沙市。他曾在伦敦学习国际新闻学,目前是《中东观察》的专职撰稿人。
在这场复国主义实体制造的种族屠*杀中,他一直生活并工作在加沙,为了讲出真相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依然坚定地决心,继续报道自己人民的苦难,以及以色列占领者对他们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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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两年里,穆塔塞姆·艾哈迈德·达卢尔一直没有离开加沙市,尽管他已经被强迫流离失所13次。自从他的家园在2023年11月遭到袭击并被摧毁后,他和家人不断辗转,逃避以色列的地面进攻。他们目前住在帐篷里。
2024年2月底,一次以色列占领军的空袭击中了他邻居的房子。达卢尔三岁的儿子阿布·贝克尔和他深爱的妻子莉哈姆——当时正怀着身孕——被埋在废墟之下,当场遇难。达卢尔悲痛欲绝。
他说:
我和她一起度过了非常美好的生活,非常美好的岁月,充满了爱与温情。我非常爱她,她也非常爱我。她很美。我的妻子是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被杀的。
据达卢尔所说,那天他们的晚餐只有一罐玉米罐头,根本无法缓解妻子的饥饿。于是黎明时分,他前往加沙市西部一个有时会有救援组织分发食物的地区,想为饥饿的妻子找点吃的。
像我这样的人——我今年45岁——要在年轻人拥挤的人群中挤过去领取任何形式的援助,实在很困难。但我终于在一个人手中找到了一袋面粉,他把那袋面粉给了我。我让我的儿子易卜拉欣把面粉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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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后,易卜拉欣回来了,带来了噩耗:以色列的一次空袭击中了他们邻居的房子。达卢尔的妻子和三岁的儿子已经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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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儿子和女儿也在袭击中受伤。
我赶到妻子娘家附近,向她和我两岁的儿子阿布·贝克尔作了最后的告别。然后我抱起儿子的遗体,亲戚们抬着她的遗体,我们把他们葬在一处临时墓地,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到达过去埋葬亲人的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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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妻子和儿子被杀的前一天,达卢尔在社交上发布了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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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穆塔塞姆·艾哈迈德·达卢尔所说,他和家人一直饱受食物短缺之苦,在这场种族屠杀中已经三次经历饥饿。他回忆说,第一次——也就是妻子遇害、而他无法养家糊口的那段时间——是最艰难、最痛苦的。
他倾诉道:
有一天,我的一个孩子向我讨吃的,可我找不到,找不到,什么都找不到。我离开了家,大约一个小时后,他跟着我来到我和朋友们待的地方——离家不远——又央求我给点吃的,但我还是找不到任何东西。
我开始哭,抱住他,因为我实在没办法给他弄点吃的。我们都饿极了。
我自己瘦了40公斤,从158公斤掉到118公斤。哪怕我是个亿万富翁,也依然难以活下去——因为直到现在,食物依然极度短缺,而我必须花极高的价钱才能买到极少的食物。
到了五月,也就是妻子和年幼的儿子遇害后三个月,达卢尔带着其他儿子回到那片曾经是他们家的废墟,想找些冬衣,因为市场上已经买不到了。许多邻居也在那里,目睹满目疮痍的景象,在瓦砾间寻找遗物。就在这时,毫无预警地,枪声响起,达卢尔21岁的儿子被击中,当场身亡。
他回忆说:
突然间,一名狙击手或一辆坦克向我们开火,我立刻看到我的儿子——叶海亚——头部中弹,倒在地上。我们赶紧逃跑,我和其他孩子、邻居们一起。由于枪声密集,我们不得不把他留在地上。整整一周之后我们才得以回去——那时我们看到他的遗体,坦克已经从上面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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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塔塞姆·艾哈迈德·达卢尔说,他与第二任妻子莉哈姆所生的小孩,在母亲和兄弟去世后,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他们非常伤心。每次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就告诉他们:他们去了天堂。
他们问我:“妈妈在哪里?”我告诉他们:“她在天国。”
然后他们说,他们也想去找她,想见到她或和她团聚。
可我告诉他们:“我们不能去,除非以色列占领军把我们杀死。”
所以他们祈祷以色列的占领军能开*枪打*死他们,好让他们去见到妈妈。
当我的儿子们被杀时,他们也问我,他们是不是已经去了妈妈所在的地方。
达卢尔说,在停火前的几天,他心情很好,和朋友、家人(包括他的儿子易卜拉欣)一起庆祝,憧憬停火生效后他们要做的事情。
但当特朗普宣布停火那天,易卜拉欣已经不在了,也没有任何庆祝。
易卜拉欣曾在加沙市帮忙经营家里的超市,但超市在开业仅两个月后的2023年11月就被轰炸摧毁。之后,他成了街头小贩。以色列占领当局对加沙市民展开了一场有意的“饥饿行动”,企图迫使他们向南迁移。城西的齐基姆过境点和拉希德街都被封锁,意味着没有任何食物能够运进加沙北部。
据达卢尔说,易卜拉欣和他的朋友坚持要去南部带回一些食物。
但易卜拉欣再也没有回来。
以色列在停火前一天杀*害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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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卢尔说:
停火的第一天,有人告诉我的朋友,我的儿子在拉希德街的纳布尔西环岛附近被杀。第二天,我们和志愿者及民防人员一起去接他的遗体,发现他可能是在两天前被杀的。他当时已经订婚,他的未婚妻非常爱他,也非常依恋他。当她知道他被以色列占领军杀害时,她崩溃了。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非常痛苦,而他们的死亡对我影响巨大。这是我在这场种族屠杀中失去的第三个儿子,同时也失去了我的妻子。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占领当局不仅多次针对巴勒斯坦记者,还针对他们在加沙的家人,试图控制舆论,限制世界了解其众多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的信息传播。
记者们遭受威胁、拘留、酷刑甚至杀害,媒体设施被摧毁,外国记者进入加沙地带的通道被禁止。
以色列系统性打压新闻界,是一种有意的策略,不仅为了让目击者噤声,还为了阻止对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批评,并通过传播不真实的事件版本维持国际支持。但这种策略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加沙的种族屠杀。
穆塔塞姆·艾哈迈德·达卢尔在种族屠杀期间多次受到“以色列特工”的威胁,被要求停止报道,而许多特工和活动人士也在网络上散布关于他的虚假信息。但他表示,这些事件早在2023年10月之前就已发生:
2018年,当我报道“大回归大游行”时,以色列占领军直接威胁我,说“我们会追杀你”。游行每周五举行,下一个星期五,我胸口中了一颗爆炸弹。我体内有大量弹片,影响了肺、肝、肠和其他器官,我昏迷了好几天。在这场种族屠杀期间,这种威胁多次重复,我感觉自己可能被故意针对。
然而,达卢勒并没有理会占领军的威胁,他也不打算停止报道加沙人民所遭受的罪行。他认为,记者的首要责任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真相:
作为一名记者,我对我的家人、对我的人民、对我的土地、对我的国家有责任。
我必须揭露以色列占领军的谎言和罪行,让全世界知道他们是骗子,是贼。他们不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但由于人们从小受到宣传和谎言的影响,世界各地的人都把这些当作事实。
如果我保持沉默,世人就不会知道他们是骗子和窃贼,他们正在对我们进行屠杀。因此,这既是我作为巴勒斯坦人的责任,也是我作为记者的责任。我有义务揭露以色列的谎言、欺骗和屠杀,把关于我们国家、关于巴勒斯坦人的真相告诉全世界——巴勒斯坦人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和居民。
他指出,国际社会支持这个流氓国家——一个谎言之国、罪犯之国,一个建立在我祖辈的骷髅和骨头上的国家。
达卢勒失去了59名家庭成员,包括兄弟、姐妹、侄子、侄女以及住在加沙的表亲,但他并不指望任何正义:
当今世界、国际社会以及大国领导人都不公正,他们支持以色列的种族屠杀。我们不仅遭到以色列军队和武器的攻击、毁灭和屠杀,还受到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武器、金钱以及士兵的侵害。
达卢勒说,尽管他对停火感到欣慰,但家人的失去和加沙的毁灭让他非常悲伤。
他失去了一切。
他没有家,甚至无法在曾经的家园搭建帐篷,因为满地都是瓦砾,他的街区已让他认不出来:
我认为以色列不会再返回加沙,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供他们破坏和攻击。加沙市只剩下一条街尚未被毁,其余全部被摧毁,那么以色列这个流氓国家为什么要回来继续种族屠杀、恢复国际孤立和攻击,让人们重新举行游行和抗议呢?我不信任调解者、不信任国际社会,也不信任特朗普,但在加沙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是以色列可以继续破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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