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华 | 追寻中国古人的生活与生命

感谢余新忠教授邀请我为“生命史学”系列丛书提供书稿，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何谓“生命史学”及其与日常生活史的关系。余新忠教授《生命史学：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意义与前景》一文指出：“生命史学”，不仅是一个研究领域，更是一种意识和研究理念。其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的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并用三句话来加以阐发，即历史是由生命书写的，生命是丰富多彩而能动的，健康是生命的追求和保障。他还阐发生命史学视野下中国医疗史的意义与前景，强调“作为一项新兴的研究，它将有助于我们更新观念，强化生命意识，通过引入和实践一些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如新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等），从方法论上推动历史学的发展”。显而易见，上述概念是基于医疗社会史又不拘泥于医疗社会史的概念，是一种广义的认识。比这一认识更早的医疗史学者李建民先生著有《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一书，则强调“生命史学”不仅探索历史上个体的生命观与身体观，同时也思考整体文化生命的不息活力，即钱穆先生所谓“生力”“生原”者，以生命为核心的历史学期待建立中国人古典医学生命力的真实临在，并且促使史学的生机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化与内在化。以上是该书“内容提要”所示，作者“后记”中还指出：“我个人的‘生命史学’则试图在医学史、社会史、文化史寻求交集、另辟新领域。”相对来说，医学史的色彩更浓厚一些。此外，台湾作家余德慧也著有《生命史学》，不过这是其散文作品，作者以丰富的人文心理学养背景，透过自身对生命的细腻观察，带领我们进入他体尝到的生命感。生命感主要来自生命自身的历史。“只有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才产生现在的知识。”这种知识就叫做“生命史学”。以上“生命史学”的概念与认识可谓言人人殊。

近十几年来，我对日常生活史产生兴趣，感到日常生活史的本质其实是生命史。一般来说，“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因日常生活“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实质就是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即生命的维护。对于日常生活而言，消费、交往、观念三项活动可以说是维护生命的体现。这样看来，日常生活史与生命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与内在的逻辑，自己以往对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一些成果是可以纳入生命史学范畴的。

生命史学研究个体生命过程，关注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揭示人类行为和发展的规律。自然生死是生命史的重要部分，而维护生命的消费、交往、观念三项活动也不可或缺。就我个人而言，已有与生命史学关系较为密切的研究成果，较多集中在生死、消费、观念方面，而交往活动则蕴含其中。因此，本书的内容分为谋生、生与死、岁时生命意识及老年三编，按此分类收入相关论文。

谋生编，讨论的是生命的维持与再生产问题，即人们常说的生计模式，与消费问题相关联。本编论文可分为三组，个人生命史最能体现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旨趣，首先选择这样的论文为第一组。我依据龚炜《巢林笔谈》探讨清朝统治稳定后士人的政治态度与日常生活。吴中士人龚炜生活在清康熙后期到乾隆中叶,他对于清朝统治高度认同,从龚炜的个人生活史了解他的政治立场、人生经历、生活态度、家庭生活以及家族关系,看到他的性情爱好、文化品位、治学情况,特别是绝意科举的人生转折,一个鲜活的士人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书中描述的社会风俗、生活样态,只有放在吴中特定地域、放在作者生命史中才能把握。

笔者更多地是利用了清朝乾隆、嘉庆时期的刑科题本，从命案入手，挖掘人们为维持生命进行的谋生活动。这方面的四篇论文构成第二、三组。

第二组考虑特定地域人们的谋生活动，较多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利用刑科题本研究特定区域的日常生活史，以江西为例，尝试性地提出将生命、生计、生态相结合的“三生模式”。生命方面，论述当时的人口、婚姻、家庭等情况，得知生子数量一般在二子以上，或者可以说有二至五人之多。特别是通过丰富的宗族资料，了解到宗族为族人带来便利，也产生各种矛盾。江西人的生计，仍是以务农劳作为基本的谋生手段，但兼做雇工，养猪较为普遍。到外省谋生的情况较为普遍，其中迁入福建者最多，赣东部临近浙闽的山区，是开发山区的棚民活动较频繁的地区，棚民与山主结成租佃关系，往往因为租税问题产生纠纷。生态方面，江西的山地与丘陵密布，水利发达，生态环境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山中多种植竹木，柴作为农业社会的主要燃料与建筑材料，日常生活离不开取柴于山。江西从事造纸者较多，纸张又依靠发达的水上交通贩卖到各地，抚州府金溪县纸张买卖兴盛。家庭、宗族内部以及家庭与宗族之间不时有争水事件发生。

生命、生计与生态的关系还体现在人与动物的关系方面，涉及使用武器来获取猎物谋生与保卫自身安全的问题，由此引发出官民对待武器的态度问题。以福建山区为例，闽人备有刀枪、火铳甚至是鸟枪用于打猎、防兽，以利于出行安全和生活，有时这些工具、武器成为人们的纠纷中的凶器。乾隆朝整饬民间鸟枪条例以及在福建的执行情况有过变化，由乾隆初年的因地制宜，到乾隆后期的由松而紧。

第三组选取具有特殊生计的僧人、乞丐为例，以彰显边缘人群的生命力。出家人的理想是追求生命的来世，然而现实生活中僧人的生命史往往是通过经济纠纷构成的人际关系表达出的。僧人出家改变其生命历程，僧人与俗家亲族、僧侣、僧俗之间，建构了三个圈层关系。出家人的人际关系首先是僧侣之间的，具有拟制血缘的特色。僧人与民人基于社会经济发生关系，因而引发纠纷。僧俗债务关系、雇佣关系是引发纠纷的重要原因，僧俗土地问题、寺田的租佃关系，也是纠纷产生的要因。下层僧人为生计忙碌，亦同俗人。

乞丐往往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是生命最为脆弱者。乞丐因强讨易与施与人发生纠纷。县级官府的捕役治理不法乞丐，两者之间具有对抗性。乞丐借钱殊为不易，谋生手段也不稳定，所以有雇工兼做乞丐或乞丐改作雇工的情形。乞丐之间往往产生内部纠纷，多因赊欠而起。乞丐中也有家庭性乞讨现象。乞丐具有社会边缘属性，女丐的命运也同样悲惨。

生与死编，探讨生命的降生与终结问题。明清时期的溺婴习俗盛行，造成人口问题，以此为切入点，论及生命。笔者利用明代地方志、明人文集等资料，对明代溺婴问题进行了首次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考察。笔者指出，在溺婴流行的江南、浙江、湖南等地区，不仅溺女婴，而且溺男婴也相当普遍。大量溺女婴的直接原因，是婚姻论财带来的妆奁昂贵和普通人相对的贫穷，背景性深层原因是重男轻女思想。同时，溺婴也是考虑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而控制生育的手段，这尤其表现在溺男婴方面，笔者发现了明人文集中江南堕胎的事例，也发现了地方志中湖北控制人口的记载。溺女婴的后果是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男多女少，并导致男子成婚困难。未婚者众多，一些家庭乏嗣，抱养异姓继承的情况增多。溺婴行为与官方的儒家正统文化发生冲突，也带来众多的社会问题。明朝各级政府以及士大夫为戒除溺婴进行了种种努力。

笔者还论述了清代溺婴习俗的地区分布，溺婴原因、后果与民间童养媳制度，溺女禁革与育婴堂建设，劝善与戒溺女，其中探讨了一些新的问题。童养媳制度剥削女性，但在客观上缓解了家贫者的抚育和遣嫁负担。育婴堂是清政府及绅士对付溺女婴的另一项有效措施。另外，劝善文把人类的性别之分作为自然规律，以国法和冥诛约束民众，用同动物比较的方法告诫人们勿伤其类，并用事例说女子也可有作为。其中除了借助神道果报的迷信成分外，强调人道和顺应自然的生命伦理观念。这种观念本是古人固有的，只是在溺女的风气下，被再次明确提出，以戒除溺女。大量溺女事实的存在，表明民间也存在着另一种生命伦理观念，即溺死新生儿不算违反生命伦理。戒溺所用的神道果报的迷信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对付民间溺女的伦理观，用冥诛威胁溺女者。溺女和戒溺女，带来对生命伦理的重新思考，这是需要加强研究的问题。

明清时期的火葬风俗引人注目，笔者论述了当时的的汉族火葬风俗，指出明清社会火葬风俗在东南沿海一带有一定的全民性，但最主要盛行于社会下层贫民中。关于火葬流行的原因，除了受佛教影响、迷信风水停丧不葬、贫不能葬、习俗移人之外，笔者还强调人口数量膨胀，造成人多地少、地价昂贵，改变人们丧葬观念的作用，这也是最直接和现实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杭、嘉、湖三府实行火葬的原因是认为火葬可以使死者的亲人很快发财受福，这是一种尚未被人分析的丧葬观念。明清政权反对和禁止火葬，就需要解决葬地问题，于是便倡导办理殡葬的慈善事业。清政府在乾隆和同治年间有过两次大规模禁止火葬的行动，这是传统的伦理政治文化所造成的。

岁时生命意识及老年编，是讨论生命性的问题。笔者选择几个较能体现生命性的节日进行探讨，呈现中国岁时节日的生命意识。在叶舒宪、中村喬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讨论正月七日人日节的性质，认为剪人胜贴于床或戴于首是人日节的标志性习俗。传世的人胜图形的主要寓意是祈求生殖，鱼人、莲花、梅花、桃图形的寓意，也能说明此点。从人胜图中的鸡人和金乌负日的造型来看，人日节可能起源于鸡人创世神话，试图回答宇宙时空和人的由来问题。而人日吃七宝羹、登高、驱鬼鸟诸俗，具有祓除不祥、祈愿人口健康的巫术性质，都紧扣着人日的主题。

江南的桥文化中，有在正月灯节“走三桥”的民间习俗，笔者认为该习俗至少形成于明代，“走三桥”源于岁时度厄习俗，产生于月初亏之夜的过桥习俗，有“度厄”的寓意，即去掉危及生命的百病，达到再生的目的。因月亮属于阴性，故“度厄”的节日活动主要由女性进行，后又产生祈嗣习俗。江南的“走三桥”习俗，可以视为“走百病”习俗在传承过程中发生的变异。

端午节体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具体表现在维护生命的药俗、保卫生命的饰物、抢救生命的竞渡、维持生命的角黍这四个方面。

中国传统节日中，中元节的宗教性最强，体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对人的终极关怀问题的回答。佛教盂兰盆斋节所讲的目连救母的故事同儒家伦理的孝道契合，为民众所接受。南北朝时期至唐代流行盂兰盆会，宋代盂兰盆会活动成为民俗的一部分。地官赦罪是道教中元节的主题，借鉴于佛教思想。唐诗中多有以中元日为题的诗歌，在唐代，中元一词及其节俗已流行于民间。中国古代有秋成向祖先荐新的礼俗，佛道宣扬超度亡灵，这恰好和民间观念相结合，七月十五日因而成为祭祖荐新的日子。中元节用麻谷向祖先荐新告秋成，又称麻谷节。中元烧衣、烧纸钱的习俗传承至明清，发展出烧包袱之俗。皇家礼制在七月十五日谒陵祭祖。照幽冥之苦、救度野鬼的放河灯习俗流行于僧俗之间，甚至清朝皇帝也喜欢在中元节时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观放河灯。

重阳节有登高祓除，茱萸避恶，菊花延年的习俗，重阳节的寓意在于长寿，同样体现出生命意识。

如今重阳节也是老年节，老年是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笔者论述了中国古代的老年，分别揭示出医学的衰阳论、儒家养老观、国家的免役和致仕制度、民间风俗对老年的界定。中国古代认为人从50岁开始进入衰老时期，而把人真正作为老年对待，则一般是从60岁开始；70到80岁属于老年中的“高年”，享有更多的礼遇；100岁以上的天年，是老年的终结。中国古代礼遇老年的制度主要有乡饮酒礼、免役与赐物、赐爵制度、优老之礼。中国古代历朝政府都不同程度地任用老年人进行乡村教化活动，甚至任老年人为农村基层社会的负责人，主要体现在秦汉时期的三老、南北朝至唐的乡里老者、宋元时代的农师与社长、明代老人制度、清代乡约制度。

由于上述内容写于不同时期，论文立意、写法、深浅以及行文差异较大，收入本书后虽然有所调整和修订，但仍然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这是需要向读者表示歉意的。

目录

前言

谋生

盛清吴中士人龚炜的生命史——清人龚炜《巢林笔谈》的生活史资料价值

生命、生计与生态：清中叶江西的日常生活——以清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乾隆年间福建的防身打猎与朝廷整饬鸟枪

亦僧亦俗：清中叶僧人的人际纠纷及其生活——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清中叶乞丐的人际纠纷与社会边缘性——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生与死

明代溺婴问题初探

清代溺婴问题新探

试论明清时期的汉族火葬风俗

岁时生命意识及老年

中国古代人日、天穿、填仓诸节新说

江南的“走三桥”与中国岁时节日文化

端午节的生命意识

三教合一话中元

重阳节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老年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