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历史地理考察纪实

宋东泽/文

沿G304 国道自东向西穿行，过于洪界后，便进入新民市境域。此段道路沿线地处辽河冲积平原腹地，农业景观以水稻种植为主导。因受辽河支流灌溉之便，水田连片分布，而耐旱的玉米种植则较为稀疏，这一作物格局与当地温带半湿润气候、土壤保水性及水利条件高度适配。值得注意的是，连片的水稻田间不时可见“磕头机”（石油开采抽油机）矗立，其分布密度与地下油气资源储量形成直接关联，直观印证了该区域处于辽河油田勘探开发范围内的地质特征。沿途依次经过沈阳油田核心作业区与沈阳采油厂，实地探访发现，采油厂采取 “生活区—矿区”一体化布局：生活区占地面积广阔，配套有住宅、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但其内部商业业态相对匮乏，仅以满足居民日常刚需的小型商超、餐饮店为主。

沈阳采油厂主体位于新民市兴隆堡镇，而该镇最显著的地理特征是温泉资源富集，沿途温泉酒店、民宿鳞次栉比。从地质成因推测，兴隆堡温泉的形成或与地下油气资源开发存在间接关联，油气勘探过程中常伴随地下水热活动，部分区域因岩层裂隙导通深层热储，进而形成温泉。兴隆堡镇本身商业繁华，沿街店铺密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一应俱全，其商业活力一方面源于温泉旅游开发带来的客流，另一方面则依托采油厂生活区的人口基础，形成“旅游消费+日常消费” 的互补格局，这也解释了采油厂生活区内商业业态不发达的原因，居民非刚需消费需求可通过短途前往镇中心满足。

G304 国道新民段沿线多个村落名称，保留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军政建制与民族文化交融的印记，其地名演变过程是区域历史变迁的“活化石”。沿途“老什牛录”“昂邦牛村”“金太牛村”三个村落，均与清代满族核心军政建制 “牛录” 直接相关。“牛录” 为满语，原意为“箭”，清代初期发展为军政合一的基层组织，每牛录约 300 人，设“牛录额真”（后改称 “牛录章京”）为首领，既是军事指挥官，也是行政管理者。老什牛录村，“老什”为清代满族人名，说明该村最初为“老什”所辖牛录的驻屯地。昂邦牛村，“昂邦” 为满语，大意为“大臣”“高官”，推测此处曾为一位职级较高的牛录首领驻辖地，因首领身份特殊而得名。金太牛村，清顺治八年（1651 年），清廷在此设立 “根太牛录”，“根太” 为当时牛录额真之名；后因“根太”调任他地，牛录建制虽保留，但名称随人事变动调整，至光绪末年，“根太牛录”谐音演变为 “金太牛录”，民国后简化为“金太牛村”，这一过程体现了清代基层建制与地名的动态关联。

再有大喇嘛村（含二喇嘛村、三喇嘛村）：三村地名起源与明代藏传佛教传播及农业开发密切相关。据《沈阳市标准地名词典》记载，明万历年间（1573-1620 年），有藏传佛教僧人至此地，带领民众开垦荒地、发展农耕，随着人口聚集逐渐形成屯落，因僧人威望较高，遂以 “喇嘛” 命名屯落，后因人口增多分设为 “大喇嘛”“二喇嘛”“三喇嘛” 三村，形成有序的村落集群。需注意的是，民国十五年版《新民县志》中未记载此处有喇嘛庙，推测该区域藏传佛教传播以 “僧人引领开垦”为主要形式，未形成规模化宗教建筑，或寺庙因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早已损毁无存。

西高力村，其地名形成与清代朝鲜族迁徙及方位标识相关。据《沈阳市标准地名词典》记载，清康熙四年（1665 年），有朝鲜族民众迁居于此，从事水稻种植（与当地后来的水稻种植传统一脉相承）。因该村东侧已有“张高力屯”，为区分方位，故将此村命名为“西高力村”。如今西高力村下辖“西营子”“东营子” 两个自然村，“营子” 为东北方言中常见的村落后缀，源于清代满族、蒙古族的“营盘”（驻军或游牧部落驻留地），推测此处曾为清代八旗兵丁屯垦或蒙古族游牧部落暂居地，后演变为村落，反映了多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名融合特征。营子可能与清代皇家牧政制度相关。此处清代为“盛京牧群”下属的皇家养马场地，专门为清廷饲养军马，“营子”即指牧马场的管理营地，后逐渐形成村落，保留“营子” 之名，是清代皇家畜牧业布局的地理遗存。

二、巨流河古城的历史地理价值与现状考察

过G304 国道巨流河大桥后，即抵达本次考察核心区域——巨流河古城。作为新民市境内兼具军事防御、漕运枢纽与行政建制功能的历史遗址，其地理区位与历史沿革深刻反映了辽河流域的开发进程。

巨流河之名源于辽河干流此段的历史称谓演变：据《盛京通志》《新民县志》记载，辽河巨流河村段在辽金时期称“句骊河”（或与当时居住于此的高句丽遗民相关），明代改称“句柳河”，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当地立屯时，取“句柳”的谐音，正式定名为“巨流河”，既保留了历史称谓的传承性，又突出了辽河此段 “水流湍急、河面宽阔”的自然特征。

如今的巨流河村仍可见区位优势，村东有丹阜高速（G1113）穿境而过，村中有沈山铁路（沈阳至山海关，始建于清代，为中国最早的铁路干线之一）纵贯，村北紧邻辽河巨流河大桥与辽河大桥，形成 “公路—铁路—水路”三维交通网络。这种交通格局并非现代偶然形成，而是对清代巨流河“漕运码头+驿站”功能的继承与发展，凸显了该区域在辽河流域交通体系中的长期核心地位。

巨流河古城并非单一时期建筑，而是历经清代多次修缮、功能调整的军事行政复合型城池，其沿革可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期（清崇德六年，1641 年）：皇太极时期为加强对辽河流域的控制，在此修建城池，设立“水军都督府”，主要功能为防御明军与蒙古部落侵袭，同时管控辽河漕运，是清代早期辽东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节点。转型期（清康熙二十年，1681 年）：清廷撤销水军都督府，改设 “巡检司”，负责辖区治安、税收与漕运管理，古城功能从单纯军事防御转向 “军政合一”，成为新民地区重要的行政据点。扩建期（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乾隆帝东巡后下令重修古城，据《新民县志》引当地学者陈锡文（清代营防旗人，留心乡土史志）记载，此次重修由 “金州协领林玉柱” 监修，将原北门改建为东门，调整城池布局，扩大城内面积，同时修建河神庙、太平寺等建筑，古城规模与功能达到顶峰。

据实地测量与史料印证，巨流河古城原呈正方形，边长约500 米，城墙采用“里石外砖、中夹夯土”的结构（东北清代古城常见形制，兼顾防御性与经济性），残高 5-7 米，残宽 4-5 米，原设三门：南门曰 “拱固”、西门曰 “镇西”、北门曰 “靖边”（东门为乾隆年间改建）。

实地去看，城墙遗存：西、南两面城墙因历史破坏已无痕迹；东墙仅存东门南侧一段夯土墙基，暴露的夯土层可见明显的夯筑纹理；北墙是保存最完整的部分，现存全部墙垣，高低不等（最高处约7米），墙体外层砖体虽多有脱落，但仍能辨识“石灰勾缝”的工艺特征，部分城砖散落在村民院墙、房屋地基中，成为“就地取材”的建筑材料。

城内建筑，古城内现存民居多为“北京平”（东北传统民居类型，平顶、砖石结构），建筑材料混杂使用古城砖、近代灰砖与红砖，部分老旧院落的围墙直接采用清代城砖砌筑，推测为当年城墙砖的遗存。城内有一条南北向与一条东西向主干道，沿用清代城内街道格局；村中有一条小河沟（辽河支流遗存），上跨一座石桥，桥身为大石块构成，桥两侧设过水门洞，兼具通行与排水功能，疑似清末民国水利设施的遗存。古城遗址内设有“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碑。

巨流河古城的损毁并非自然风化所致，而是历经多次人为破坏，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8 年）：国民党军队为修筑防御工事，拆毁近二分之一的城墙砖，用于修建碉堡、战壕，城墙主体结构遭到首次严重破坏。“大跃进” 时期（1958 年）：当地生产队与村民为修建集体仓库、民房，大量拆取城墙砖与夯土，导致西、南两面城墙彻底消失，东墙损毁过半。改革开放后（1980 年至今）：随着村人口增长，村民在古城遗址内平毁东南西三面残存夯土墙，开辟宅基地与农田，进一步压缩古城遗存空间，仅北墙因位置偏僻、无建房需求而得以部分保留。

需要注意的是，在巨流河古城东约200米的北山上，还存有一处更早的历史遗址——高句丽开城城址（又称 “牧养城”“独木关城”），是辽河流域高句丽时期军事防御遗址的重要代表，也说明此地重要性的一脉相承。据《东三省古迹轶闻》记述，该城为长方形砖筑结构，南北长110米，东西宽86米，南、北、西三面设门，西门外建有瓮城（防御性建筑，用于抵御攻城敌军），并设有上下马道，推测为高句丽时期管控辽河渡口的军事关隘。史料记载，唐代唐军东征高句丽时，“高丽族将克伦据守是城，以拒唐兵”，后因兵力不支弃城而逃，该城遂纳入唐代疆域。1980 年沈阳市文物普查时，在开城城址内发现大量辽代瓦片（说明辽代曾在此处重建或沿用该城），南部区域出土残鬲足（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炊具部件，此处可能有更早的人类活动痕迹），山丘北坡还出土过金代四扳釜（炊具）、铁锄头、铁马镫等文物，证明该遗址从高句丽时期至金代，长期作为人类活动据点，具有连续的历史文化层。如今开城城址城墙已全部倾圮，城内已开辟为农田，仅能通过地表散落的残砖碎瓦与地形起伏辨识城垣轮廓，亟待开展系统性考古勘探与保护。

《东三省古迹轶闻》中石剑峰的记载提及另一则传说：“古北城为高麗所築…… 臨行時，將槍刀弓箭，悉投井中，復用巨石掩盖…… 清乾隆帝東巡，曾令人启其石，侍臣諫曰。不利吾主。遂止”。这一传说将御井与高句丽时期的军事遗存关联，虽缺乏考古证据支持，但反映了当地民众对御井历史层次的认知，也暗示该区域地下可能存在更早时期的人类活动遗迹，为后续考古勘探提供了线索。

三、巨流河的漕运兴衰与文化遗存

巨流河作为辽河干流的重要段落，其漕运历史与文化建筑（河神庙、御井等）共同构成了区域历史地理的文化维度。

新民境内的辽河漕运历史可追溯至辽金时期，但真正进入鼎盛期是在清代，其兴衰与政策、自然环境、交通技术变革密切相关。鼎盛期（清代咸丰至光绪年间）。特别是清咸丰十一年（1861 年）营口辟为商埠后，辽河成为连接东北内陆与渤海湾的重要水运通道，巨流河因地处辽河中游，成为新民境内最大的漕运码头之一。据民国《新民县志》记载，清朝繁盛时，航行在辽河上的各类船只（漕船、商船、渔船）达三万余艘，仅新民境内就有千余艘，呈现“百舸争流千帆过，滔滔河水载货忙”的景象，巨流河码头主要转运粮食、布匹、煤炭等物资，成为沈阳与营口之间的物流枢纽。为加强漕运管理，清廷于咸丰十一年在巨流河设立 “辽河水上警察总局”，下设四科八个分局，负责维护航运治安、征收漕税、救助船只，这一机构的设立标志着巨流河漕运进入规范化管理阶段。

20 世纪30-40 年代辽河漕运逐渐衰落，一是因为自然环境恶化：20 世纪 30 年代起，辽河支流柳河因水土流失加剧，携带大量泥沙汇入辽河，导致巨流河段河床逐渐抬高，水面变宽变浅，通航能力大幅下降，大型商船难以通行。二是因为交通技术替代：京奉铁路（今沈山铁路）、沈海公路（今G102 国道）等陆路交通线路相继建成通车，铁路运输的速度与运力远超漕运，商户逐渐转向陆路运输，辽河漕运逐渐萧条，至 40 年代末基本停止。

据当地人回忆，巨流河北山下曾有一处渡口，“有渡船来回接人载物，常会散落些粮食等杂物，吸引鱼儿前来觅食”，此处 “河面开阔，水流舒缓”，是当年漕运码头的附属设施；辽河鱼类以鲤鱼、鲶鱼、嘎鱼为主，“肉质鲜嫩，没有土腥味儿”，这与漕运时期河水清澈、生态良好的环境特征相符，成为漕运繁荣时期的民间记忆佐证。

与漕运繁忙相佐证的是当地的几处寺庙遗址，巨流河城旧有河神庙、太平寺和火神庙，尤以河神庙，规模相当不小，今俱毁。巨流河河神庙是清代皇家祭祀建筑的代表，其修建与乾隆帝东巡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建筑价值。从建筑规模与形制看，据《盛京通志》记载，河神庙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位于巨流河西岸，主体建筑包括“大殿三楹、配殿四楹、左右配庑各二楹、左右耳房各一楹、垂花门一座、大门三楹、左右群房六楹、碑亭一座”，整体呈中轴对称布局，符合清代皇家祭祀建筑的规制；庙内恭悬乾隆帝御书 “惠泽钟祥”匾额，光绪年间又获御赐“镜清昭瑞”匾额，可见其在清代皇家祭祀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东三省古迹轶闻》中多次提及该庙，称其“庙貌巍峨，工程浩大，迥非他刹可比”，庙内碑亭竖有乾隆帝御题碑文，记载辽河沿革与建庙缘由；民国时期，河神庙因年久失修逐渐颓圮，仅存碑亭与部分墙基，如今庙址已开辟为农田，仅能通过地表散落的砖瓦与当地老人回忆还原其原貌。

根据碑文记载河神庙与巨流河古城重修的监修者均为林玉柱，据《新民县志》记载，其身份存在“旅顺口水师协领”“金州协领”“镶黄旗佐领”三种说法，推测为其不同时期的任职。林玉柱为满族镶黄旗人，乾隆年间长期驻守辽东，先后担任佐领（正四品）、协领（从三品）等职，因政绩突出负责巨流河古城及河神庙的修缮工程。其任职轨迹从“镶黄旗佐领”到“金州协领”再到“旅顺口水师协领”，反映出清代满族官员在辽东地区军政体系中的流动特征，也印证了巨流河地区在清代辽东防御与行政网络中的重要地位。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地民间传说称古开城遗址西坡平地处某居民宅院为 “娘娘庙” 旧址，且看庙的林姓老夫妇为林玉柱后人。虽无文献直接佐证，但这一传说为研究林玉柱家族与巨流河地区的长期关联提供了民间线索，若能结合林氏家谱或清代户籍档案进一步考证，或可补充官方史料的空白。笔者想到，民间谱牒对于研究地区历史十分重要，因引起格外重视，特别是对于家族迁徙史尤为值得注意。

乾隆帝为巨流河河神庙撰写的碑文，不仅是清代皇家祭祀文化的重要载体，更蕴含着对辽河地理沿革与漕运价值的认知。据《东三省古迹轶闻》引高柱石记载，碑文开篇即厘清辽河名称演变：“今辽河，乃古之句骊，巨柳及巨流，讹传日以滋。合流东入海，其源颇可稽”，明确将“巨流河”与辽金时期“句骊河”的传承关系写入官方文本，为地名溯源提供了权威依据；碑文后半部分提及“崇德辟坦途，王政不谋齐，百年无敢废，修江遵前规。戊戌此经渡，命建河神祠”，既回顾了清崇德年间（皇太极时期）对辽河流域的开发，也阐明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建庙的背景。源于乾隆帝东巡渡辽河时对河神“护佑航运”的感念，体现了清代“祭政合一”的统治逻辑，即通过祭祀河神强化对水利资源的管控与对地方的精神治理。如今，这通御碑虽已无存，但碑文记载通过《东三省古迹轶闻》等文献得以保留，成为研究清代辽东水利史、祭祀史的珍贵资料。

巨流河古城内还保存一口当地人称为“御井”，这是清代皇家与地方互动的实物见证，其历史背景与水质特征均承载着丰富的地理信息。据当地传说与《东三省古迹轶闻》记载，该井开凿于乾隆年间，为乾隆帝东巡祭祖途中“钦命开凿”，用于满足随行人员饮水需求。井深18.5米，取水层为北山地下水系，因北山为花岗岩山体，地下水经岩层过滤后水质清澈甘甜，“乾隆东巡拜祖在茶棚驿站休息，饮用的就是此井之水”。巨流河站是明清时代驿路必经之处，皇帝东巡时也经此路，所以有此传说。乾隆是否驻跸不得而知，至少从高士奇随康熙帝东巡期间撰写的行纪文献《扈从东巡日录》中，可见康熙曾“驻跸辽河”。如今古井仍为古城内部分村民使用，井口以青石砌成，井壁保留清代砖石结构，虽历经200 余年仍未干涸。从水文地理角度看，御井的存续证明巨流河地区北山地下水系的稳定性，花岗岩裂隙水的补给不受地表径流变化影响，这也是清代选择在此开凿水井的重要原因；从文化价值看，御井作为乾隆东巡唯一留存的实物遗存，是连接皇家历史与地方记忆的纽带，其“水质甘甜”的特征至今仍被村民称道，成为活态的历史地理景观。

四、巨流河站遗址：近代铁路交通的地理变革

巨流河站作为京奉铁路关外段的重要站点，其建立与发展标志着巨流河地区交通方式从“漕运主导”向“铁路主导”的转型，遗址现存建筑具有重要的近代工业遗产价值。

京奉铁路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巨流河站建于1907 年，因地处沈山铁路（京奉铁路关外段核心线路）与辽河漕运码头交汇处，初期疑似主要功能为“转运漕运物资”，将辽河运来的粮食、煤炭通过铁路运往沈阳、北京等地，弥补了漕运“冬季结冰停运”的缺陷。20 世纪初巨流河站“每日停靠列车 3-4 列，货运量占新民地区铁路货运总量的 30%”，成为区域物流枢纽。2000 年左右，因铁路线路优化与货运量转移，巨流河站被撤销，但站房、职工住宅等建筑得以保留。

现存的巨流河站站房、职工住宅、监狱、派出所等建筑，均采用“青砖+毛石” 砌筑，墙面装饰有简化的欧式浮雕（如站房正门上方的弧形山花），同时融入东北传统建筑的 “硬山顶”“老虎窗”元素，形成“中西合璧”的风格。这种风格是近代中国铁路京奉铁路建筑的典型特征（沟帮子火车站附近扶轮小学较像），既体现了西方铁路技术的传入，也反映了本土建筑材料与工艺的适应性改造。从技术角度看，站房采用“毛石基础 + 青砖墙体”结构，毛石取自当地北山，青砖为本地窑厂烧制，建材的“本土化”降低了建设成本，也使建筑更适应东北寒冷干燥的气候（毛石基础防潮性强，青砖墙体保温性好）。

此外，巨流河站是“京奉铁路关外段站房及其附属建筑存量最多、功能类型最丰富的建筑群”之一，涵盖客运、货运、办公、居住、治安等多种功能，完整呈现了近代铁路站点的“微型社会”结构，对研究清末民初关外铁路管理制度、职工生活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据当地人回忆，巨流河站兴盛时期“火车头都是蒸汽机，从沈阳开到巨流河必须及时补水”，因此列车停留时间较长，催生了站台上的“流动商业”：“叫卖当地特产的吆喝声不绝于耳，尤以用本地豆油、小麦粉炸出的‘巨流河大麻花’香酥蹦脆，颇受乘客青睐”。这种“站台经济”是铁路交通带来的商业形态变革，与清代漕运码头的“岸边集市”形成历史呼应，反映了交通方式变革对地方商业的影响。如今，站房周边已无当年的热闹景象。

五、考察结论与历史地理启示

本次沿G304 国道至新民地区的历史地理考察，以巨流河古城为核心，串联起农业景观、地名文化、漕运历史、铁路遗产等多重地理要素，揭示了辽河流域中游地区“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历史变迁” 的互动关系。

G304 国道新民段沿线的地名（如 “牛录” 系列村落、“喇嘛” 系列村落、“营子” 系列村落），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直接体现：清代满族“牛录”建制留下了“老什牛录”“昂邦牛村”等地名，藏传佛教传播催生了“大喇嘛村”，朝鲜族迁徙形成了“西高力村”，蒙古族与满族的“营盘”制度演化出“西营子”“沿海营子”—— 这些地名不仅是历史的“活化石”，更反映了辽河流域作为“多民族迁徙走廊” 的特征，即不同民族在开发土地、利用资源的过程中，通过地名将自身文化印记融入地理空间，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文化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既源于清代“满汉一家”“因俗而治” 的民族政策，也得益于辽河流域平坦开阔的地形为民族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

巨流河地区的核心价值源于其“辽河中游+ 交通节点”的地理区位，这一区位优势具有长期性，但功能随时代变化不断调整：清代以前，此处是高句丽、辽金等政权管控辽河渡口的军事要地；清代成为“漕运码头+ 行政据点”，依托辽河漕运发展为新民地区的物流与行政中心；近代铁路兴起后，转型为铁路站点，交通方式从水运转向陆运；当代则凭借“公路—铁路—水路”三维交通网络，成为新民市东部的经济节点。这种功能演变证明，地理区位的价值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技术进步（如铁路、公路建设）与社会需求（如军事防御、物流运输）动态调整，但其“连接上下游、贯通水陆路”的核心属性始终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