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元：3次当大军区级主官，与2位上将搭档，自己却只被授中将衔

总后勤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我军主管后勤事务的最高领导机关，一直配备业务能力强、军事级别高的将官来领导总后的工作。

尤其是在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身为军事主官的总后部长基本都高配军委委员兼任，政工主官的政委则是和大军区、军种部队军政主官一样，都是上将衔。

然而，总后有一位主官却很特殊，无论是他的前任或继任，抑或搭档，都能被授上将衔，唯独他自己却只是中将，成为恢复军衔制后唯一未能获授上将的总后主官。

这位特殊的将军便是刘安元中将。

1927年12月出生于山东淄博市高青县的刘安元，正值抗战结束之际参军，成为山东军区部队的一员。

当时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被苏联红军打败，急需要部队进驻来控制东北战局，为了抢夺先机，我军急派临近的八路军山东军区、新四军苏北部队分海陆进发东北。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年纪轻轻的刘安元随部队一起来到了东北大地，所属部队被改编成了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他担任6纵17师50团1营1连指导员。后来，东野6纵17师改编为解放军43军128师，刘安元就一直在43军任职。

在6纵和43军服役期间，刘安元参加了众多知名战役，包括山海关狙击战、长春攻坚战、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进军两广、解放海南岛等战役战斗，真可谓是从北打到南，见证了祖国大江南北的解放进程。

基于刘安元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战功，他不仅在首次授衔时以43军128师383团政委的身份被授予了开国少校军衔，还一步步在43军晋升高级领导职位，短短20多年时间里，刘安元就从连指导员，一路晋升到营教导员、团政委、炮兵团团长、128师政委、43军副政委等职，成为副军级将领。

可以说，刘安元在野战军部队的每一级岗位都历练过，是从基层战士成长起来的我军高级将领。

遗憾的是，刘安元一直待在6纵、43军，虽然晋升到副军级的军副政委一职，却未能成为43军的军政主官。

因为在1973年的时候，刘安元就被调离了43军，来到总政麾下的二级部总政组织部、总政干部部任职，担任副军级的副部长。

表面上看，刘安元在总政工作十多年，似乎没有明显的升职，可实际上为他日后担任高级主官职务积攒了经验。

之所以这样说，我们看看刘安元离开总政后的任职轨迹就知道了。

百万大裁军时期，刘安元从总政空降到广州军区，成为军改后的首任副政委，晋级为副大军区级将领，给广州军区政委张仲先将军当副手。

通常情况下，一位将官在成为副大军区级将领后，要么在达到中将的最高服役年限后退役，要么晋升为大军区级上将，至少在副大军区级岗位历练三四年时间。

比如孙思敬在副大军区级岗位上任职了7年时间，才晋升为战区级的武警部队政委；马晓天在副大军区级岗位上工作了8年之久，晋升为大军区级的国防大学校长。

而刘安元却仅仅在副大军区级的广州军区副政委岗位上工作了2年就成功升任大军区级将领，还连续任职三个大军区级职务，跨大总部、军兵种部队、大军区。

一是在总后勤部当政工主官。1987年11月，刘安元从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岗位上，升任总后勤部政委，接替卸任的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洪学智上将，和同时上任的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上将搭档。

刘安元主管总后政工工作两年多，正好赶上我军恢复军衔制，按照刘安元的级别，他理应被授予上将衔的，可事实是被授予了中将衔，而他的搭档赵南起部长则被授予了上将衔。

二是在二炮部队当政工主官。1990年4月，刘安元从总后调到二炮部队，接替刘立封中将，成为二炮部队新一任政委，和二炮部队司令员李旭阁中将搭档。

二炮部队作为我军的独立兵种，其实和海军和空军的级别一致，都是大军区级单位，刘安元身为二炮部队主官，理应被授予上将的，但在他主政二炮的两年半时间里，全军并没有举行晋升上将军衔的仪式，所以他第二次错过了上将衔。

三是在南京军区当政工主官。1992年11月，刘安元从二炮部队空降到南京军区，接替史玉孝上将，成为南京军区新一任政委，和南京军区司令固辉上将搭档。

南京军区政委已经是刘安元所担任的第三个大军区级职务，确实应该获授上将衔了，而且在1993年6月我军也举行了上将军衔的晋升仪式，但在当年所授予的6位上将中，并没有南京军区政委刘安元，这是他第三次错过上将衔。

刘安元在南京军区主官岗位上之所以没有被授予上将衔，或许是因为他超龄服役的缘故，因为就在当年授衔的半年后，刘安元中将就退役了，而且还超过了大军区级将领最高服役年限，在66岁的年纪离开了军中领导岗位。

当然了，无论刘安元是否获授上将衔，他为中国革命和建国后的国防建设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

在此，向刘安元中将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