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对话多孩“生”活| 县城三孩妈妈纪事

（杨玉丽的三个女儿）

在县域环境中，多孩妈妈往往面临更多现实挑战。与小城市相比，这里工作机会较少，家庭收入普遍不高，日常开支常需精打细算。妈妈们通常也承担着更重的育儿责任。

通过推荐，我们结识了来自湖南邵阳武冈市的杨玉丽。她是一位80后三孩妈妈，自幼作为留守儿童跟随祖辈长大，读书之路不顺利，曾外出打工，后又返回家乡。因县城工作难找，几年前她开始自己做保洁服务。凭借认真靠谱的态度，逐渐积累起口碑，并组建起一个主要由宝妈构成的本地保洁团队。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吃苦耐劳、坚毅乐观，身上带着蓬勃的生命力。

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县城妈妈普遍面临的现实压力，也被她积极的态度所打动。她没有被环境限制，在有限的条件下实现了自我成长。希望更多人能够认识她、了解她的故事，理解当代县城女性的生活与选择。

一、三个孩子，一个“小社会”

2014年，杨玉丽从深圳回到武冈。当时家里正忙着收拾新房，二宝还在哺乳期。临入住前，她发现生理期有些异常，去医院检查才得知自己已怀孕12周——这显然是个计划外的第三胎。在商量是否留下孩子时，丈夫投了反对票，主要担心开销太大、精力不够，甚至还请大姑姐来做她的思想工作，悄悄带她去医院。但婆婆表示支持，承诺孩子出生后会帮忙带，并在她坐月子时兑现了承诺。最终，老人的支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杨玉丽的三个孩子）

家中从此多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生命。杨玉丽告诉我们，养育三个孩子的过程与带两个孩子完全不同，尤其是孩子之间的互动与氛围：“三个孩子，就是你、我、她的关系，三人自成一个小社会。”老大小时候在家只能与玩具作伴，缺乏规则意识；随着老二、老三的到来，孩子们在“拉扯—磨合—稳定”中逐渐学会了物品归属、相互尊重，甚至还会形成小团体。这种多子女的成长体验，相比独生子女，更能帮助他们融入集体生活。

二、一人带三孩的日常

在这个家庭中，杨玉丽几乎独自承担所有家务和育儿工作，同时还要经营自己的事业。她列出了一天的时间表，基本没有空闲：7:50出门，8:10前送三个孩子到校；8:30–16:00对接客户、安排工作并亲自上门服务；16:00前赶回家准备晚餐；17:30孩子陆续到家，进入“做饭—吃饭—陪写作业—洗澡—哄睡”的晚间流程；孩子睡下后，她再完成洗碗、洗衣、拖地等收尾工作。她很乐观，“这个过程没有情绪内耗，这些事不算很累，也不是重体力活。”

家庭账本也讲究秩序。上月她的工作收入为1862元，丈夫提供的家用由原来的每月6000元提高到10000元，家庭总收入11862元，月底结余约7300元。

主要固定支出包括：房贷2260元；电费按面积年初预缴，约1500元/年；交通成本低——她骑电动车出行，充一次电只需几元钱；房子离学校近，孩子步行上下学，连接送费都省了。

餐饮方面，她遵循“顺应时节”：时令菜便宜时就减少肉类开支，过年做的腊肉存到春天做成“腊菜”。孩子的学费和培训费集中在固定时段缴纳，避免月度支出波动。

在消费观上，她坚持“精神富养、物尽其用”。孩子的书包一般在农贸市场买三四十元的款式。当小女儿羡慕同学300多元的新书包时，她会与孩子沟通：“书包的作用就是装书和文具，30块钱的书包能不能做到？如果可以，多花300块的意义在哪里呢？”

三、家庭关系的守护者

生活中，玉丽偶尔会拍摄视频记录点滴。在她已发布的内容中，我们看到了她与处于青春期的大女儿融洽互动的画面。但玉丽告诉我们，其实孩子四五年级时曾经历明显的叛逆期，偷拿钱、损坏家电、在课堂上异常表达情绪……那时她在保险公司做业务，疲于奔命，处理问题方法不足，甚至用过体罚，但效果甚微。

直到有一天，女儿喊脚疼、拒绝上学。她带孩子在当地医院做了包括核磁在内的检查，花了3000多元仍查不出问题。医生暗示“有些孩子不想上学可能会装病”。犹豫之后，她选择相信孩子，带女儿前往深圳市儿童医院。结果真的查出问题，需要做一个小手术，住院一周即可。在那陪伴的一周里，她冷静思考了许多，最终决定让女儿休学一年，用这段时间深度陪伴孩子。

这一年，她把五年级的女儿当作四岁孩子来重新养育，贴身陪伴、共同外出、日常同频，弥补大女儿因二胎出生而被稀释的关爱。身边亲友担心这样会“宠坏”孩子，但她坚信“解铃还须系铃人”。关系回暖后，女儿终于说出心里话：自己“只是想引起注意”。如今，这个曾经“令人头疼”的孩子学会了关爱他人。今年中考一结束，她就连续九天乘公交车去照顾生病的外婆，不仅在行动上帮忙，情感上也展现出成熟与担当。这份转变，正是孩子对母亲重新把她“抱回心里”的回应。

（杨玉丽和女儿们的幸福合照）

杨玉丽的丈夫在长沙工作，离家400多公里。因工作繁忙，一年只能回家两三次，几乎无法参与育儿。这种情况对孩子的成长或有影响，但她用一句玩笑带过——丈夫参与少、质量不高，就像自己在这头给孩子“充电”，丈夫在那头“放电”。

面对现实，她向孩子们解释父亲的局限：爸爸处理情绪的能力较弱，爱人的能力也不足，但他工作能力强、动手能力好。她努力在孩子们心中树立了一个有温度的“爸爸”形象。

为维护父女连结，她发起了一项“爱爸爸行动计划”，让三个孩子按日轮班拨打“爸爸专线”，用固定的互动节奏将父亲拉回日常。当然，有时也会遇到“爸爸只会问作业写完没、考几分”的尴尬场面。她便教孩子“情绪免疫法”，先稳稳地把自己的关心传递出去，不好的反馈就过滤掉，不让分享欲被浇灭。

四、开启创业之路

谈起做保洁、创业的初衷，她直言是因为在县城找不到一份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上班、周末双休、节假日可灵活休息的工作。县里岗位少，她索性选择做保洁。她先咨询了保洁公司，发现公司每单抽成30%–40%，不甘心“辛苦干活，公司拿大头”，于是决定自己干。又恰逢当地优化营商条件，注册公司无需实缴资金，“这么好的政策，不用钱就能注册，那就做！”她没有盲目起步，要先系统学习玻璃擦拭、地漏清理、流程规划、收纳整理等技术。可面对1万元的学费，她又犹豫了一个多月。最后一位朋友明确表示愿意投资她，亏了不算她的，赚了再分红。这份信任推了她最后一把。

她把自家房子“住改商”，不租门面，一切投入从省钱开始。起步期，她一个人背着保洁包接单、上门、拍视频、学剪辑——客户家不便拍摄，就完工后补拍。每次服务坚持“新毛巾、新工具”，清洁到看不见的角落，地漏逐个掏净，连异味都处理到位。她给自己的服务标准是“做到让客户舍不得你走”。很快，转介绍不断，有客户甚至主动多给钱。

（杨玉丽和其他同事的合照）

现在，她已经从“一个人干”发展到“带着十几个人一起干”，所有员工都是像她一样的宝妈。她制定了清晰的派单制度，自己只收10%作为介绍和管理费用，剩下都归服务人员所有。比起外面的保洁公司，她能给出的单价更高，员工的收入也更稳定。她对员工的要求是人品要端正，有职业素养，要积极向上，不要抱怨客户家里有多脏。她教会大家，要对客户心存感恩，感谢客户给她们的机会。

五、只有好好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孩子

对很多妈妈来说，孩子就像一面镜子，能照出自己的不足。对杨玉丽来说，大女儿叛逆的那段日子敲醒了她：给予爱之前，她首先要学会自我修复。她提到“重新养育自己”这个观点，我请她详细聊聊。

她回忆说，自己是爷爷带大的，12岁爷爷去世后，父母对她的评价更多是挑剔与不接纳，也没人教她怎么处理情绪、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所以一开始，她面对孩子的问题，常常下意识地指责或否定。直到女儿说出那句“妈妈，你来看看我吧”，她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情感教育的缺失。她的方式很特别。她不去“改造自己”，而是决定“重新养育自己”——她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妈妈、自己的爸爸，把那份没被爱过的自己重新养大。

（杨玉丽的个人照片）

她开始一本一本地看书，从杨澜、俞敏洪，到育儿心理、自我成长和情绪管理。她说，读书就像是跟有智慧的人聊天，每一页都在悄悄滋养她。她接纳自己、鼓励自己，慢慢地，“心里头能感受到生活的好，眼里也看得见美好”。虽然日子还是那么简单，穿旧衣服、用二手的东西、花钱很省。但她觉得，精神上的饱满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先把自己养好，才真正有力量去爱身边人。她用一句话鼓励自己：“阳光洒下来，草按草的方式长，花按花的样子开。我也一样，吸收阳光，按自己的步调好好长。”

在“妈妈”这个身份里，她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成长，最终活出了自己的力量。这种自我修复和成长，也成为她面对育娃挑战、创业压力和生活困难的重要支撑。

六、为全职妈妈正名

今年母亲节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开篇提到，《世上只有妈妈好》歌颂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在怀孕和分娩等生育过程中，女性是主要承担者。在现实中，母亲生育孩子后，会遇到很多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是遇到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母职惩罚是指，女性在生育孩子后，会在职场上遭遇工作机会受阻、收入减少等困境。——玉丽就是这样一位母亲的典型代表。她在县城里努力的生活，还带动很多和她有同样遭遇的母亲一起对抗现实的困境。

所以，我们再次呼吁：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一项涉及到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企事业单位和家庭的共同努力。生育既是一个家庭的事，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事。女性的生育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未来的劳动力，因此，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分担女职工的生育成本。

从政府方面来说，财政补贴生育应该起到主要作用。我们建议按照孩子的数量针对家庭发钱，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给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给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减半，给每个三孩及以上的孩子每月补贴3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未来投入力度随生育状态变化做进一步调整。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急需扩大内需，还可给每个孩子一次性10万元的现金补贴，这既能提升生育率，也有助于提振内需，带动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此外，政府应该牵头增建托儿所，把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

从社会方面来说，要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对生育医疗费用实报实销，从而将一部分生育责任从女性身上转移，由社会保障体系承担。而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恰当地承担一部分成本，毕竟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既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也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也符合国家政策支持生育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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