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一边害怕，一边勇敢

女性的“出逃”，已经成为当下最热门的叙事之一。

今年，脱口秀演员房主任接过了苏敏阿姨的接力棒，再次点燃了许多女性的夏天。我们被她们的故事激励着，继续期待着下一个“她”的诞生。

而每一个这样的女性故事，在诞生前，在那迎来改变的一瞬间前，都曾经历过看似平静，却宛如身处风暴眼的混沌，这其中有着属于更多我们的故事——

她们，是面对人生第一次别离的少女、对伴侣失望的年轻妻子、遭遇信仰危机的中女、在城市漂泊的老年女性，面对种种围困，她们正在酝酿改变，迎来人生悬而未决的时刻。她们的故事太过平常，无人追问，只是日常生活的背景板。

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这本小说集，轻轻接住了她们的人生。

五个属于普通女人的故事，一字一句很轻又很重，像终于有人对她们说：“我看见你了，你不必解释，你所经历的是我们共同的故事。”

不得不承认，生而为女，我们时刻活在人为制造的风暴之中，它不是突然来临，而是悄然逼近。

《观音巷》一篇借一个沙漠小镇女孩鱼钩天真的发问，点出那些无处不在的规训。

喜欢舞枪弄棒的鱼钩，总被家人埋怨：“哎呀，跟男娃子一样！”；嫁人的姑姑，成了妈妈口中“别人家的人”；叔叔告诉鱼钩：“公鸡就是要追母鸡啊！”

鱼钩不明白，她质问的声音却愈发微弱。

妈妈和奶奶忙活一天，爷爷永远有独享饭菜的“特权”。

鱼钩得理了似的， 昂起脸说：“凭啥？凭啥要给爷爷单盛一盘？他又吃不完！我们才这么一点！这不公平！”妈妈挥着扫帚骂道： “就你事多！坐下吃饭！”

奶奶的葬礼上，鱼钩意识到自己不是那个“长孙”。

她也有不高兴的事情，迎大寨时，弟弟举起了绕魂幡，走在了队伍前面。爸爸说，他是长孙。可是不对，鱼钩才是老大，奶奶最喜欢的明明是鱼钩！

姑姑闹剧一般的婚礼结束，鱼钩关心的事变成了姑姑的那辆自行车。

妈妈说：“以后姑姑的房间就归你了。” 鱼钩的抽泣声停了一下，说：“那自行车呢？” 妈妈说：“傻丫头，还能给谁呢。” 渐渐地，鱼钩不哭了，只有喉咙里还抽搐着，发出伤心的喘息声。

小说用一种克制的方式描绘了生活对女性的无声围剿。当女孩长大，已经置身风暴眼中。

这是书名取“风暴”的第一层含义。

而当“风暴”与“织”组合，我们希望借这本书传递给读者：每一位女性内心，那些看似最琐碎、最无声、最被期待“忍一忍就过去”的日常，正被一点点编织，形成一股力量。

在《Jungly Fly》里，这股风暴源自年轻女孩意识到丈夫身上那种可笑的男子气概：

“你确定是我们先来吗？” 他说。 “确定啊，我们来的时候这儿还没人呢。” 这时他似乎已忘了游戏，将手机啪地反扣在桌上，狠狠吐出几个字：“他妈的，狗日的殖民地！”

在《滑板车》里，这股风暴源自一位奶奶的短暂出逃：

有人介绍对象，她做了妻子，做了妈妈，又做了奶奶。生活不能说不幸福，只是十年前她来到这座城市，特地去了那所大学，看到一群女大学生经过，她站在原地看了好久。

在《我去2000年》里，这股风暴源自一个高知白领对婚姻的自省：

他说，这样风风火火的女生是嫁不出去的。多丽笑了。毫无疑问，这句话里暗含着对自己的肯定，她是嫁得出去的，对吧。他的态度让她觉得很安定，可靠，似乎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家庭，成为什么样的丈夫，想要什么样的妻子，他早就有了想法。

故事的主人公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年龄和背景，从出生到老去，从乡村到城市，她们共同构成了我们身边最真实、最沉默的底色。她们每一次转变都发生在容易被忽视的只言片语里，小说就这样轻轻地抓住了那些“话到嘴边又咽下”的瞬间。

一次次对“习以为常”的质疑，逐渐催生新的意志。新的声音在体内苏醒，她们开始用微小的改变，织造出属于自己的“风暴”。

她们即是我们，因此我们能够共鸣她们这些无比细微的情感变化。

风暴，既是境遇，也是行动。这是书名里“风暴”的第二层含义。

正如戴锦华在读完这本书后写下的推荐语：“织风暴，恰切的命名，串联五个当代女性生命的故事。从容的行走，无言的坚持，隐忍的痛与张扬。于我，这是一幕幕终获窥见与展示的心灵与社会风景。”

熟悉非虚构文学的读者，可能对郭玉洁的名字并不陌生。

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她先后供职于《财经》《Lens》《单向街》（后更名为《单读》）等媒体。她经历了传统媒体最好的时候，十几年的从业经历练就了撰写长篇特稿的手艺。随着纸媒式微，碎片化阅读时代的到来，深度长篇报道更显得弥足珍贵。

2014年，郭玉洁与谢丁、叶三一起创办了《正午故事》，《正午故事》为公众贡献了一篇又一篇精彩的非虚构作品。

她深度采访过白先勇、陈忠实、项飙、戴锦华等这样的时代标志性人物，她也始终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在文字里，为聚光灯外的那些人保有一块自留地。

2017年，《我是范雨素》由时任“正午”编辑的郭玉洁编发，是当年当之无愧的“年度作品”，素人写作引发全民热议；非虚构特稿《时间的工匠》里，郭玉洁写一个痴迷钟表的上海退休工人，30年“滴答”成微观史，切口极小，回声极大，被视为“正午式长文”范本；《社会主义女子图鉴》里，郭玉洁写了一群了不起的女性——她们凭一腔热血创办女子学校，改变了无数女孩的命运，时代向前，她们做的事却被逐渐遗忘......

我十几年前在网上结识了郭玉洁，后来成了好朋友。这些年，她声东击西，变化莫测，在我猜想中，她的写作勾连成一条隐秘的小路，与马路、公路和高速路无关。风格即人——她忠实于自己，倾听自己的声音，在黑暗中辨认方向。 ——北岛

关注那些主流之外的声音，是作者郭玉洁一直以来写作的坚持。

1996年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之前，郭玉洁一直生活在甘肃。她的家乡是一个极为偏远的小城——民勤，被中国第三、第四大沙漠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包围，常年风沙漫天，西北沙漠小镇的生活匮乏到难以想象。

她写作的起点，也在这座小镇。在一席的演讲《在想象的城市点亮一盏灯》里，她分享了母亲的故事。

三年饥荒时期，甘肃是受灾最严重的省份，母亲的父母饿死在家中，母亲五六岁时就成了孤儿。母亲的姐姐考上了师范学院，一顿饭发一个馒头，她决定把妹妹接到身边，用唯一的馒头活下去。从村里到县城，她们要走一天一夜，夜里就睡在沙堆里，夜里沙漠冷极了，第二天母亲没有醒过来，路人跟她姐姐说，你这个妹妹不行了，“她用她想到的最坏的最恶毒的话把这个人骂了一顿。然后她生了一堆火，抱着我的母亲到火旁边温暖她，让她能够暖和些，一直到醒过来。”

当郭玉洁日后写下那些不起眼的普通人时，她逐渐意识到，为什么家里人总会不厌其烦地给她讲那些苦涩的过去，数量众多的、沉默的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的经历也值得被讲述。

在媒体工作得越久，就越清晰地意识到，只有少数人——通常是成功者——拥有故事，而大部分人长久地沉默，就此被遗忘。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 我还没有真正地开始写我最想写的，类似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如何从饥荒里面过来的这样的故事。因为在那个讲述背后有太深刻的情感，是我很畏惧去触碰的。但是我想，我总有一天会写，我要去采访她们，我要知道那一天在沙漠里面的那个夜晚，一个16岁的女孩，她想要救活6岁的妹妹，这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们经历了什么？ ——郭玉洁

在媒体工作近二十年后，当她开始用虚构的方式表达，她所关注的议题始终如一。

当一位女性媒体人、作家开始写作小说，故事被赋予了现场感和公共的话题性，同时，借由媒体人对时代变化敏锐的感知力，小说的女性自觉意识也会更加强烈。

当人人都在谈论女性出走的必要，郭玉洁并没有顺着这个方向写下去。一走了之固然“爽”，但“爽”感过去，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Jungly Fly》一篇中，年轻女孩意识到丈夫的外强中干，她一次次生出逃走的意愿，但放弃优渥的生活何其艰难，她的内心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挣扎。

怎么办？生活里出现了山谷那么大的窟窿，该怎么填？用什么填？……离婚吗？不行，她无法想象自己 身边没有他……她看着睡着后他的背，像一座小山那么厚，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自己竟对他的生意一无所知。 对，她想，也许我应该早一点关心他……

《我去2000年》里，试图在家庭和事业中取得平衡的高知女性，当她被丈夫、孩子、工作包裹到喘不过气，不可能立刻与过去抽离，她只能通过为自己“辩护”来厘清现实的处境。

她能想象没有老公、没有女儿和儿子的生活吗？不能，那样的话世界不是塌了吗？……再说，过去的我也没有错啊，多丽为自己辩护起来，人只能为自己去争取，还能咋办？竞争嘛，就是你死我活，大家都这样，是不是？……不对，也不全是这样……多丽脑中异常混乱，过去、现在、未来乱成一团。

真正令人心悸的，是出口明明在那里，她们却无法下定决心走过去。

萧红曾说：自由从来不容易，不是一个姿态，一个手势，自由是永恒的克服重力，挣扎着向上飞行。

在《织风暴》的五个故事中，郭玉洁没有刻画充满戏剧性的出逃时刻，她关注的是女性内心的挣扎与抉择，她着重地去写女性如何“克服重力”。

我从来都不主张逃离，或者是逃避现实，因为我觉得那种逃离或者逃避本身的行为也很辛苦，而且还要面对之后的虚无。至少要在心灵上去思考这些痛苦意味着什么，去丈量自己和世界之间的距离，你可以决定做什么，再不断地用行动去回应，哪怕只是微小的行动。 ——郭玉洁

悬浮的大女主叙事从来不存在于真实的生活中，这本书会回馈你一种“被看见、也被刺痛”的隐秘共振。

对被困在原地的女性来说，反抗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一次心灵上的挣扎，已经代表了一种行动。

逃离从来不是唯一的解法，用微弱的行动去回应生活里的“不对劲”，就是一次次微小的胜利，它们终将在我们心底汇成强劲的、势不可挡的风暴，在我们心底呼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