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李先念的得力干将，55年荣获三枚一级勋章，可为何仅授大校？

“1955年9月27日，北京怀仁堂外真热闹！”警卫员一边擦着汗一边低声嘀咕。那天，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授衔、授勋仪式进行到尾声，礼堂里掌声依旧，此起彼伏。人群很快注意到一个细节：胸前挂着一级八一、一级独立自由、一级解放三枚金灿灿勋章的军官，肩章却只是两杠三星的大校。议论声在走廊里漾开——他叫罗厚福。

当时的档案显示，一级勋章加身者大多是将星，可罗厚福只是大校，这在整个授衔名单里极为罕见。翻开获奖名单，勋章等级排在他前面的屈指可数，却个个肩扛将星。对比越明显，好奇越盛。再一查履历，才发现这位大院里看似低调的中年军官并非无名之辈：红二十八军营政委，新四军十四旅旅长，江汉军区副司令员，职务一串，战功一摞。

回到时间源头，一九〇九年六月，他出生在湖北黄安。那片土地后来改名红安，将军县之名响彻全国，但在二十年代末仍是穷山沟。土墙灰瓦、斜风苦雨，革命火种却在此悄悄燃起。十九岁那年，他和几个乡亲自办赤卫队。队伍只有几十条土枪，却敢与清乡团硬碰。翌年，这支队伍整体编入中国工农红军，他本人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挑粮的小伙子一跃成为红军连长。

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时，他冲锋在最前，奖状没时间装框，血衣却挂了几件。三年南方游击战更是刀锋舔血。可真正把命推到悬崖的，是一九三五年的“肃反”扩大化。那天行刑队押着他去刑场，半路却遇敌袭。押解战士急得脸发白，他一句“先打完再说”扯断绳子，带人顶了上去。敌人被击退，他因临危救险逃过一劫，但仍被革职充当挑夫。有人劝他走，他只回一句话：党让守大别山，就不挪窝。简短八个字，像山里的石头硬。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罗厚福继续扎在大别山区。新四军独立六大队、鄂豫挺进纵队一团、新四军五师十四旅——职务越换越大，地盘却始终离不开那片山岭。日军剿了又走，伪军围了又散，顽固派暗火不断，他带着部队把一次次零星胜利攒成稳固根据地。胜利消息传到延安，李先念在汇报材料旁特意加了一句批注：“大别山红旗不倒，罗厚福功大。”

抗战结束，和平希望只维系了短短十个月。国民党撕毁协定，十几个整编师直插中原。中原突围前夜，罗厚福奉命把江汉军区分散小股部队留在原地，吸引敌火力。当晚，他亲自驾一条木船在汉水上来回巡河，情报确认后才把最后一支警戒排撤下。突围成功，主力安全转移，可刚喘口气就接到返身接应南路主力的电报。有人说这不是送死吗？他摘下汗湿的军帽：“命令就是命令，咱不干，谁干？”一句话堵住所有异议，部队掉头杀回。也正因为这次反身而动，中原突围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格局。

接下来三年，鄂西北游击区仿佛一口烘炉。摩天岭一战，罗厚福以不足千人的兵力，挡住敌军三个团的轮番进攻；又以反复迂回迫使敌人连丢据点。南京方面急电：“罗厚福部活动猖獗，损失惨重。”可敌军火力越凶，他越咬住不放，直到刘邓大军重返大别山，他才卸下最沉的担子。

新中国成立后，他原本列入正军级干部名单，先后担任湖北军区副参谋长、干部部部长。授衔前夕，评衔委员会却把他定在大校。外界猜测种种：有人说他曾保过一名后来被判刑的旧保长，有人说他帮岳父倒卖烟土，也有人说他在孝感带头办卷烟厂违反纪律。档案里能找到的，仅第三件事留下处分记录——出于改善官兵生活擅自经营被降一级。这条处分直到一九五七年才撤销，但授衔工作早已尘埃落定。

评衔标准里，现任职务、军队职级、处分备注样样都要进表格。正师级对应大校，这就是硬杠杠。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却摆手：“组织自有考虑，勋章给了我最高级，就够本了。”同批人大多到处合影留念，他把三枚勋章塞进抽屉，转身去忙湖北军区的干部轮训。

六十年代调整军衔，他被补授少将。但风云突变的年代里，老战将也难置身事外。因为说话直，他在省军区挨了几次批斗。七五年五月十一日，心脏病突发，生命定格在六十六岁。安葬时，省里把他的骨灰盒送回红安烈士陵园。简单一块花岗石，刻着“罗厚福烈士”六个字，没有军衔标识，只有勋章图案。乡亲们围着碑站了许久，才慢慢散去。

有人做过统计：在第一次授衔中，三枚一级勋章却仅是大校者，罗厚福是唯一。罕见的组合折射出他命运中的极端与坚忍——战功耀眼，职位平实；锋芒曾露，又甘心退后。李先念的那句评价流传最广：“罗厚福同志是个没有掺假的农民。”简单八字，概括他全部性格：耿直，不作秀，一辈子把党交办的事当成天。勋章终会褪色，山里的风声却依旧清晰——大别山红旗不倒，其中有他沉甸甸的血与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