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十三载后，蒋经国震怒发现，派去大陆的特务全在糊弄他！

1963年的台北，台湾特务机关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到了极点。蒋经国手指捏着桌上四份印着“绝密”字样的文件，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脸色铁青得吓人。这四份文件的标题一个比一个“重磅”——有标注“中共中央内部通报”的，有写着“国务院工作纪要”的，甚至还有号称“陈毅元帅内部讲话实录”的，可当他翻开第一页，越看眉头皱得越紧，最后猛地把文件摔在桌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负责情报鉴定的工作人员早就憋得满脸通红，见蒋经国动了怒，才小心翼翼地开口：“报告长官，这文件里语病一大堆，里面提到的政策内容全是东拼西凑，别说中共中央了，据公开史料记载，大陆随便一个地方政府的公文水平，都比这高出不止一个档次。

闹出这场笑话的，正是一个名叫倪维乐的台湾特务。说起来，这家伙压根就不是什么“情报精英”，在此之前，他不过是香港一家娱乐城的普通服务员，每天端茶倒水伺候客人。后来听说台湾特务机关在招“情报员”，不仅管吃管住，只要能搞到大陆情报，还能拿到高额赏钱，他立刻动了心，连工作都辞了，挤破头要当这个“特务”。

可真等任务派下来，倪维乐却怂了。上级命令他潜入大陆刺探情报，可他早就听说，当时大陆对特务的排查极为严格，不少潜入的特务刚落地就被抓，下场一个比一个惨。据公开历史资料记载，1956年就有一名叫林坤荣的特务，奉命去江西架设秘密电台，结果刚过海关就被识破，一被关押就是24年，家里甚至收到了他的“阵亡通知书”。一想到这些，倪维乐腿肚子就直打颤，哪里还敢踏足大陆半步。

可不去大陆，交不出情报又该怎么办？台湾当局当时有明确规定，特务执行任务必须带回“有价值情报”，要是空手而归，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还要受罚，严重的甚至会被关禁闭。一边是掉脑袋的风险，一边是没钱拿还要受罚的下场，倪维乐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歪招”。

他拿着特务机关发的活动经费和假身份，没有往大陆方向走，反而躲到了香港九龙郊区的一家小旅馆里。每天拿着经费吃喝玩乐，把任务抛到九霄云外，直到离交差只剩几天，他才慌了神。看着桌上的收音机和从报刊亭买来的大陆报纸，倪维乐眼睛一亮——既然不敢去大陆，那不如照着报纸和广播编一份情报？

说干就干，倪维乐把收音机调到大陆的广播频段，仔细听着里面的新闻和政策解读，又把报纸上的文章剪下来，挑出一些看起来“重要”的内容，然后照着大陆公文的大致腔调，东拼西凑地写了起来。他甚至还学着公文的格式，在文件上标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字样，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既不用冒险，又能顺利交差拿赏钱，心里还偷偷得意自己“聪明”。

1963年8月，倪维乐拿着这四份“精心编造”的绝密文件，交给了在香港的上级。那位上级一看文件标题，顿时喜出望外，连内容都没仔细看，就急匆匆地带着文件飞回台北邀功，满心以为自己能靠着这“重大情报”升职加薪。

可谁能想到，这份在他眼里的“大功”，到了台湾特务机关的鉴定部门，瞬间就露了馅。鉴定人员只用了半个钟头，就找出了一大堆漏洞：文件里的机构名称错漏百出，政策表述驴唇不对马嘴，甚至还有不少小学生都不会犯的语病。工作人员当场就下了结论：“这根本就是照着报纸编的，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破绽。

消息传到蒋经国耳朵里，他先是震怒，可等冷静下来，反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据公开史料记载，当时台湾情报系统下辖特工超5万人，均由蒋经国直接统筹管理。这些年，源源不断的“大陆情报”从各地送回台北，每份都标注着“机密”“绝密”，他和老蒋看了之后，还多次因为这些“情报”对“反攻大陆”充满信心，甚至拿出大量资金奖励那些“有功之臣”。

可现在看来，这些所谓的“情报”，恐怕大多都是假的。蒋经国立刻下令彻查，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像倪维乐这样编造假情报的特务，竟然遍地都是。只不过其他人比倪维乐“聪明”一些，文化水平也稍高，他们会仔细研读《人民日报》等大陆报刊，把上面的政策解读、新闻报道剪下来，再掺一点道听途说的消息，模仿大陆公文的格式和语气，编造出看起来“天衣无缝”的“内部文件”。

这些造假的特务们，有的躲在香港，有的藏在澳门，根本没踏足过大陆一步，却靠着报纸和广播，源源不断地给台湾当局“输送情报”，还拿着高额奖金，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而蒋氏父子，却被这些假情报蒙在鼓里，以为自己牢牢掌握着大陆的“核心机密”。

真相摆在面前，蒋经国却犯了难。要是真要严惩，涉及的特务没有上千也有几百，一旦大开杀戒，整个情报系统都会瘫痪，以后再也没人愿意为他们“办事”。思来想去，他最终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只把倪维乐当成“典型”来处理。

当年9月底，台湾特务机关给倪维乐发去消息，说要给他颁发“大功奖金”，让他立刻去台北“述职”。还在做着“发财梦”的倪维乐喜不自胜，收拾行李就兴冲冲地登上了飞往台北的飞机。可他刚下飞机，就被早已等候在机场的特务塞进了车里，直接拉到了审讯室。

面对审讯，倪维乐没撑多久就全招了，从自己怎么报名当特务，到怎么躲在九龙花天酒地，再到怎么照着报纸和广播编造假情报，一五一十地说了个干净。听完他的供述，审讯人员全都目瞪口呆，连蒋经国得知详情后，都忍不住叹气——自己苦心经营的情报系统，竟然成了一群骗子糊弄自己的工具。

最后，台湾特务机关只是对倪维乐进行了通报批评，象征性地惩罚了几句，就把他打发走了。其他造假的特务虽然暂时收敛了一些，可真要让他们去大陆搞情报，还是没人敢去。从1963年之后，台湾特务机关对大陆的情报工作成效大幅下滑，再也没有“海量机密情报”送回台北，那些曾经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绝密文件”，最后都成了档案室里无人问津的笑料。

后来有人看到，蒋经国常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盯着桌上那些曾经的“功勋勋章”和没拆封的“情报文件”发呆。13年前，革命烈士吴石为了传递真情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13年后，他手下的特务们却靠着报纸和广播编造假消息，把情报工作变成了一场荒唐的骗局。

这场发生在1963年的闹剧，看似滑稽可笑，却藏着最真实的道理——靠欺骗和编造堆砌起来的“希望”，终究是一戳就破的泡沫。那些糊弄别人的人，或许能得意一时，可最终糊弄的，从来都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