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人苏麟：一首诗就写了两句，却成为千古佳作

北宋杭州，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巡检，被遗忘在官场的角落。

范仲淹提拔了无数人，唯独漏了他。别人升官发财，他外出办事，连露个面都难。

可谁料，这位“小透明”并没抱怨，而是写下区区十四个字——“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两句诗不谈仕途，却句句写尽人情冷暖。

范仲淹一看，心中会意，从此小官苏麟声名不朽。这首诗，没有对仗繁花，却胜过千言万语，火了整整一千年。

杭州城外的遗忘者

范仲淹时期的北宋政治生态复杂，官冗吏滥、荐举不公已成积弊。

宋仁宗时，全国官员人数超过四万人，其中真正能治事的不足三成。许多地方知县、转运使凭资历、门第上任，治理乏术，百姓负担沉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范仲淹登上政治舞台。

早年家贫，他靠苦学成才，“昼诵夜读，粥冷灯残”，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入仕。

他仕途坎坷，数次贬官，但始终不改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主持全国吏治改革。

他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主张从根本上整肃吏治，核心思想就是任贤去弊、以德选官、裁汰冗吏、举贤任能。

他提出：

“慎选官长，抑侥幸；明黜陟，精贡举。”

这几句话后来成为宋代吏治的基本准则。

他改革荐举制，要求所有官员推荐属下必须有据可查，若荐人不当，举主与被举同罪。

这项制度让官场“走门路”的风气受到极大遏制。

同时，他还主张“薪俸养廉”，以足够俸禄抑制贪腐。

在范仲淹的观念中，廉政不是靠惩罚，而是靠“养廉”——让官员有尊严地生活，才不会为利所惑。

此外，范仲淹从不以门第论人，而看重品与才兼。

他选拔人才，尤其注重基层小吏与寒士。

在杭州任知府时，他推行的就是“贤能治地”理念。

他到任后，杭州官场风气为之一振，百姓无不称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麟的名字，才被这位“举贤不避远”的官员看见。

北宋庆历年间，杭州的西湖还未完全成今日的模样。

就在这座繁华之地的一隅，住着一位名字几乎被历史湮没的小官——苏麟。

他官不大，叫“巡检”，说白了就是地方治安头儿，兼理防务与纠察。

职位虽低，却并不轻松，尤其在宋代这种“文贵武贱”的时代——文人写几篇文章就能青云直上，而武官终日奔走，却常常连门都摸不进京师。

苏麟就在这样的尴尬位置上徘徊。

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刚被调任杭州知府。

杭州官员都想在他面前露个脸，哪怕是抄份文书、报个公事，也盼能被看见。因为被范仲淹看见，就意味着有机会。

苏麟也是其中之一。

他从小读书，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却因出身寒微，只能在军职里混个边角。

范仲淹初到杭州时，他也希望得到一个举荐的机会。但因自身总是外出办事，而没能让范仲淹注意到这个名字。

即便心有不甘，他也只是低头把手头的文案理得一丝不苟。

可心里那口郁气，终究难平。

于是，他提笔写下一首《断句》，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苏麟因此得到赏识。

苏麟这一首《断句》，看似写景，实则句句带锋。

他写“近水楼台先得月”，不是感慨天文，而是映射人事。

在北宋的仕途上，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从来不是“才气有别”，而是“距离不同”。

当时的荐举制度讲究“上官保举”。

只要能在知府、转运使、御史的视线之内，升迁如探囊取物；而远在属县的基层官员，即便勤政如苏麟，也常被淹没在文案堆里。

一句“先得月”，写得轻，却透出浓浓的官场讽味。

可这句诗又妙在“有分寸”——它不怨天，不怒人。

苏麟并未直言不公，而是以自然之理暗喻人事之常：

水边的楼台，本就先得月光；朝中的权臣，自然近于天恩。

而向阳花木易为春也意味着靠近权贵而获得优先的机会。

他既指出不平，又不触怒权力。

这便是宋代士人的高明——含讽而不逆，诉屈而不显。

范仲淹看到这首诗后自然明白苏麟的意思，遂在征询了他的意见后满足了他的要求。

从此，“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不仅仅是一句诗，
更成了一段仕途奇缘的注脚。

参考信源：
《清夜录》
范仲淹的吏治改革思想 《中国领导科学》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