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是皇帝，大伯是光绪，奶奶是慈禧，他却非常低调地活到2015年

在北京的一条静谧胡同里，一位穿着朴素、提着豆浆油条、怀里夹着书本的老人，正低头走在小巷中。

遇到邻居，他总是笑着点头：

“早啊！”

没人想到，这位与街坊打成一片的普通教师，竟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亲弟弟，光绪皇帝的侄子，慈禧太后的孙辈——爱新觉罗·溥任。

但比起这些家人显赫的一生，他却非常低调地活到了2015年。

从皇家贵族到普通教师，溥任的一生究竟经历了什么？

1918年，爱新觉罗·溥任出生在什刹海旁的摄政王府，他的父亲是摄政王载沣，他的哥哥是末代皇帝溥仪，他名义上的奶奶是慈禧太后。

可当他出生时，溥仪早已退位，清朝早已灭亡，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全国的每一个地方。

他的父亲载沣，清醒地看清了局势，选择在混乱之中保全自身，他常对身边人说：

“家国已变，咱们就该变，好好教孩子读书识理，比什么都强。”

也许正是这样果决的放下，让溥任自幼便沉浸在一种别样的氛围中成长——既有皇家的庄重，又有普通人家的朴素。

王府虽大，但日益败落的家境让溥任从小就知晓什么叫做"节俭"。

这一代皇族子弟中，有的沉迷于纸醉金迷的旧梦，有的则怨天尤人，放纵度日。

但溥任不同，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在平凡中寻找尊严，在困顿中坚持体面。

溥任的童年充满了矛盾，他既是王府里被管教得极严的小少爷，每天起居都有严格的规矩。

他又是那个在后花园里偷偷踢球、在胡同口跟孩子们打弹珠的小男孩。

他学会了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间自由切换，既能躬身礼敬长辈，亦能笑着与街坊们打成一片。

随着年岁渐长，家道也日渐中落，曾经熙熙攘攘的仆役只剩寥寥数人，但溥任并未因此自怨自艾，他读书更加勤奋，用心聆听父亲的教诲。

1931年的秋天，已经在伪满洲国登基的溥仪给父亲和弟弟送来一封信，言词恳切地邀请他们去长春。

载沣不愿趟这趟浑水，但想到溥仪毕竟是亲生长子，最终还是带着溥任去了长春。

初到长春，他们被安排在特设的宾馆中，接待人员彬彬有礼，笑容可掬，但溥任却敏锐地察觉到，那些笑容之下，藏着无数窥探和打量。

几日后，父子俩觐见了溥仪，他数次试探着挽留载沣和溥任，暗示他们若能留在新京，必将官运亨通，荣华富贵触手可得。

日本人更是暗地里加码，用优厚的待遇引诱，甚至不惜许以高官厚禄。

但溥任知道，一旦留在这里，他们只能任人宰割，但若是贸然离去，恐怕会激怒日本人。

于是，在得知父亲也不愿留下来后，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装病。

第二天起，载沣便卧床不起，日方代表闻讯，惊慌失措，连忙召来御医，却屡诊无果。

数日后，日方见状，终于松了口：

“病重者，不宜久留。”

于是，父子二人得以启程，离开长春，回到了王府中生活。

时光荏苒，1947年，溥任在父亲载沣的支持下，在王府里开办了一所小学——竞业小学。

教室设在王府一隅破旧的偏厅里，课桌椅都是用旧门板、废木料亲手改制的。

溥任亲自出面任校长，同时也承担了教师的重担，为了避嫌，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金友之。

他教语文，也教历史，每堂课，他都一丝不苟，哪怕只有寥寥二十几个孩子坐在教室里。

那时的学堂里没有暖气，只有角落里一只劈啪作响的煤球炉，课堂上，溥任常常讲到嗓子沙哑，喉咙发炎，但他从未因病缺席一天。

随着时间推移，竞业小学的学生逐渐增多，最初的二十多人，扩展到两百余名，分成六个年级。

贫苦人家的孩子们交不起学费，溥任便一律免除，即使经费紧张，他宁愿变卖府里的私产，也从未向家长开口。

有时，冬天实在太冷，溥任便从王府旧库房里找出破棉被，一件件洗净、缝补好，分发给孩子们御寒。

老北京的胡同里，时常可以见到一群穿着不一、背着布书包的孩子，围着一个瘦削的中年人叫嚷：

“金老师！金老师！”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溥任心里既高兴，又忐忑，他不知道新政府会怎么处理这座他生活了半辈子的王府。

新政府很快着手接收旧王府，主动提出收购醇亲王府，归作公办用途，溥任和父亲很惊喜，没有一点犹豫就搬出了王府。

离开王府后，溥任全家搬到了东城的一座大宅院中生活，竞业小学也迁到了新的地点。

直到1957年，按照国家统一教育政策，溥任将学校全部移交国家，自己也辞去了学校的一切管理职务，只当了个普通的老师。

每次上完课，他都会一手提着书本，一手夹着油条豆浆，从学校慢慢走回家。

沿途遇到邻居，总是微笑着寒暄几句，遇到孩子们跟他打招呼，他也总是乐呵呵地点头回应。

日子一天天过去，溥任从东城的院子又搬到了鼓楼大街的一座四合院里，但他的生活依旧没有变。

他每天除了去学校给学生上课，就是看些旧书，研究研究清朝的历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古董市场逐渐兴盛，无数人为了捞快钱，铤而走险，走街串巷贩卖祖上传下的宝贝。

有人劝溥任：

“四爷，您家那些皇族御赐的东西，随便拿出一样，都能换套大房子，何必过这种清贫日子？”

但溥任只是摆摆手，笑而不语，早在1951年，他就和父亲商量后，把府中的一些文物和藏书捐给了文物局和北京的几所高校。

连醇亲王府传下来的金印，他也没想着留下来，而是一起交给了文物局，有人问他是否心疼，他淡淡地笑道：

“天下之物，本不应私藏，存于国家，才是真正的长久。”

溥任不仅淡泊名利，在公益事业上也极为慷慨，他用卖书画所得的钱，设立了“友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困少数民族学生上学。

他多次向京郊贫困小学捐款，还参与建立了救助失学少年基金会。

但他自己的生活，却始终如一的简朴，日子一天天过去，溥任在三尺讲台上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直到1988年退休，他才真正离开了教室。

退休后，他每月领取58元的养老金，照样过得有滋有味。

2015年4月10日，溥任静静地走了，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仪式，只有一场温暖质朴的葬礼。

那天，来自爱新觉罗氏的百余名族人齐聚一堂，为这位平凡而高贵的老人送行。

而在远处，他曾经的学生们也来为他送别，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教师、医生、工程师，把金老师教给他们的那份朴素而坚定的精神，默默延续了下去。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溥任用九十七年，诠释了皇族的骄傲，也用半生诠释了一个教师真正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