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创造力培育法》第三篇（1）怎样回答钱学森之问？

《青少年创造力培育法》是一部面向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教师及家长，系统阐述“创造力可教、可练、必练”的通俗教育读物。

全书以“万众创新”时代亟需大批原创人才为背景，用华为研发、日本诺奖井喷等案例佐证“创造力＝国家核心竞争力”；随后依次拆解大自然、兴趣、阅读、信息素养、宽容与闲暇等九大“创造力能源”，示范如何把课堂变成研究场、把作业变成微课题；继而给出观察、提问、假设、验证等一整套“科研方法工具箱”，并推介创客教育、翻转课堂、小微学校等全球最新教学形态，呼应乔布斯之问——“IT几乎改变了所有领域，为何独独对学校教育影响甚微？”。

在【重新认识“教育”“学习”】这一章节中，作者梳理了当下中式课堂“标准答案—高密度训练—唯分数评价”的流水线逻辑，指出其本质是一台高效“复印机”：学生越努力复印，自主性、想象力与创造力便被抹杀得越彻底；借此呼吁把“学习”重新定义为“研究”，把“考生”还原成“探究者”，真正实现从“复印时代”到“创想时代”的范式跃迁。

作者是深圳第二高级中学教师刘伟和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李睿。

《青少年创造力培育法》第三篇 创造的基础

培育创造力，学校教育是基础和关键。 钱学森指出：必须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方法来办学。因此，学校传统的学习方法必须变革，即尽快把学习变为研究，用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方法来带动知识学习，这已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大趋势。爱因斯坦等杰出人物的经历生动地证明了研究性学习能创造奇迹。创造力培育应当从娃娃抓起，从基础教育的变革开始。

第一章

•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 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 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 ——钱学森

钱学森之问

2005年春节前，我国前总理温家宝在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感慨地谈到：“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问到：“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此问让温家宝总理坐卧不安，各界有识之士随后发表了许多文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进一步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温家宝总理2006年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国内最有名的6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以上回答有两条很值得注意：一是钱学森自己的回答：大学要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二是必须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怎样贯通?关键就是用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方法来贯通，让孩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沉浸在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氛围中，并系统地掌握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方法。

《科学学习法》一书的作者李清振先生指出：过去对于高科技，有一个认识的误区，认为那些能直接解决实际问题的高科技产品和设备才是高科技，没有认识到科学方法才是最高层次的高科技。高科技可以分为六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高科技产品；第二个层次是生产高科技产品的成套设备；第三个层次是设计成套设备的工程师；第四个层次是设计成套设备所使用的科学原理；第五个层次是发现科学原理的科学家；第六个层次是科学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

可见，掌握科学方法才是最根本最关键的。日本思想家、被誉为“明治维新之父”的福泽渝吉曾经指出：学习西方文明要先难后易，先学西方文明的精华，外在的东西便会不请自来。而科学方法，正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更是中国近代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著名物理学家拉普拉斯认为：认识一位天才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进步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用处，科学研究的方法经常是极富兴趣的部分。只有大众普遍掌握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新的发现和发明才会不断涌现，整个民族才会有持续的创造力。

李约瑟之谜

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问道：“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被学术界称作的“李约瑟之谜”。他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欧洲列强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古代欧洲，也没有诞生在近代中国，却诞生在了近代欧洲?近代科学有哪些来源?阿拉伯、中国的实践经验与技术发明给欧洲科学提供了哪些养料?古希腊的思辨哲学传统与实践经验的交融怎样催生了近代科学?欧洲又是如何诞生了培根、笛卡儿、牛顿、爱因斯坦、波普尔等人的科学方法论?科学方法是怎样引发并加速了欧洲的科学革命?这些问题都是我国有识之士应当深入思考的。

中外许多学者都探讨过“李约瑟之谜”,提出了众多的原因，比如认为中国缺乏鼓励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制度(如专利保护制度);中国传统文化过于偏重道德伦理和人文艺术，中国大众爱好琴棋书画和广场舞的人很多，青少年大多崇拜影星歌星等娱乐明星，崇拜科学家和痴迷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人很少，等等。其实更重要原因在于：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掌握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方法，从小学到大学，中国的学校也不教或很少教这些方法，却将大量时间花在让学生做题和考试上。许多学生考试成绩很好，中国中学生屡获国际奥赛冠军，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科学发明创造的方法，因此奇缺创造力。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培养知识型人才的教育模式向培养创造型、发明型人才的方向转型，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重大问题。为何我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为何我国的家庭很少有家庭实验室?为何我国大众中很少有终身痴迷科学发明创造的人?

重钱不重人、重物不重人是当前中国社会流行的风气，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特别是尊重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以人为本是指重视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本身，而不只是看重人创造出的物质产品和财富，人是本、物是末，这样才能真正将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放在首位。

当今中国的现状是，大多数人小富即安，不搞也不愿搞科学技术发明创造，致力于掌握科学发明创造方法的人已成少数，能研究出原创性科研成果的人更少。许多人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而非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崇拜歌星影星的人数远远超过崇拜科学家发明家的人数，浮躁之风吹遍社会……总之，世俗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浮躁的、崇尚时髦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达·芬奇、牛顿、冯·卡门、诺贝尔、爱迪生、爱因斯坦、特斯拉这种具有持续创造力的人才的。

中西教育目标的不同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说过，“钱学森之问”是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要问的问题。在他看来，回答很简单：这需要一个过程。西方的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三四百年的传统，中国想要在三四十年里把三四百年的传统浓缩起来一下子做到，是不可能的事情。换句话说，并不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没有前途，而是说要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不能太着急。中国首先要从科学普及做起，营造浓郁的科普氛围，从小给孩子埋下科学的种子。

杨振宁曾回忆了自己在北平崇德中学(现在的北京三十一中)的经历。杨振宁说：“崇德中学有个非常小的图书馆，其实就是一间屋子，我时不时会到那个屋子里翻看，就翻到一本书。这本书是英国一个大物理学家金斯写的，叫做《神秘的宇宙》。这本书描述的是20世纪前30年物理学界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三大革命。我看了非常震撼和激动，当时就觉得，这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杨振宁指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好的科普工作是有很大的社会作用的。”

有学者围绕钱学森之问，指出中西方教育目标的差异，是方向性的重大差异。浸润在儒释道文化氛围中的中国传统教育，强调道德伦理与人文知识，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和有序，终极培养目标是儒雅君子。西方教育自古希腊开始便逐渐形成了形式逻辑加实验验证的科学研究传统，致力于追求真理与智慧，终极培养目标是思想家和科学家。德国杰出的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曾指出：“中国长于政治伦理道德，西方长于数学、自然科学。终极培养目标的不同将两种教育距离越拉越大，努力方向有根本性的不同。”

中国教育体制内部也存在诸多弊端。在教学、评估、管理与激励等方面，中国教育都存在问题。比如教育行政化、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文章。然而，所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哲学模糊，方向不明确，致使教育体制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般艰难又缓慢，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越来越严重，教师功利化趋势不断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怎么可能培养出有创造力的杰出人才?

欧洲能从中世纪的千年落后背景下发生近代科技革命，为何近代落后的我国却不能急起直追，培养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从而再度成为创造发明的强国呢?中国教育、科技、产业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全面自主创新的道路，教育和产业的高效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是一切创新之根本，学术道德的监督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健全是极为重要的方面。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布鲁诺、哥白尼等科学家为真理冒着生命危险不懈探索的精神是近代科学诞生的关键。科学没有顶峰，只有无穷尽地探索。古代和近代科学家，由于是对科学的爱好而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或权位，因此具有为科学探索献身的精神。

当代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如俄国格里戈里·佩雷尔曼解决庞加莱猜想那样不求名、不求利的科学家已经非常罕见。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是大批科学家具有追求真理的信仰，才有哥白尼、伽利略、拉瓦锡等终生为科学献身，才有牛顿、卡文迪许、德布罗意、莱布尼茨等人终身不娶，或说只娶了科学。也才有名教授普朗克亲自去邀请专利局小职员爱因斯坦到柏林大学完成相对论研究，才有孟德尔牧师在修道院做豌豆杂交实验，才有达尔文与华莱士发表进化论的佳话，以及诺贝尔那样将自己的财富用来奖励对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也有居里夫妇那样不求名誉与财富在实验室过俭朴生活的科学家，等等。

总之，有非功利的、追求真理的理想和信仰、有社会责任感、有探索精神并掌握了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方法才能成为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有了大批这样的人才，并且有良好的促进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国家才可能成为创新型国家。

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一切教育，而且关键是培育学生掌握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方法，这就是钱学森自己对钱学森之问的最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