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高官在民国

旧瓦砾上的新民国

文 | 刘江华

来源 | 《晚清高官在民国》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1月2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布《改历改元通电》：

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自此，历史开启了新纪元。

辛亥鼎革，民国肇建，此次政权的更迭并非千年以来循环式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历史上未有之变局与划时代的大事。最显著的即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突变——国会、总统、内阁的分权制代替专制的君主集权制，强调民主精神的选举制代替“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政治体制革新的同时，这场剧变也迅速蔓延至社会结构、思想信仰、民众生活等方面。

南京临时政府首届内阁

然而，从历史进程来看，社会的发展并不像一条坐标轴那般单一、线性，而是充满“枝蔓”，动态而又多线。正如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描述法国大革命时写道，尽管法国资产阶级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并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使自己面目一新。但“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法国如此，辛亥革命后肇建的中华民国，亦是如此。

民主共和的失败

自民国建立，中国将自己的命运分为两段，把过去与现在——封建帝制的清王朝与民主共和的民国——用一道鸿沟隔开。然而，“鞑虏易驱，民国难建”，旧制度“瓦砾”上建造的民国“大厦”很快岌岌可危：法统之争、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之争、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之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国会议员席位之争等层出不穷……1912年4月，康有为在《共和建设讨论会杂志发刊词》中写道：

（民国）号为共和，实则共争共乱；号为统一，实则割据分立；号为平等自由，实则专制横行。

一语成谶，民初历史的走向恰如康有为的判断，民主共和实践很快陷入困境。

康有为（上）、袁世凯（下）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民国更是进入军阀割据、政治动荡的阶段，派系斗争与混战愈演愈烈。由于缺少了袁世凯那样可以号令北洋全军的强人，把持中央政权的北洋系逐渐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北洋政府，民国“城头变幻大王旗”，皖系、直系、奉系轮流坐庄，阁揆有如走马灯般换人。

中央动荡、北洋系分裂加剧了地方主义、军人政治的抬头，正如孙中山所说“中国现在四分五裂，实在不成一个国家”。无论北洋系，还是非北洋系，都在所占的地盘上自行其是，对中央号令或阳奉阴违，或置之不理，甚至窥伺中央。

1917年后，北洋政府彻底陷入军阀混战的状态，护法战争、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相继爆发，局部地区间的军事冲突也接连不断，如江浙战争、川湘战争……

议会制、责任内阁制次第失败，带来了国家治理的全面失效。1925年，孙中山痛心疾首地说：

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

“礼崩乐坏”的民初社会

1912年3月，清翰林院编修恽毓鼎感慨道：

民国成立已三阅月，而礼服至今未定。大廷（庭）广众，致现种种怪相，尚复成何国家。……无纲常，无名教，无廉耻，人心亡而中国亦亡。

民国初年，在儒学作为“数千年公共之信条，将次第破弃”的同时，新的“公共信条”未能随之建立。政局不稳、社会不安之下，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复杂多变，分歧与对立丛生，人群不断分化，恰如李泽厚所讲：

先进者已接受或迈向社会主义思想，落后者仍抱住“子曰诗云”“正心诚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政治思想是先进的，世界观可能仍是落后的;文艺学术观点可能是资产阶级的，而政治主张却依旧是封建主义。

不仅如此，科举制的废除与选官原则的变革，使得传统士人渐渐淡出政治中心，官僚主体大变，再加上革命的兴起，共同催生了武人政治；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员与阶层流动的方式，加速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

整体来看，清末民初之际，中国进入“礼崩乐坏”的失序时代，“全国离心力发动太剧，而向心力几不足以相维”，社会趋于“一片散沙”。

晚清皇族内阁

仕民国者半清朝

清末民初的政权更迭、社会剧变引起了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思想秩序的三重解体，构成了新陈代谢的过渡时代——新旧政体嬗递、新旧群体交织、新旧思想杂糅，“互起互伏，波波相续”。清帝虽已退位，但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封建思想并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民国虽已建立，但生活在神州大地的四万万国民，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全部脱胎换骨、“咸与维新”，社会各方面都仍处于“发展中”的持续进程。

参与民国治理的官员，不少曾是前清的两万六七千名品官。除了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民国要人，辛亥革命后各地的新政府都督，也有一些是前清督抚，包括出任江苏都督的原江苏巡抚程德全、出任广西都督的原广西巡抚沈秉堃、出任广东都督的原两广总督张鸣岐、出任安徽都督的原安徽巡抚朱家宝、出任山东都督的原山东巡抚孙宝琦等。许多前清遗老也被清史馆聘请参加《清史稿》的修撰，并在民国任职，“如吴廷燮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十余载；王树枏做过国史编纂处编纂、参政院参政，罗惇曧历任总统府、国务院秘书……金兆藩担任财政部盒事、会计司司长”。

徐世昌

在这一新旧过渡阶段，民国官员“强半皆曾仕先朝”。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们对前清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为显示自己思想先进，并非迂腐落后之辈，自然要和胜朝割席；但另一方面，受忠君思想影响，为了不被指为忘恩失义，又要表现出对逊帝的眷念。

据曾是溥仪伴读的溥佳回忆，溥仪退位后，北洋政府的一些高官显宦和封疆大吏，还以得到“皇帝”的青睐为荣。每逢婚丧嫁娶，只弄到大总统的匾额尚不过瘾，总要设法让溥仪也“赐”一块，才觉得体面。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写道：

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那时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后来伸手要谥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损小朝廷的尊严，所以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以为限制。

1922年溥仪大婚，民国政府军、宪、警各机关纷纷主动派出官兵担任警卫。时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前任总统徐世昌、前清军机大臣那桐，张作霖、吴佩孚、曹锟等地方军阀，还有众多前清遗老都前来祝贺送礼。更为夸张的是，前清陆军大臣荫昌以总统府侍从武官长、民国上将的身份代表民国前来祝贺。在按民国礼节行鞠躬礼之后，他突然跪在地上磕起头来，说“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是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

那桐

荫昌

庄士敦

同年，以新文化运动主将著称的胡适也入紫禁城“觐见”溥仪，称溥仪为“皇上”。面见溥仪后，胡适在给为二人见面牵线搭桥的溥仪英文老师庄士敦的信中说：

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赶出宫，胡适获悉后，立即于当日晚间写信给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的王正廷，提出抗议。

这些都表明，身处新旧更迭之际的人们对帝制与皇帝有着复杂的心态。尤其在民初政治纲纪荡然、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现实下，许多人对民国不满更甚，既明了封建帝制的落后，又反思民主共和之弊病，在不同的身份认知与选择中前后失据、彷徨徘徊。

一群飘摇彷徨的人

清社易屋、民国肇建，逊清皇室以及前清高官切切实实失去了凭恃，往日的政治地位、特权利益以及心理优越不复存在，曾经的“公共信条”、精神支柱面临解体，更现实的是生活保障遽然消失……

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每年拨优待费400万元。然而，民初国家治理混乱，财政异常紧张，优待费难以及时划拨。统计表明，从1912年至1924年这12年间，民国政府所欠的优待岁费为2798.53万两(元)，欠付率为58.3%。也就是说，清室优待费拨付率不及五成。

民国政府一再拖欠优待岁费，导致逊清皇室财政日趋拮据。在逊清小朝廷内务府给民国政府的函件中，“悬磬断炊”“势将破产”等言词比比皆是，以恳请民国政府划拨优待岁费。为了维持开支，逊清皇室不得不四处借款，甚至抵押、出售紫禁城所藏的金编钟等金银器物以及慈禧册封金册等，以至于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愤怒地写道：

皇室卑躬屈膝地乞求民国政府，付给它已过期的本应分期偿付的津贴，因而一再将自己置于屈辱和可耻的境地。

除奕劻等贪墨甚多者外，因无俸禄，再加上优待费的拖欠甚至停发，不少皇室亲贵的生活陷入困顿。比如溥仪生父醇亲王载沣，由于每年5万两的俸银没了着落，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昔日的醇亲王府，不得不变卖古玩、田产度日；恭亲王溥伟和肃亲王善耆也不断变卖王府藏品；被逊帝溥仪封为顺承郡王的文仰辰，虽有王爷称号，但因祖业无存，只好以卖画为生；甚至曾为“铁帽子王”之一的克勤郡王晏森，因生活无度破产到街上去拉洋车，“铁帽子王拉洋车”的新闻轰动一时。

载沣

善耆

克勤郡王晏森

梁鼎芬

载沣等王爷尚且如此，其他前清官员的境况可想而知：居住天津的前军机大臣荣庆将北京的自宅租赁他人，以维持生计；前湖北按察使梁鼎芬一度生活拮据、不能自给，每月必须依靠昔日学生寄奉的500元才得以维生……还有一些前清高官因生活困苦只好另谋生计，如前贵州布政使王乃征在辛亥后定居上海，生计无着，不得不以行医为生，“鷹医自活”。

新旧过渡阶段，“与国运和世运相连的世人常常被置于国运和世运的起落之中”。在“明暗之间”，逊清皇室以及前清高官成了一群飘摇彷徨的人。

本书的书写对象，便是这群飘摇彷徨的人。

新朝建立之后，对于胜朝臣子而言，出路无非三条：

或隐，如商亡之后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或敌，如南宋抗元之文天祥；或朝，如清初之吴三桂、洪承畴。辛亥鼎革之际，许多前清贵族与高官从政治权力的中心沦落为被时代抛弃的边缘人。站在未有之时代变局前，他们在新与旧的此消彼长之间徘徊纠结，在“遗民”与“新民”的多种身份中，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

选择“隐”者，如原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他们大多服膺于忠君思想，即使在清廷覆灭后，仍怀着思恋故国的遗民情结，出走京师，避往天津、青岛、大连等地，远离政治中心，过着寓居生活，每每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黯然神伤。

选择“敌”者，如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以及原陕甘总督升允等。他们效忠清室，坚决反对民国，采用兵戎相见等激烈方式应对政权更迭，积极动员国内外一切力量开展复辟运动，尽管屡遭挫折，但仍前仆后继。

选择“朝”者，如原云贵总督李经羲、署直隶总督张镇芳、邮传大臣唐绍仪等。他们入仕民国，成为整合新旧力量、衔接政权更迭的重要人物，使得民国在“旧瓦砾”上建立起来。然而，即使腾达如唐绍仪、李经羲、张镇芳者，在民初也形格势禁——唐绍仪担任民国首届国务总理短短三个月后即挂冠而去；李经羲曾取代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但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天，可谓“五日京兆”……他们的境遇，也反映了在民初政局中，失去武人等新兴政治力量支持后，前清高官政治地位的飘摇与政治影响的衰减。

奕劻

升允

李经羲

诚如历史发展并非线性单向，个人的选择也并非一成不变，往往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而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跳转。民国以来，由于薪俸断绝、生存艰难，很多前清官员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放弃往昔坚守的精神信条，一改初衷出仕民国。比如记名道员冒广生在清帝逊位第二天即携母亲避隐天津，他本与友人相约不出仕民国，还在个人名刺上印着“前清四品京堂”。但最终，他还是为五斗米折腰，于1912年12月应聘为北京政府财政部顾问，后前往浙江温州担任瓯海关监督，兼温州交涉员。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随着取代专制的共和制度在中国弊窦丛生，社会各界对动荡政局、混乱社会的不满与厌倦日渐蔓延，一些人选择“离开”民国，比如主张共和的伍廷芳和唐绍仪，曾积极推动南北和谈，对民国肇建功莫大焉，却在民国建立不久后不约而同地“疏远民国”。

尽管选择与出路并不相同，但他们各式各样的命运际遇都映射着过渡时代中个体的飘摇人生与彷徨心理，也共同构成了新旧更迭之中虽动荡混乱、多线复杂但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民国。

将这群人作为本书的书写对象，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自身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意义，承载了时代的特殊印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被书写较少——既有研究大多关注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宏观层面的新旧更迭，较少看到史实背后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具体的人物研究也往往更侧重于趋新一派，许多晚清高官似乎落入帝制王朝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历史鸿沟”中，随着清朝的覆灭而被遗忘，面目模糊不清，外界对他们的认识也基本固化为落后守旧的遗老遗少。因而，尽最大可能去找寻晚清民国时期的可靠史料，努力还原他们在民国初年的政治选择、个人作为、日常生活和心理心态等，进而从微观个人史的层面丰富清末民初这一历史转折点的多种面向，这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曲折和变化。在军阀割据、战争不断的北洋时代后期，孙中山等反思共和之弊，改组国民党，建立广东革命政府；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宣扬马克思主义，成立中国共产党以救亡图存。与此同时，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民族主义快速兴起，成为新的社会“公共信条”，重构了民众的精神秩序与社会秩序，“主张通过教育、实业与社会试验来救国的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国共两党领导的革命大潮之中”。至1926年5月，国共两党合作挥师北伐，在形式上终结了辛亥以来军阀混战的政治乱局，继之而起一个革命的全新时代与历史阶段。

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之时，这批晚清高官以及诸多大清遗民日渐边缘化，并淡出历史舞台。以报纸新闻为例证，1912年前湖广总督瑞徵去世时，《申报》专门刊文讥讽，1916年盛宣怀去世时，上海各大报纸的相关报道连篇累牍；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当时的报纸对这些前清官员的报道寥寥无几，1925年那桐去世、1927年张人骏去世、1936年溥伟去世的消息似乎都未见于报端。前清时代，他们可谓权倾一时；如今，已变得湮没无闻。

一片散沙的社会，一群飘摇的人……盛宣怀、瑞澂、奕劻、那桐、溥伟、善耆、升允、赵尔巽、张人骏、唐绍仪等前清高官，有着大清遗民的代表性；他们的遭际，也正是大清遗民最后的遗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