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张居正等清流派所料,若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政策,绝对会变成一场灾难。
嘉靖四十一年的浙江,青苗长了数寸高,正是需要水的时候,但新安江“所有的堰口都被堵住了,上天恩赐的新安江水被两岸的大堤夹着白白地向下奔流”,大堤上全是挎刀的兵,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跪着的百姓,“个个脸上全是绝望”。
打死也想不到,这是杭州知府马宁远带着属下的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知良正在强制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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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类人,属于上级部署的工作必须不折不扣执行,但这项工作本身有没有问题,他认为是不必考虑的。
堵住了堰口还不算,马宁远还要驱动骑兵“踏苗”。下面是书中的一段话:
马队驱动了,无数只翻盏般的马蹄排山倒海般掠去。不是战场,也没有敌兵,马蹄下是干裂的农田,是已经长有数寸高的青苗。杂沓的马蹄声中,无数人的哭声接踵而起。马队踏过一丘苗田,又排山倒海般踏向另一丘苗田。
写得惊心动魄,然而不是在打仗,而是在踏农田青苗!
这不是等于在践踏农民的性命吗?叫老百姓如何不反抗?
其中有个青壮汉子叫齐大柱(他是贯穿全书始终的),此时忍无可忍,吼了句“反正是死!拼了吧”,带着一群汉子结成人墙硬堵骑兵。
结果齐大柱他们就被马宁远的人抓了。凭什么呢?说齐大柱是倭寇!
这可是天大的罪名。问题是,他怎么就成了“倭寇”呢?
就因为他刚才吼出的那一句话里有个“反”字(且不论“反正”之反与“造反”之反并非同一个意思),所以他就直接从“刁民”升级为“反民”,更有马宁远拍板,直接定性为“倭寇”。
原文如下:
马宁远一边点着头,突然加重了语气,“你在王直那儿当什么头目?”
“王直?”那个带头汉子(齐大柱)一愣,“哪个王直?”
马宁远:“倭寇头子王直!”那带头汉子一怔,紧接着大声答道:“不认识。”
“到时候你就会说认识了。”
无非是想来个屈打成招嘛。
然后就像抓住了天大的把柄似的,面向那群农民大声说道:
“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今天居然还聚众对抗!现在明白了,原来是有倭寇在煽动造反!”
是不是似曾相识?对了,就是扣帽子。正是严世蕃惯用的杀招之一。
马宁远是胡宗宪的学生,胡宗宪是严嵩的学生,胡宗宪并不愿被视为严党,马宁远却很有严党风范,不仅为严家办事不遗余力,行事方式也是有样学样。
当然这也就让所谓的推行国策成为莫大的讽刺,因为这明明是硬逼百姓跳火坑。
踏苗的事之所以没有最终完成,全靠裕王派来浙江的谭纶(做参军,但暂在总督府)让戚继光把兵带了回去。
这里一段写得特别动人,成功塑造了戚继光的爱民形象。
他给了每个纵马踏了青苗的兵士脸上抽了一鞭,然后问他们:
“又是断水,又是踏苗!当兵吃粮,你们吃的谁的粮!”
马宁远抢着回答说“当然是皇粮”,戚继光望着马宁远说:“皇粮又是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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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宁远大声回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粮当然是皇上的!”
他大概还觉得理直气壮,其实也是在往戚继光头上扣帽子:你吃皇粮,就得记着为皇上办事,别干有碍国策推行的事!
不料戚继光不仅没让马宁远扣中,还摆了他一道:
“那你们断的就是皇上的水!踏的就是皇上的苗!”
别看戚继光是武将,头脑灵活得很呢。嘉靖皇帝爱在语言上绕圈圈,会不会也算是“上行下效”?不过这里的效果是很好的。
这下马宁远被顶在那里,脸憋得铁青。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戚继光把官兵带回军营了。
当然,身为杭州知府,马宁远不会就此罢休,他扔下一段话:
“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戚继光把兵带走了,朝廷还有百万官兵!”
然后押着齐大柱等人去总督衙门。两件事:一是告状,有人破坏推行国策;二是镇压,诬陷浙江农民通倭。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上千百姓竟然跟着到了杭州,堵住了总督衙门大门,连胡宗宪回衙都只能走后门。
事情闹大了。
只是在官员们心里,最大的事情仍是赚银子,明面上是为朝廷,暗地里“抽成”;赚得越多,抽得越多。
这不,江南织造局就与西洋商人谈成了一笔750万两白银的生意,需要的是浙江在年内织成50万匹丝绸。
丝绸是用蚕丝织的,蚕丝是蚕吐的,蚕是吃桑叶的,桑叶供应需要桑田,而目前桑田是远远不够的。
等等,朝廷议事时不是说了外调粮食吗?改桑田不就可以了吗?问题是:外调的粮一粒没到,米行也不肯借粮。
你说这怎么办呢?还记得嘉靖皇帝在年度御前财政会议上说的话吧,这件事还得胡宗宪去办。所以压力主要就在胡宗宪身上了。
胡宗宪在历史上应该算是有争议的名臣。他是严党,也因党争最终自尽在诏狱里。但他又是抗倭名臣,居功至伟。
在《大明王朝1566》里,作者刘和平明显是突出了胡宗宪的正面形象。有正气,有担当,有爱民情怀。
看写到的几个事:
有个洋商人还想连披丝绸的女子一起买,胡宗宪直接冷脸:“我天朝有的是丝绸、茶叶、瓷器,但不卖人。”单凭这一点,胡宗宪就不会是害人的官。
马宁远、按察使何茂才盯住是谁叫戚继光把兵带走的,明摆着要逼谭纶认账,结果胡宗宪直接接了话:“是我叫戚继光把兵带走的。”
总督衙门被百姓堵了,大损体面,何茂才请示要抓,胡宗宪却表态如果衙门被拆了,他就革职回乡,选择从后门回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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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政使郑泌昌说“四个月了,桑田还不到一成,年底要交五十万匹丝绸,吕公公在皇上那儿交不了差”时,胡宗宪说:
“我是浙直总督,又兼着浙江巡抚,朝廷要降罪,都是我的罪。百姓要骂娘,该骂我的娘。改稻田为桑田是国策,必须办。可桑苗至少要长到秋后才有些嫩叶,一茬中秋蚕,一茬晚秋蚕,产的那点丝当年也换不回口粮。官府不借贷粮食,只叫稻农把稻田改了,秋后便没有饭吃,就要出反民!每年要多产三十万匹丝绸,一匹不能少。可如果为了多产三十万匹丝绸,在我浙江出了三十万个反民,我胡宗宪一颗人头只怕交代不下来!”
最后他直接下命令:抓的人立刻放了!新安江堰口立刻放水灌溉秧苗。
他是真正做到了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这与严党的典型风格大不相同。像郑泌昌、何茂才都是典型的严党风格,唯上是从,擅长打压,马宁远此处看看很像,后面表明还是有底线的。
可是问题并没有解决。
而接下来发生的没底线的事,更会让你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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