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诬告查处门槛，为干事者撑腰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新华日报）

□ 实习生 叶润瑶 本报记者 顾敏

10月13日，记者联系盐城市亭湖区新兴镇某村书记张华（化名）时，他刚与一家显示屏生产商洽谈完招商事宜。提起今年春节期间被诬告的经历，张华仍心有余悸，“刷到那段说我们村干部贪污的短视频，还夹着咒骂的话，当时血压一下就上来了，脑子嗡嗡响。”那段不到1分钟的视频，让他焦虑得几夜没睡好，“不少村民都看到了，大家会怎么想？”

张华的遭遇，并非个例。向诬告陷害者“亮剑”，盐城市纪委监委坚持惩治诬告与澄清正名并举，制定出台《失实检举控告澄清正名、查处诬告陷害行为操作指引》，降低诬告陷害认定查处门槛。今年以来，全市已对23个党组织、184名党员干部开展澄清正名，查处诬告陷害9起，切实打破以往诬告被追责者寥寥的困境。

盐城市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叶波和同事梳理发现，当地连续三年的信访举报中，大部分是不实举报，其中不乏别有用心的诬告陷害。“举报一张纸，核查跑断腿。”叶波直言，这些诬告不仅扰乱信访举报秩序、浪费执纪执法资源，更严重挫伤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对地方政治生态和社风民风都造成不良影响。

实践中，常年和老百姓打交道的村干部，容易成为被诬告陷害的“靶子”。张华清晰记得，诬告发生时，安全生产等一堆事等着推进，可不少村干部却没了积极性。“平时勤恳干活，凭什么要挨这种骂？不如今后少做事、少挨骂。”听到这些抱怨，张华只能挨个做思想工作。

诬告陷害背后，往往暗藏着各种“见不得光”的诉求。盐城今年查处的9起诬告陷害案例，揭开了这层“遮羞布”：部分举报人并非出于维护公平正义，而是企图迫使他人满足自身不合理诉求，有的想借此获得不正当利益，更有甚者罔顾事实，纯粹为了挟私报复而恶意构陷。

今年3月10日，大丰区村民王某某向省里举报：村书记施某截留了有关部门给自己的捐款，共计7.96万元，还向他索要好处才肯发放。可核查下来，全是假的。王某某事后交代，故意捏造事实，就是想变相给施某施压，好让自己多得些好处。

但诬告易、追责难。“如果认定门槛过高，制度就只能‘睡大觉’。”叶波坦言，过去查诬告，总往刑法“诬告陷害罪”的高标准上靠，可现实中很多诬告陷害行为其实够不上犯罪，甚至未达到行政违法程度，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为扭转这一局面，盐城从“降低认定门槛”破题。综合考虑诬告陷害行为的严重性，举报人所捏造事实的性质及主观意图、悔过态度等，盐城市纪委监委将诬告陷害行为细分为三种情形：一般违纪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犯罪行为。

其中，一般违纪违法层面的诬告陷害行为情节轻微，在现实中占比最大。过去，即便是轻微诬告陷害行为，也需由市委常委会或市纪委常委会认定；如今，盐城明确，轻微行为由县级纪检监察机关自主认定，对于非党员、非监察对象，可移送公安机关采取训诫、警告、罚款等惩治措施。在查办王某某诬告施某案件中，大丰区纪委常委会讨论后，考虑到王某某配合调查、主动认错，最终对其进行训诫。

实践中，如何区分是诬告陷害，还是错告、检举失实，是个难点，尤其是“主观意图”举证难度最大。对此，盐城试点探索“两份笔录”固定证据法：

第一份笔录，先将涉嫌诬告陷害的举报事实问题书面固定，告知举报人权利义务，让其补充提供证据，初步了解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的关系、日常往来，研判举报真实性和实际诉求。

第二份笔录，确认诬告陷害基本事实清楚后，与举报人见面反馈调查情况，重点核实和记录举报人诬告陷害的原因、动机等主观要件，以及有无预谋策划、举报过程等。

“主客观”两份笔录，将是移交公安机关的重要书证。针对诬告陷害行为定罪起点高、查处难等问题，盐城进一步畅通纪检监察机关与公检法等机关的衔接协作，就行为定性、证据标准、取证程序等进行前置沟通，确保每起案件都有始有终。

张华很快盼来了公正结果。短视频发出几天后，新兴镇纪委查清事实：村民邱某某因多次无理要求村里安排工作被拒，心生怨恨遂发视频造谣。镇纪委不仅为村干部公开澄清正名，还将邱某某涉嫌诬告线索移交新兴派出所。最终，邱某某被行政拘留7天。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张华长舒了一口气，“组织不光给我们正了名，还让造谣的人受了罚，大家心里疙瘩一下子解开了，推进工作更安心也更有劲。”

叶波告诉记者，目前相关机制还在摸索优化，将结合实践不断完善流程，“通过一起起案件的查处释放震慑力，营造形成‘蒙冤必正名，诬告必追责’的浓厚氛围，才能让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没有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