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诺奖：在过去200年，世界经济为何能够持续增长？

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我们的生活水平都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尽管偶尔有重大发现出现，的确能改善生活质量，但增长最终都会停滞。

但到了两百多年的前，工业革命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自那之后，我们的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的基础，在于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流动。当新技术取代旧技术时，就会形成所谓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从而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Joel Mokyr、Philippe Aghion和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解释了为何这种发展成为可能，以及维持这种增长所需的条件。

Joel Mokyr、Philippe Aghion和Peter Howitt。(图/Nobel Prize Outreach)

新的常态

经济学家通常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来衡量经济增长，但实际上，经济增长远不止关乎金钱。新的药物、更安全的汽车、更优质的食物、更高效的供暖与照明方式、互联网，以及让人们跨越更远距离进行交流的机会——这些都属于经济增长的范畴。

经济增长还包括教育、科研、医疗、生活质量和就业机会等。(图/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然而，建立在技术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并非人类历史的常态。以瑞典和英国为例，从14世纪初到18世纪初，收入水平有时上升、有时下降，但总体而言几乎看不到增长，尽管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创新。

因此，这些发现并没有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Mokyr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新思想没有持续发展，也没有引发持续的改进和应用浪潮——而这在今天，是我们重大科技进步后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情。

在1300年至1700年间，瑞典与英国的GDP变化。曲线显示，新思想并未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明显影响。(图/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相反，当我们观察英国和瑞典从19世纪初至今的经济增长时，情形则完全不同。除去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样的明显危机之外，经济增长——而非停滞——已成为新的常态。自19世纪初开始，许多工业化国家都呈现出类似的趋势，保持着每年平均接近2%的持续增长。这听起来或许不高，但持续的2%的年增长率，意味着一个人在其职业生涯内，收入水平几乎可以翻倍。从长远来看，这种持续增长对世界以及人类生活质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在过去的200年间，瑞典和英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1.5%。技术创新与科学进步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持续循环的机制。(图/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有用的知识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种持续的经济增长？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不同的方法回答了这个问题。Mokyr的研究表明，纵观经济史，“有用知识”的持续性流动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种“有用的知识”包括两个部分：第一类被Mokyr称为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即对自然界规律的系统描述，用来解释某件事为什么能起作用；第二类是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例如实际操作说明、图纸或配方，这类知识告诉人们如何让某件事发挥作用。

Mokyr指出，在工业革命之前，技术创新主要依赖于规范性知识。人们知道“这样做有用”，但并不了解“为什么有用”。而另一方面，像数学或自然哲学（即早期的科学）这类命题性知识的发展，却与实际的工艺技术几乎没有联系。这种割裂使得人们难以（甚至不可能）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这种知识分离导致创新尝试往往是盲目的，甚至是徒劳。例如，当时人们试图制造永动机，或通过炼金术来把金属变成黄金——而如果拥有足够的命题性知识，就会明白这些努力注定失败。

当规范性知识与命题性知识建立起联系时，经济增长才真正起飞。然而，要实现持续增长，还需要实践性、技术性与商业性的知识，以及一个开放、包容变革的社会。(图/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16至17世纪，欧洲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迎来了科学革命。科学家们开始强调精确测量、控制实验以及结果的可重复性，这改善了命题性知识与规范性知识之间的反馈循环。这促进了“有用知识”的积累，而这些知识可以直接应用于商品与服务的生产。

典型的例子包括：蒸汽机的改进，得益于当时对大气压与真空原理的深入理解；以及钢铁生产技术的进步，则源于人们理解到氧气能降低铁水中的碳含量。有用知识的积累不仅推动了现有发明的改进，也为它们开辟了新的应用领域。

从理论到实践

然而，想要让新思想真正变为现实，仅有理念是不够的——实践性、技术性以及商业性知识同样不可或缺。没有这些支撑，即使是最出色的创意也只能停留在图纸上——就像达·芬奇的直升机设计那样。

Mokyr强调，持续增长最先出现在英国，正是因为那里汇聚了大量技艺精湛的工匠与工程师。他们既能理解设计原理，又能把概念转化为可商业化的产品，而这种能力是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

降低对变革的抵抗

Mokyr认为，实现持续增长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社会必须对变革保持开放态度。基于技术变革的经济增长，不仅会创造赢家，也会产生输家。新的发明会取代旧技术，甚至会破坏既有的产业结构和工作方式。因此，新技术常常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他们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威胁。

启蒙运动带来了对变革更广泛的接受。新的社会制度（如英国议会）不再允许特权阶层阻挠变革的机会。相反，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可以聚集协商，达成互利的妥协。这种制度层面的变革，消除了阻碍持续增长的一大障碍。

命题性知识有时也能帮助减少人们对新思想的抵触。19世纪，匈牙利医生Ignaz Semmelweis发现，如果医生和医护人员在接生前洗手，孕产妇死亡率会显著下降。然而，如果他当时能够解释其原因——即手部清洁可以杀死危险的细菌——并以科学证据加以证明，那么他的理念就可能会更早被接受并推广。

增长：一种变革性的过程

Mokyr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持续增长所需的关键条件；而Aghion和Howitt则受到现代数据的启发，建立了一个数学经济模型，揭示了技术进步如何推动持续增长。他们所采用的方法虽然不同，但本质上探讨的是同一个问题与现象。

正如前文所示，在英国和瑞典等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长期以来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但在表面的平稳之下，实际运作却充满变动。以美国为例，每年约有10%以上的企业倒闭，而与此同时又有相同比例的新企业成立。在存续企业中，每年也会有大量的工作岗位被创造或消失。即使其他国家的波动幅度更小一些，但总体模式是一致的。

Aghion与Howitt认识到，这种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企业与岗位不断地消失、被取代——正是推动持续增长的核心机制。一家企业只要提出更优的产品或更高效的生产方式，就能超越竞争对手成为市场领军者。但一旦出现这种领先，就会激励其他企业继续创新、进一步改进，以争取登上新的顶端。

一个突破性的模型

Aghion与Howitt模型中的关键机制，可以被简单描述为：在一个经济体中，存在一些拥有最先进技术的企业；当这些企业为自己的产品申请专利后，就能以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从而从垄断中获利——这些企业相当于爬上了“创新阶梯”的顶端。专利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企业免受竞争，但无法防止其他公司通过新的、可申请专利的创新来挑战其地位。如果后者的产品或生产工艺足够优秀，就能击败原有企业，取而代之，登上阶梯的新顶端。

即便是暂时性的垄断利润，也能激励企业投入研发（R&D）。一个企业预期自己能在“阶梯顶端”停留的时间越长，激励也就越强，在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也就越大。然而，投入越多，平均创新周期就越短——新的发明会更快出现，原本位居顶端的企业就会更快被取代。

因此，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这些相互作用的力量形成了一种平衡，决定了社会在研发上的总体投资水平，从而也决定了创造性破坏的速度以及经济增长率。

用于研发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家庭储蓄，而家庭储蓄的多少又取决于利率，利率又受到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也就是说，生产、研发、金融市场与家庭储蓄彼此紧密相连，无法孤立分析。经济学家将这种各个市场都处于平衡状态的分析框架称为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

在Aghion与Howitt于1992年发表的论文中，他们首次提出了一个具有一般均衡特征的创造性破坏宏观经济模型，这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福利效应

Aghion与Howitt的模型可用于分析：如果市场完全自由运作、没有政府干预，那么研发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长是否会能达到“最优水平”。以往的模型由于不能从整体上分析经济体系，因此无法回答这一问题。而他们的研究发现，答案并不简单，因为存在两种相反的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这样的：那些进行研发投资的企业，知道自己因创新而获得的利润不会永远持续。迟早会有其他企业推出更好的产品。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旧创新的价值并不会完全消失，因为新创新往往建立在旧知识之上。因此，那些被取代的创新对社会的价值高于它们对企业的价值。结果就是，企业的私人研发激励小于社会整体收益。因此，政府补贴研发可以让社会整体受益。

第二种机制则关注的是：当一家企业成功取代另一家企业时，新企业获利，而旧企业的利润消失。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商业窃取”，尽管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窃取”。因此，即使新创新仅比旧产品略有改进，企业仍可能获得可观利润，而这些利润可能高于社会整体的实际收益。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这意味着研发投资可能过多，技术进步过快，经济增长过高。这为反对政府补贴研发提供了依据。

哪一种机制占主导，取决于诸多因素，且会随市场与时间变化。Aghion与Howitt的理论有助于理解在不同环境下应采取哪些政策措施，以及社会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支持研发。

Aghion与Howitt的模型显示，在研发投资及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相互对立的强大力量。根据市场特征与时间阶段的不同，社会对研发补贴的需求可能增加或减少。(图/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研究催生更多研究

Aghion与Howitt于1992年建立的模型推动了大量新研究，包括对市场集中度的探讨——即市场上相互竞争的企业数量的分析。研究发现，市场集中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创新。尽管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放缓。基于Aghion与Howitt的模型，这可能是因为一些企业变得过于强大。因此，需要更有力的政策来遏制市场主导过度集中。

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创新必然带来赢家与输家。这种效应不仅体现在企业之间，也体现在劳动者身上。高增长需要频繁的创造性破坏，这意味着更多的岗位消失，可能引发较高的失业率。因此，社会需要支持受影响的人群，帮助他们顺利转向更具生产力的岗位。这意味着要保护劳动者，而非岗位本身。

三位获奖者还指出，社会应当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社会流动性——即职业不由家庭背景决定——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面向未来社会的工具

Mokyr、Aghion和Howitt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的经济趋势，并为应对重大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思路。例如，Mokyr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AI）可能强化命题性知识与规范性知识之间的反馈，加速“有用知识”的积累。

然而，从长远来看，持续增长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首先，持续增长并不等同于可持续增长。创新有可能带来显著的负面副作用。Mokyr认为，这些负面效应有时会引发发现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使技术发展具备一定的自我修正性。然而，很显然的是，这通常需要精心设计的公共政策，尤其是在气候变化、污染、抗生素耐药性、不平等和自然资源过度利用等领域。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三位获奖者提醒我们，持续增长并非理所当然。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停滞才是常态，而非增长。他们的研究揭示，我们必须识别并应对威胁持续增长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少数企业垄断市场、限制学术自由，以及知识仅在地区层面而非全球范围内扩散等。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应对这些威胁，那么那台推动持续增长的“机器”——创造性破坏——可能会停止运转，人类社会将不得不重新适应停滞不前的状态。而若我们能汲取三位得主的重要洞见，或许就能避免这一幕发生。

#参考来源：

https://www.nobelprize.org

#图片来源：

封面图 & 首图：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