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夫妇选择逃离——美国高校逼走顶尖学者？

就在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夕，学界突然炸开一条重磅消息——2019年得主EstherDuflo和AbhijitBanerjee夫妇宣布，将离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于2026年7月加入瑞士苏黎世大学。这对以“实验性扶贫”闻名的学术伉俪，为何在职业生涯巅峰期选择“逃离美国”？

事件导火索要追溯到2025年10月10日——就在苏黎世大学官宣的前一天，MIT校长萨莉・科恩布卢思公开拒绝签署特朗普的“高等教育学术卓越契约”。这份协议要求高校在招生、招聘中禁止考虑种族、性别等因素，5年内保持学费不变，采用严格的性别定义等。MIT的拒绝理由很直白：我们不能用该契约提出的方法来解决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

这一决定直接影响到Duflo夫妇的研究根基。作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的研究高度依赖全球样本和跨文化协作。例如，Duflo在印度农村开展的教育实验，Banerjee在非洲进行的小额信贷项目，都需要大量国际学生和本地研究人员的参与。而拒绝协议的签署，MIT可能面临联邦资金冻结，他们的跨国研究网络也将陷入瘫痪。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已冻结部分高校的科研资助，并针对“平权法案”展开调查。这种政策环境让Duflo夫妇意识到，美国学术自由的边界正在收窄。

苏黎世大学的“橄榄枝”显然更具吸引力。巴西莱曼基金会为他们提供了2600万瑞士法郎（约2.3亿元人民币）的捐赠，用于创立“莱曼发展、教育与公共政策中心”。这笔资金不仅覆盖了研究团队的运营成本，还赋予他们完全的学术自主权——中心将专注于政策评估和教育创新，甚至可以开辟发展经济学的高等教育新路径。

瑞士的科研生态也堪称“理想国”。根据欧洲研究与技术组织协会（EARTO）报告，欧盟正通过“地平线欧洲”计划加大对发展经济学的支持，2025年非洲倡议III就投入5亿欧元用于气候适应和农业创新。而瑞士虽非欧盟成员国，却通过双边协议深度参与欧洲科研网络，其企业所得税平均仅11.9%，创新企业研发抵扣后税率可降至5%-8%，远低于美国的21%。这种政策红利让Duflo夫妇能以更低成本开展大规模实验。

生活质量也是重要考量。苏黎世连续多年位列全球最宜居城市，其公共医疗覆盖广泛，教育资源优质，且对高技能人才提供快速移民通道。相比之下，美国顶尖高校所在的波士顿、硅谷等地，不仅生活成本高昂，还因两级分化导致社会裂痕加剧。对于需要频繁往返非洲、亚洲的研究者而言，瑞士的地理位置显然更便于他们开展全球协作。

Duflo夫妇的跳槽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欧洲正通过“地平线欧洲”计划和各国人才引进政策，系统性挖角美国顶尖学者。例如，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为吸引AI领域专家，提供免税科研启动资金；法国通过“卓越实验室”计划，为团队配备定制化实验设备。这种竞争在2025年达到高潮——欧盟宣布未来五年投入955亿欧元支持科研，重点争夺生命科学、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瑞士的“野心”远不止于此。根据其2025-2027年移民战略，该国计划通过蓝卡计划吸引更多人工智能、绿色能源领域的顶尖人才，并简化科研人员的签证审批流程。若Duflo夫妇的新中心取得突破，可能带动发展经济学、公共政策等学科向欧洲转移。

美国学术界的“失血”危机已显现。2024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美国顶尖高校中持有欧洲永久居留权的教授比例从8%升至17%，其中发展经济学、环境科学等交叉学科流失率最高。MIT拒绝联邦协议后，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也陷入观望，若更多高校效仿，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这场“学术迁徙”也引发了争议。有学者批评Duflo夫妇“逃离”是对美国学术界的背叛，毕竟MIT曾为他们提供了长达20年的研究支持。但更多人认为，在干预加剧的背景下，学者有权选择更适合的研究环境。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美国高等教育正陷入“公益性”与“市场化”的两难。特朗普要求高校签署协议，本质上是将联邦资金与意识形态绑定，而MIT的拒绝则捍卫了学术自治的传统。这种冲突在私立高校中尤为尖锐——当捐赠基金成为教育主要资金来源，学术研究是否会沦为资本的附庸？

Duflo夫妇的选择给出了答案：在学术自由与资金保障之间，他们更倾向于前者，而这一价值观，正是全球学术界最珍贵的共识，这或许比诺奖本身更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引用来源

苏黎世大学官网、华盛顿邮报、瑞士科研政策及税收优惠、欧盟科研资助计划、Duflo夫妇学术背景及研究成果等公开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