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团圆》：以自传体写成的“遗作”

小说的题目为什么叫《小团圆》呢？一方面，是对才子佳人“二美团圆、琴瑟和谐”的刻意戏仿；另一方面，那些曾经在张爱玲生命中来去的人和事，在书里实现了历史性的“团圆”，当然不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而是“小团圆”。这本书，首先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人物事件均来自张爱玲自己的早年生活。张爱玲曾经说：“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还有比对自己切身的经验最深知的材料吗？本小说的文字风格一反她早期的华丽，显得格外朴素，这源于张爱玲高纯度的诚实，又因过于诚实而显得格外震撼；最后，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暮年的张爱玲，对过去的凝神回眸，是她的“追忆似水年华”。当然，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张爱玲有能力把个人的悲欢，升华为普遍的人类情感，从而引发更深沉的思考。

《小团圆》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小说先从女主人公盛九莉在香港读大学开始。母亲蕊秋（原型为张爱玲生母黄素琼）来学校看她，而九莉对母亲的感情非常复杂。九莉生于破落的贵族家庭，父亲乃德（原型为张爱玲父亲张志沂）沉溺鸦片，母亲蕊秋和姑姑楚娣（原型为张爱玲姑姑张茂渊）远走欧洲追求自由，回国后离婚。父亲很快娶了新妇，他的家暴和继母的刻薄让九莉彻底失望，于是逃离父亲的家，去投奔母亲。可母亲无法给予九莉温情的抚慰，她资助女儿求学，却总提醒女儿要对得起自己的投资，母女间始终笼罩着金钱与冷漠的阴霾。最后，母亲临终前想见九莉最后一面，却被拒绝，最终都没能和解。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九莉被迫辍学，回到上海。此时她已发表小说崭露头角，汪伪政府文人邵之雍登场，他的原型，就是现实中曾经追求过张爱玲的胡兰成。邵之雍在报纸上读到她的作品，为之惊艳，在报纸上撰文称赞她，这个年长张爱玲15岁且已有妻室的男人闯进了九莉的生活。邵之雍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极为赏识九莉的写作才能，才女往往都渴望一个真正懂自己的男人，九莉也不例外，尽管对方是汉奸，但九莉并不在意。后来，她跟邵之雍秘密结婚，日军投降后，邵之雍流亡他乡，在途中接连与护士、寡妇发生恋爱关系。九莉千里寻夫，发现了对方的背叛，经过剧烈的内心挣扎，最终以“我已不再爱你了”，结束了这段关系。

熟读张爱玲作品的读者，很容易能从《小团圆》里看到张爱玲自己的影子，盛九莉的家庭、恋爱细节，几乎能一一对应张爱玲的真实经历。这本书里还有相当惊世骇俗的自我爆料，对张爱玲私生活充满好奇的读者，会感觉收获匪浅。关于《小团圆》的自传性质，张爱玲在信中说得很直接：“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说，他读《小团圆》时，一面读一面手心冒汗，如同堕入不见底的梦魇。 “很少有作家肯这样暴露自己的冷和残酷，不稀罕任何体谅，更不屑廉价的同情。”我能理解这种心情，因为我读《小团圆》的感受也不怎么好受。张爱玲像社会学家一样，记录、分析并解剖、审视自己的人生，这需要无比的勇气和坦诚。

《小团圆》同时也是一部心理小说，兼顾女性的情感和成长，有助于女性理解原生家庭和爱情婚姻的关系，这也是我想把它推荐给大家的原因。

由于《小团圆》几乎是张爱玲的自传，所以要想理解这部作品，就要从张爱玲的家族往事说起。张爱玲，1920年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张家公馆，其家世曾相当显赫，曾外祖父是李鸿章，李把女儿李菊耦嫁给了清流人士张佩纶。张佩纶出身书香门第，是同治年间的进士，曾官至礼部侍郎、两广总督，甲午战争前后担任过重要的外交与军政职务，但为人耿直，不擅权术，政治上并非特别成功。张佩纶比李菊耦年长20岁，早年丧偶有一个儿子，他55岁去世，李菊耦不到四十岁就守寡，死时儿子张志沂也只有十多岁，女儿张茂渊更小，家产都归长子接受和管理。等兄妹俩成年后，跟同父异母的兄长因为财产分配问题对簿公堂很多年。

在张爱玲的成长过程中，耳闻目睹的就是大家族里的糟心事：子弟败落，亲人反目，尔虞我诈，用今天的一个专用名词讲就叫“宅斗”。张爱玲从小就喜欢读《红楼梦》，对贾府三小姐贾探春的名言“个个就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吃了我”，一定感同身受。张爱玲成年后，驾轻就熟地把这些宅门内的争斗稍加改头换面，写进小说，刺破了自己家族冠冕堂皇的假象。

当然，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肯定有虚构的成分，盛九莉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张爱玲，但二人的经历、性格和情感模式都高度同构。通过《小团圆》，可以看见张爱玲性格中的另一些维度，比如从小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里周旋的九莉，很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养成了自卑纠结的内耗个性。跟三姑同居公寓，她的朋友来访从不留饭，因为怕得罪三姑。母亲回上海跟三姑、九莉同住，三个人相互猜疑对方说自己坏话。母亲死后遗产拍卖，清单中有一对玉瓶，九莉说自己没见过，这才意识到母亲原来一直防着自己，是“财不露白”。跟弟弟的关系也非常疏远，比如弟弟会讨好继母，甚至为了取媚外人，出卖姐姐所谓的“秘密”。在现实生活中，张爱玲成年后跟弟弟张子静的关系也很冷淡，曾拒绝过弟弟的求助。

书中有一个情节，母亲蕊秋对九莉说要给自己找一个归宿，这唤起了九莉童年时期与母亲分离的记忆：“在这一刹那间她就看见个幽暗的穿堂……自己是小客人，有点惴惴的站在过道里，但是有童年的安全感，永远回到了小客人的地位。”那时，母亲与姑姑赴欧游学，父亲乃德另娶了一个姨太太，天天抽大烟，对九莉和弟弟不闻不问，于是她觉得自己是家庭的“小客人”，是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局外人。等有了后母，“小客人”的境遇就更难堪了，有穿不完的旧衣服、突如其来的暴打。九莉想出国留学，父亲也拒绝出钱。九莉后来被后母诬陷责打，父亲竟然偏听偏信，把女儿关了几个月禁闭。九莉后来说：自己从来没有爱过父亲；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不承认自己爱过，就意味着没有被伤害，以不爱来屏蔽来自父亲的伤害，这其实是一种创伤的自我保护。她从未得到过来自亲人无条件的爱，也不知道被爱是怎样的，也难怪她小小年纪就说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有人说张爱玲早慧，18岁就能对生活真相的洞察如此彻底。不过，对张爱玲而言，这种早慧有点像“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这里的“穷”不是说没钱，而是爱的匮乏。这种匮乏感带来的不安全感，也贯穿了她的一生。她在情感上既渴望“家”的温暖，又早早认清家庭不可信赖。她的人生选择（如与胡兰成的恋情）是不是也是因为情感上长期游离呢？在《小团圆》里，九莉跟母亲、弟弟、家族亲戚一一断舍离，在不断闪回的生活细节里，体会人性和生命的虚无，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理解她，她异常的孤独。

有人说，张爱玲选择用文学的方式来“复仇”，那就是不停地书写自己的家族，让他们接受读者的裁判与审视。从早期的《金锁记》、《沉香屑》到晚年的《小团圆》，张爱玲在作品中不断重复旧式家庭的压抑、腐朽、虚伪，用一种“残酷的清醒”来写亲人。在《小团圆》中，父亲、母亲、弟弟、继母等更是被一一拆解，不控诉，也不试图修复，在她笔下，他们是家人，更是文学的素材，是文化结构中的角色。

不断讲述旧家族的本来之事，是一种文学的“清算”和“审判”，也是对个人体验和创伤的再认识，在透彻理解过去的同时，也会获得智慧与想象力。我们经常被鼓励：“成为你自己”“做真实的自己”，但是，著名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提醒我们：自我不是凭空而来的，个人的自主性无法凭借孤立的内心来实现，自我最核心的一部分是被我们共同生活等背景框架决定的。原生家庭（包括家族）就是这个背景框架之一，它构成了我们的经验、记忆，形塑了我们的部分人格。所以，回顾来时路，保持与过去的对话，即使这种对话未必通往和谐、和解，但对话本身有助于建构个体生命的自主性。所以，张爱玲成为今天的张爱玲，跟她的家族不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原生家庭即是张爱玲的梦魇，但同时也成就了她。她的父亲有旧家学底子：“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做结。”在这样的家庭里，张爱玲自然收到了完整全面的传统文学与审美教育熏陶，《红楼梦》和《金瓶梅》正是张爱玲创作最重要的精神来源。很多在“五四”中涌现的知名作家，比如郭沫若、冰心、巴金等都是旧家族子弟，他们急于推翻旧时代批判旧家族，所以他们都让笔下的人物，有蜕变为一代“新人”的冲动，积极拥抱新思想。但是，张爱玲没有破旧立新的冲动，她笔下的“旧”多过“新”，她写旧人物暮气沉沉，百无一用，但不控诉旧制度，因为一切都是人性，是“物欲、情欲、虚荣，对人生一切物质层面上琐屑的计较、饱满的享受、热闹的追逐。”对这样的人性，张爱玲理解多于讽刺，这构成了她文学生命的丰富性与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