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古人背后生疮，就难逃一死，范增，孟浩然，徐达皆因此

一、背疽：古代的 “绝症符号”

《黄帝内经》一句 “脓已成，十死一生”，道尽古人对背疮的恐惧。这种被称为 “背疽” 的病症，现代医学界定为急性化脓性蜂窝织炎，由金黄色葡萄球菌侵入毛囊及皮脂腺引发。

它分虚实二症：实证红肿热痛、寒热交织；虚症疽形平塌、成脓缓慢。无论哪种，在缺乏抗生素的古代，都极易引发败血症，这是致死的核心原因。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患背疽死者达 57 人。从秦末范增到清代姚启圣，它成了贯穿史书的死亡符号，甚至被写入赌咒誓词，可见其凶险程度。

二、范增：忧愤催生的毒疮

秦末乱世，70 岁的范增被项羽尊为 “亚父”。他曾献策鸿门宴除刘邦，却因项羽多疑错失良机。公元前 204 年，陈平设下拙劣离间计：见项羽使者便佯装错认是范增使者，更换饮食待遇。

项羽竟信以为真，渐夺范增兵权。这位 “高帝之所畏” 的谋士，空怀济世之才却无以自明，悲愤之下辞官归乡。行至彭城途中，背部突然肿痛，毒疮迅速化脓溃烂。

彼时楚汉相争正酣，车马劳顿中无精良医治。史载他 “疽发背而死”，唐末诗人周昙叹其 “平生心力为谁尽，一事无成空背疽”。苏轼更断言 “增不去，项羽不亡”，足见其死对时局的影响。

现代医学推测，范增的背疽与情志内伤直接相关。忧愤使气郁化火，加上高龄体弱，细菌趁虚而入，最终无力回天。这正是古代背疽患者的典型困境：情绪成了病情的催化剂。

三、孟浩然：贪鲜引发的悲剧

盛唐诗人孟浩然，一生仕途坎坷。40 岁赴长安应考失利，后入张九龄幕府，却难掩郁郁之情，诗中常有 “羞逐府寮趋” 的愤懑之语。

51 岁时，他背部生疽。经医治稍有好转，郎中再三叮嘱忌食河鲜海鲜等 “发物”。偏偏此时，贬官路过襄阳的好友王昌龄到访，久别重逢让他忘乎所以。

宴席上的 “查头鳊” 是当地特产，肉质鲜美。孟浩然明知忌口，却抵不住诱惑，连吃一条鱼，还与王昌龄彻夜饮酒长谈。当晚，背疽骤然恶化，红肿溃烂蔓延，郎中束手无策。

短短数日，这位写下 “春眠不觉晓” 的诗人便撒手人寰。《新唐书》载其 “食鲜疾动” 而亡，看似偶然的贪嘴，实则是长期失意心境与饮食不节共同作用的结果。

后人对其死因虽有惋惜，却也认可这符合他随性的性格。他的死印证了《集验背疽方》的警示：背疽患者需戒 “嗜欲” 与生冷发物，稍有不慎便会致命。

四、徐达：野史掩盖的真相

明朝开国功臣徐达，被朱元璋赞为 “文能治国，武可安邦”。他位列六公之首，却深谙功成不居之道，家族得以延续十二代荣华，本是洪武朝的奇迹。

洪武十七年，镇守北平的徐达突发背疽。朱元璋遣长子徐辉祖探望，召其回京医治。次年二月，54 岁的徐达病卒，《明史》明确记载其死于背疽，无任何谋害痕迹。

民间却流传着 “赐蒸鹅致死” 的传说：朱元璋明知背疽忌鹅，仍赐蒸鹅，徐达流涕食后身亡。这一说法源自明中叶野史《翦胜野闻》，但书中仅提 “赐膳”，未言蒸鹅；清人赵翼转述时才加了 “蒸鹅” 细节，且自承 “传闻无稽”。

从医学看，鹅肉含蛋白质与脂肪，并无致疽恶化的毒素，反而能补充营养。《本草纲目》虽称鹅 “发风发疮”，但单次食用绝无立死之理。更可能的是，徐达征战半生，积劳成疾，背疽引发的感染无力控制。

学者潘务正指出，徐达之死的野史演绎，实则是后人对朱元璋屠戮功臣的想象。但这一传说也从侧面印证：背疽在古人心中，已是足以掩盖真相的 “合理死因”。

五、背疽致命的三重密码

（一）医疗条件的先天不足

古代无抗生素，无法对抗金黄色葡萄球菌引发的感染。医生只能用刀割除坏死组织、灌洗创面，这种 “手术” 缺乏消毒，反而会加剧感染扩散。

宋代《集验背疽方》收录百余个验方，却 “有验者极少”。其中竟有 “用男子发一团如鸡子大” 入药的荒谬记载，可见诊疗水平之低。患者往往在 “治疗” 中加速死亡。

更要命的是营养误区。医书要求患者戒生冷、炙烤、鱼羊等几乎所有营养食物，导致身体虚弱，免疫力骤降，陷入 “越补越虚，越治越重” 的恶性循环。

（二）情志与环境的双重催化

背疽发病多与情绪相关。范增的忧愤、孟浩然的失意、徐达可能的惊惧，都让 “气郁化火”，为细菌感染提供了温床。《黄帝内经》早有 “怒伤肝，思伤脾” 的论断，情志失调正是疽症的重要诱因。

古代卫生条件恶劣也难辞其咎。无论谋士还是武将，常身处战乱或旅途，衣物难勤洗，伤口易接触污物。金黄色葡萄球菌无处不在，一旦皮肤有微小破损，便可能引发感染。

（三）历史书写的特殊隐喻

学者发现，正史中 “疽发背而死” 的人，多是壮志未酬、胸怀忧愤者。唐将韩简明明被部下所杀，史书却记为 “疽发背而卒”，可见这一死因承载着史家的 “隐笔”。

它既是真实病症，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时代对个体的碾压。范增的 “一事无成”、孟浩然的 “怀才不遇”、徐达的 “功高震主”，都在背疽这一病症中得到了具象化表达。

六、跨越千年的生命启示

从秦末到明初，范增、孟浩然、徐达的死，串联起一部古代医疗与命运的交织史。背疽的致命性，本质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 —— 既无对抗感染的药物，也缺乏科学的诊疗理念。

今人虽有抗生素应对化脓性感染，但这些历史案例仍有警示意义：情绪对健康的影响、饮食作息的重要性，在任何时代都不容忽视。

当我们重读这些 “背疽而亡” 的记载，看到的不仅是古人的医学困境，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命在时代局限中的挣扎。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超越医学本身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