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实为中共地下党，日本宪兵扮好友接近试探，少年拆穿生死局

1944年夏夜，南京吉兆营巷的三层小楼里，沈新紧张地坐在窗口朝外看着。

三天前，日本宪兵闯进家中翻箱倒柜，连阁楼的杂物堆都没放过。

此刻，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一个穿蓝布长衫、说生硬中国话的男人站在门口，自称“石井”，要找“陈建”。

沈新心里一沉：这是日本宪兵队的特务！

他强压着心慌，侧身将人让进堂屋，余光扫过墙角，那里曾堆放过印刷抗日传单的油印机，一年前虽已销毁，可阁楼里残留的油墨味，会不会早已引来了敌人？

而这些惊心动魄，只是他作为地下党员潜伏生涯的开始……

谁也想不到，这个在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埋头读书、日语演讲拿过第一名的青年，早在1943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

更没人知道，他住的这栋小楼，曾是“团结救国社”的秘密据点，成员们曾在这里开会研讨，他也曾在阁楼里熬夜印刷抗日宣传品。

可如今，日本宪兵的突然搜查、特务的上门试探，让这场藏在敌伪统治中心的斗争，骤然走到了生死边缘……

01

沈新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南京的压迫与不安中度过的。

1922年，沈新出生在江苏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

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在抗日战争的阴霾下早已沦为敌伪统治的中心，街头巷尾弥漫着压迫与不安。

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开始了大学生活。同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团结救国社”的外围组织，这个组织由苏皖区党委所属的南京特支领导，旨在团结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活动。

1943年，沈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从此肩负起更为艰巨的使命。

沈新的家庭环境简单而低调。他与母亲居住在南京城北吉兆营巷内一栋三层小楼中，这栋楼属于他大哥的挚友杨某。

楼下两层各有两间屋，第三层是个小楼阁，用来堆放杂物。家中只有母子二人，大哥在上海做店员，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自从考入中央大学后，沈新平时住校，仅在星期六下午课后回家，次日晚返校。

这栋小楼在1941年“团结救国社”成立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曾不时成为地下活动的据点。成员们在这里开会研讨工作，沈新也曾在楼阁上用油印机印刷抗日宣传品。

然而，自1943年上半年起，活动逐渐减少，家中来往的人也少了。

1943年，对于南京的地下斗争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在苏皖区党委系统所属的南京工委和江苏省委系统所属的南京工作组的领导下，学生党员充分利用各种合法条件和形式，积极组织广大大中学生开展对敌斗争。

他们巧妙地打入敌伪机构，将汪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主办的“东亚联盟总会南京分会”所属的“学生互助会”，以及以汪伪国民党宣传部长林柏生为后台的“中国青年模范团”，转变为团结和培养进步力量的基地。

同时，他们创办了《学生》、《女青年》等月刊，通过这些刊物传播爱国思想，唤醒更多学生的觉悟。这些努力使得南京的学生群众活动迅速发展，呈现出蓬勃姿势。

这一年，学生运动的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1943年5月，中央大学的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倒樊斗争”，近千名同学参与其中，公开抗议敌伪当局的压迫政策。

这场斗争如同一把火，点燃了学生们的斗志，也让敌伪当局感到不安。

同年12月，一场更大的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展开。3000余名大中学生走上街头，开展“清毒运动”，他们砸毁鸦片烟馆，揭露敌伪统治下的社会毒瘤。

这场运动声势之大，震动了整个南京城，不仅鼓舞了处于敌伪统治中心的学生群众，也推动了更多人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

然而，如此大规模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日伪特务机关的注意。

日本宪兵队和汪伪特务组织开始密切监视学生动向，宪兵队秘密拟定了一份黑名单，准备逮捕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

汪伪特务成员四处出动，窥探情报，南京的地下斗争环境骤然变得更加险恶。

沈新作为地下党员，虽然在公开活动中尽量低调，但也深知自己随时可能成为敌人的目标。

1944年初的一个傍晚，沈新像往常一样从中央大学回家过星期天。刚踏进家门，母亲便急忙迎上来，压低声音告诉他一件令人不安的事。

前几天的一个下午，四五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突然闯入家中，翻箱倒柜地搜查了一番。临走时，他们还将房东和来看母亲的舅父押到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审问了一阵，直到傍晚才释放。

幸好当时母亲恰巧出门，未被牵连。

沈新听后心头一紧，脑海中迅速闪过各种可能。难道自己的工作暴露了？敌人是冲着自己来的吗？

他强压住内心的不安，仔细询问母亲搜查的细节。母亲回忆说，宪兵们翻遍了每间屋子，尤其在三层小楼阁停留了很长时间，似乎在寻找什么线索。

沈新暗自庆幸，早在一年前，家中用过的油印机就已销毁，相关痕迹也清理干净，敌人应该找不到任何证据。

但这次搜查究竟因何而起，仍是一个谜。他回想起过去几年，家中曾作为活动据点的情形，虽然近一年多来活动减少，但是否还有其他疏漏，自己一时也想不透彻。

当晚，沈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中反复推敲各种可能性。

次日返校后，他立即找到自己的单线领导人，也是入党介绍人方焜，将家中被搜查的情况详细汇报了一遍。

方焜听完后，首先问他是否被查到什么。

沈新回答，几间住房都搜查了，特别是楼阁上搜查的时间长，但什么也未查到。

方焜又问，宪兵把舅父和房东押到宪兵队，问了些什么。沈新转述了房东的话：“宪兵问她楼房内住几家，有几口人，各自的职业是什么？有关我的情况问得细一些，反复追问平常与哪些人来往，常来的是谁？”

房东还说：“他们要我讲你常来的同学的名字和住址，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说呢？”

方焜和沈新一起分析了情况。首先，是否工作暴露了？似乎不像，因为沈新的工作对象是中学生，在直接接触的中学生中，从未发现过形迹可疑的人。

其次，是否因为参加过“倒樊斗争”和“清毒运动”而被怀疑？也不像，因为沈新在这些活动中从未出头露面。

两人讨论了许久，仍无法确定搜查的真正起因。最终，方焜决定向上级请示，同时嘱咐沈新提高警惕，沉着应付。

他们认为，沈新有不少有利条件作为掩护。

他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在中大校内无公开活动，表面上埋头读书。他懂日语，且在校内得过日语演讲第一名。最重要的是，他与南京日本基督教青年会有来往，曾由陈嵘教授介绍，在那里做课余事务工作，与几位日本牧师关系不错，有时甚至利用那里的油印机开展秘密工作。

基于这些分析，他们决定暂时观察情况的发展，再做进一步应对。

02

过了两三周后的一个星期天，沈新独自在家看书，忽闻门外传来敲门声。

他起身开门，只见一个光头、穿蓝布长衫的男子站在门口，年纪约三十岁上下。此人一口生硬的中国话，语调僵硬，沈新立刻警觉起来。

他问对方找谁，那人直截了当地说找陈建。沈新回答：“我就是陈建。”还未等他再开口，对方急切地挤进门来。

沈新暗想，这显然是个化装的日本人，很可能是日本宪兵找上门了。他不动声色地将人引到堂屋坐下。

对方坐下后，毫不掩饰地自我介绍，说自己叫石井，在日本宪兵队工作，随即开始盘问沈新在哪里读书，家里有什么人。

沈新见他中文说得结结巴巴，便主动用日语与他交谈。

石井听后颇为惊讶，问他在哪里学的日语。

沈新平静地回答：“在学校里啊！”

同时，他有意提到与南京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说自己曾在那里工作过，开始日语说不好，后来逐渐学会了一般会话。

他还列举了三位日本牧师的姓名，指出哪一个英语讲得好。

听到这些，石井的态度稍有缓和，也用日语与沈新交谈，问起他的学历、爱好，沈新一一坦然回答。

后来，石井假意说：“你日语说得不错嘛，比我说中国话强。我们能不能交个朋友，你教我学中国话怎样？”

沈新回应：“我平常住校，只有星期天在家，你愿意来就来。”

临走时，石井还提到他的宿舍就在马路斜对面的汉口路，也就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西边，欢迎沈新去。沈新不置可否地说了声谢谢。

这次与石井的初次见面就此结束。

第二天返校，沈新将这一新情况报告给方焜。方焜首先告知他，之前的搜查情况已向上级汇报，同意他们的做法。

针对石井上门的新情况，两人再次分析，认为这是敌人化装上门，用的不是硬手段，而是软方法，但究竟是什么引来对方，真实意图为何，仍无法判断。

他们议定，继续沉着应付，充分利用懂日语的条件与之周旋，但不主动去找石井。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石井又来过沈新家三次，大约每隔一个月一次，都是在星期天。

那段时间，沈新星期天都不外出，以免石井来了碰不上而起疑。

这几次交谈，内容已不再是学中文，而是逐渐涉及政治性问题，主要围绕两方面：一是中大校内学生群众组织情况，尤其是关于学生同乡会的情况。

对此，沈新说自己是南京人，在中大谈不上成立什么同乡会，至于外地学生的同乡会情况，他从来不过问。

二是关于《学生》月刊的情况。

石井一提起这个问题，沈新猛然意识到，自己和方焜最初分析时疏忽了这一点，于是格外警惕地回答。

石井首先问了《学生》月刊的主办单位，沈新告诉他：“听说是叫什么‘东亚联盟南京分会’办的。”

石井又问他和这个月刊有什么关系，沈新说：“该月刊的发行人周浩是我的中大同学，有时约我写点稿子。”

石井紧接着问：“你写些什么稿子？”沈新推说：“只翻译点自然科学方面的稿子。”

石井又问：“为什么《学生》月刊的通讯处放在你家里？”

这时，沈新才回忆起去年暑假前后有几个月，《学生》月刊的通讯地址确实是吉兆营49号。他心想，难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石井才找上门来？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原来通讯地址是在离中大较远的湖南路，因我家离中大很近，周浩就同我商量，为取稿方便，有段时间就将通讯处放在我家里。”

经过几次交谈，沈新终于弄清了引来石井的原因，这确实是工作中的一大疏忽。

《学生》月刊当时在南京及沪宁沿线各城市的大中学生中拥有不少读者，影响不小，难免引起敌特的注意。

至于沈新的政治面目，石井似乎并不完全清楚，更多是想通过他了解中大学生活动情况。

为此，沈新与组织上商议，在《学生》月刊的封里位置上，像登广告一样，用大字登了“东亚联盟南京分会”字样，表示这个刊物与该会有关系，作为一种掩护。

按照组织上的指示，与石井周旋的首要任务是弄清他“交朋友”的真实意图。

此外，方焜还提到，听说在清毒运动之后，日本宪兵队里有个黑名单，作为侦察对象，因此要沈新在接触中注意摸清这一情况。

对第一个问题，经过几次接触，已逐渐明朗。对第二个问题如何着手，则需见机而行。

到了1944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星期天傍晚，沈新照常经过汉口路返校。刚入汉口路东口不远，他突然看见石井身穿军装，佩着曹长衔，骑一匹大洋马迎面而来。

石井主动向他打招呼，沈新只能点头响应，打算搭讪几句便走。谁知石井迅速下马，无论如何要他到宿舍里去坐坐。

沈新推说要返校上晚自习，但石井一手牵着马，一手拉着他走进宿舍。

沈新心想，既然摆脱不了，就索性坐一会看看情况。他在院子里等石井把马送走后，一同上了二楼宿舍。

此时天已黑，屋内亮起灯，沈新被招呼在一张小桌旁，与石井相对而坐。

最初两人闲谈一阵，后来石井又谈起中大，再次问中大究竟有多少个同乡会，有些什么活动。

沈新回答：“有多少我也不清楚，连本省的无锡、苏州来的同学都组织了各自的同乡会，可知数量不会少。至于干什么，我没有参加，更说不上。”

石井见这样谈难以深入，便从抽屉内取出纸张和红黑铅笔各一支。先用黑铅笔在纸上写了“廓外组织”四个汉字，问沈新可懂其意思。

沈新故作思索后回答：“日文书上从未读过这个词。”

石井似乎相信他真不懂，便在纸上做图解，先用黑铅笔画了两个圆圈，而后又拿起红铅笔在一个圆圈内点了好多红点。

画完后，又写了“细胞”两个汉字，问沈新可懂。

沈新很快回答：“‘细胞’这个词早在生物学课本上读过了，是动植物体内最小的组织。”

石井听了以老师的口吻说：“不对，不对，不仅有这个意思，而且有共产党支部的意思。”

沈新假装完全不懂，反问：“‘支部’是什么意思？”

石井随即解释：“你看，这有红点的圆圈就是共产党的一个基层组织，也就是一个支部。一个红点就表示一个共产党。”

沈新边听边做出似懂非懂的样子，连说：“原来如此。”

石井接着用黑铅笔往另一个圆圈里点了好多黑点，说：“这好比你们学校里的许多同乡会。”

然后用红铅笔在这个圆圈里点了一个红点，并指着另一个红点组成的圆圈说：“这个红点就是从这个‘细胞’里派出来的一个共产党，来到同乡会里活动，慢慢这个同乡会里就会有一些黑点变成红点，也就是变成共产党了。所以，这个同乡会就叫共产党的‘廓外组织’。”

沈新边听边摇头说：“真弄不懂这个意思。”

石井却说：“你听我多讲讲，就会懂的。”

稍歇，他突然从身上拿出一个袖珍本，翻开一页，在沈新眼前晃了一下说：“你看，我这里就有一些人名字，他们是不是共产党‘细胞’里派出来的人值得考虑。”

沈新用眼睛瞥了一下，确实看到有十多个人名字，但一时难以看清楚，只隐约看到两三个熟人的名字，如厉恩虞等，而这几个同学正是中大学生活中出头露面的人。

令沈新感到突如其来的是，石井说着说着，忽然把本子合起来放在桌子上，站起来说声：“对不起，去厕所一下”，便走开了。

沈新立刻警觉，想到这可能是试探！

他迅速起身离开桌子，走到一个书架旁，若无其事地翻看书架上的书。

书架上不仅有几本日文军事书籍，还有《延安之内幕》《唯物辩证法》等政治书籍。沈新心想，这个宪兵队的小头头，原来是专门研究共产党的。

不一会儿，石井回来了，看样子还想继续谈下去。

沈新却看了一下手表，说时间不早了，该返校了。

石井见他不愿多留，便送他下楼。分手时，沈新有意说了一句：“星期天有空到我家去吧。”

石井回答：“不成，最近个把月要离开南京到外地去，等出差回来再去。”

沈新接过话说：“我们考试完也要到市郊农场去实习。”说完，便往中大方向走去。

在返回宿舍的途中，沈新将石井当晚的行动和谈话内容反复回忆，得出几点判断：石井是个专门监视、侦察中大学生活动的特务。目前他正在积极搜索共产党嫌疑分子，手里确实有个黑名单。他对沈新的政治身份尚不了解，试图边利用边考察。这个特务很老练、很狡猾，与之周旋不可有丝毫疏忽。

两天后，沈新向方焜详细汇报了这次接触的情况以及自己的分析。

方焜听完后，两人进一步讨论，认为中大学生的“倒樊斗争”和全市大中学生的“清毒运动”确实震惊了敌特，他们正撒网搜寻目标，石井手中的黑名单就是捕捉的线索。

方焜鼓励沈新，只要提高警惕，凭借现有的掩护条件，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意外。、

03

与方焜讨论后的一个月内，石井没有再来找沈新。

这时，学校开始放暑假，沈新家也从城北吉兆营巷搬到城南门西的磨盘街。

暑假伊始，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沈新与一些大学同学，包括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借用南京城南市立一中校舍开办中学暑期补习班。

一天，方焜找到沈新，通知他一个重要决定：组织上决定他和沈新同时撤离南京，前往苏南根据地，要求在五天之内秘密做好准备工作。

沈新听到这个消息，既感到突然，又有些兴奋，因为终于可以从地下斗争的压抑环境中，前往能够自由活动的抗日根据地。

但同时，他也担心在动身之前被石井黏上，影响撤退计划。

就在动身前两天，沈新在南京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一个老同学打来电话，说石井从外地出差回来了，要找他。

沈新曾在之前告诉过石井，如果在吉兆营找不到自己，可通过这个同学联系。他在电话里回答：“请你告诉他，我到光华门外农场实习去了，个把月后回来。”

随后，他将这一情况告知方焜，方焜表示不管石井如何，按计划行动。两人还半开玩笑地说，总不至于在中华门城门口碰上他被扣住吧。

大约在1944年6月底，沈新和方焜紧张地完成了准备工作，主要是关系移交。

一天晚上，他们到鲁平同志家里会合，第二天凌晨出发。他们持有中大学生证，一身学生打扮，携带简单的行李和书籍，装作放暑假回家的样子，从中华门出城。

经过检查站时，几人顺利通过，总算松了口气。出城后，他们心想，这下石井再也找不到自己了。

沈新一行人就这样成功撤离南京，前往苏南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斗争历程。

解放后，沈新从家人和几位在南京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处得知，自己走后，石井确实表现得极为沮丧。

他几乎每天都到吉兆营49号旧居守候，坐在一张藤椅上，在大门口紧盯着过往行人，试图发现与沈新联络的人。

然而，早在撤退之前，沈新和方焜已给有关同志打过招呼，结果石井空等了半个月，毫无收获。

后来，他又找到沈新新迁的磨盘街地址，一方面想从沈新母亲口中查出线索，另一方面逼沈新母亲将远在上海的哥哥叫回南京，要他四处寻找沈新。

这一招同样失败了，因为沈新的母亲和哥哥并不完全了解他的情况。沈新临走前几天到一个亲戚家时，仅对母亲谎称去农场实习。即使他们知道一些常来往的同学，也都闭口不谈。

石井折腾了两个多月，仍然一无所获。而沈新这次撤退，丝毫未牵连到数十名继续在南京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他们得以在敌伪统治中心继续开展工作。

撤离南京后，沈新在苏南根据地加入新四军，历任苏南区党委敌工部干事、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政治部干事、华东六纵十六师四十八团宣教股长等职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军队和科研领域工作，曾任总政宣传部干教处助理员、副处长，安徽芜湖军分区副政委，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研究员等职。

1991年3月，沈新在北京逝世，结束了他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一生。

他的经历，不仅是个人抗争的缩影，也映照出无数地下工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辛与无畏。他们的默默奉献，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