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莫、古道尔与邵然：三种命运，一种追问

当埃莱娜·格里莫的指尖落在巴赫《恰空舞曲》的琴键上，低音区的厚重琴音里，总掺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野性——那是纽约郊外林地的晨雾气息，是母狼阿拉瓦的鼻尖蹭过她手背时，带着草木清香的温度。

1991年的那个深秋，她刚结束一场爆满的独奏会，却驱车三小时赶到动物救助站。当时才22岁的格里莫，与野外的一只母狼邂逅，在好奇心驱使下，格里莫大胆地迎了上去。

她伸出双手与野狼无拘无束地亲近，由此开始了一段女人与野狼的传奇经历。

彼时阿拉瓦刚从偷猎者的捕兽夹中获救，左前爪还缠着绷带，见到人就缩在铁笼角落，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咽。格里莫没敢靠近，只是从琴盒里取出迷你键盘，坐在笼外轻轻弹奏。

当第一个C大调琶音响起时，原本焦躁的阿拉瓦突然静了下来，琥珀色的眼睛慢慢抬起来，与她的目光撞个正着。那一瞬间，格里莫忽然想起童年时被同学堵在走廊里叫“怪胎”的午后——同样的孤独，同样的渴望被理解，在跨越物种的对视里，找到了共鸣。

她在自传中写道：“音乐改变了我的信仰，母狼解放了我的野性。”因为母狼，她还爱上了“行者”的生活，四处游走，遍尝世间的风土人情，并且将这些感受寄于文字。

她说：“我格外享受探索未知世界的期待感，好奇是我的本性。”

而在半个世纪前的非洲大陆，1960年7月的坦桑尼亚贡贝河保护区，26岁的珍·古道尔正裹着沾满露水的帆布帐篷，在一棵猴面包树下啃干硬的饼干。连续三周，她每天天不亮就钻进丛林，躲在藤蔓后面观察黑猩猩，可那些毛茸茸的生灵总在她靠近前就消失在密林中。

直到某个清晨，晨雾还没散尽，一头背上沾着白霜的黑猩猩突然停在不远处的白蚁丘旁——是她后来命名为“灰胡子大卫”的年长雄性。她屏住呼吸，看着大卫折下一根长草，用指腹小心翼翼剥去叶子，再将光秃秃的草茎插进白蚁洞。几秒钟后，它缓缓抽出草茎，舌尖轻巧地舔食着上面的白蚁。

这是人类第一次亲眼见证黑猩猩使用工具，那个被学界奉为圭臬的“人类独能造工具”的定论，在这一刻碎成了林间的晨雾。她后来在日记里写：“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们与它们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墙。”

在中国南方某海洋馆的后台，2012年的某个冬夜，邵然正蹲在池边，给白鲸苏菲喂最后一条多春鱼。水温低得刺骨，她的潜水服袖口还在滴水，苏菲却用吻部轻轻蹭着她的手背，像在撒娇。那时的她，是海洋馆里最耀眼的“华南第一女训鲸师”，广告海报上，她站在苏菲光滑的背上，笑容灿烂得能驱散寒冬。

可只有她知道，每次表演前，为了让苏菲保持“活跃”，同事会往池子里加少量兴奋剂；为了练会“顶球接圈”，苏菲曾连续三天没吃饱饭，尾鳍上磨出的血泡在水里泛着淡红色。

她不是没怀疑过，直到2013年那个下午——那天她刚结束训练，准备下班，里氏海豚花花突然冲过来，用身体反复撞她的腿。平时总是怯生生的花花，那天格外执着，甚至试图把她往池中心拖。

邵然不耐烦地推开它：“别闹了，我明天再陪你玩。”她没看到，花花在她转身时，尾鳍无力地拍了拍水面，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

第二天清晨，她刚进馆就闻到刺鼻的消毒水味，同事指着池子中央：“花花沉底了，救上来时已经没气了。”她跳进水里，摸到花花冰冷的身体时，眼泪奔腾。

兽医后来告诉她，花花是自己关闭了呼吸系统——鲸豚类动物的自杀，从来都是绝望到极致的选择。

格里莫的人生，似乎总在与 “规训”对抗。童年时，她因多动症和强迫症被老师要求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课桌下永远藏着一本画满琴键的笔记本。

11岁那年，邻居家的钢琴让她第一次感受到“被接纳”——指尖按下琴键的瞬间，那些混乱的思绪突然变得清晰，“就像有人在我脑子里铺了一条干净的路”。

13岁，被破格录取巴黎音乐学院时，她带着一箱子巴赫乐谱，却在第一堂专业课上就与老师争执。老师让她按照“标准分句”弹莫扎特，她却固执地加重某个音符：“B大调应该是深海的蓝色，这里要慢一点，像水流过石头。”

15岁录制拉赫玛尼诺夫专辑时，制作人嫌她的演奏“太情绪化”，要求删掉“多余的颤音”，她直接抱着母带摔门而去，辗转找到一家独立唱片公司。专辑发行后，她在法国年度唱片奖的领奖台上说：“音乐不是数学题，不需要标准答案。”

可就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她却突然减少了商业演出 ——为了给阿拉瓦建一个真正的家。她用演出收入在纽约州买下一片林地，建起了“狼群保护中心”。有人劝她：“你是国际著名钢琴家，不该把时间浪费在狼身上。”她却笑着带对方去看阿拉瓦：那头曾经胆怯的母狼，此刻正带着幼崽在草地上奔跑，阳光洒在它们的皮毛上，像镀了一层金。

格里莫说：“你看，钢琴给了我灵魂的自由，而它们，让我懂得自由的真正意义——不是独自闪耀，而是让每个生命都能活成自己的样子。”

古道尔的坚持，始于童年时母亲种下的一颗种子。 1934年，5岁的她为了观察小鸡下蛋，躲在鸡舍里整整四个小时。昏暗的鸡舍里，稻草的气味混着阳光的味道，她盯着母鸡的翅膀，看着它一次次轻轻抖动，直到一个温热的鸡蛋落在草堆里。

当母亲万妮找到她时，她的袜子沾满泥土，却举着鸡蛋跑出来，声音里满是兴奋： “妈妈，小鸡下蛋时会害怕吗？它的腿在发抖。”万妮没有责骂，反而蹲下来，帮她擦掉脸上的泥：“你能注意到它的害怕，说明你比别人更懂生命。”

后来，母亲送给她一本《杜立德医生的故事》，书里那个能与动物对话的医生，让她许下心愿：“我要去非洲，和动物做朋友。”

这个心愿，她用了 23年才实现。1957年抵达肯尼亚后，她因没有大学文凭，只能在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的办公室做秘书。每天下班后，她都会去野外观察猴子，把看到的一切记在笔记本上——猴子如何互相梳理毛发，如何教幼崽爬树，甚至如何为了一颗果实争执。利基被她的执着打动，给了她去贡贝的机会。

初到贡贝时，她住的帐篷漏雨，晚上常被豹子的叫声惊醒，却从未想过放弃。直到 “灰胡子大卫”放下戒备，直到她能叫出每一头黑猩猩的名字，直到她记录下黑猩猩群体的“四年战争”——那些曾经被认为“温和”的生灵，也会为了领地厮杀，却在同伴受伤时，主动舔舐伤口。

这些发现，让她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时，一次次与学界争论： “我们不能用人类的标准评判动物，它们有自己的情感和社会，这就够了。”晚年的她，听力渐渐下降，却仍每年奔波300天。

2024年底，90岁的她来到中国，在一所小学里，她握着一个孩子的手，努力凑近耳朵听：“奶奶，黑猩猩会想妈妈吗？”她笑着点头，眼里泛起泪光：“会的，它们和我们一样，都爱自己的家人。”

邵然的救赎，是从直面自己的 “罪”开始的。花花死后，她开始偷偷调查鲸豚的来源——那些海洋馆里的“明星”，大多是被渔民从大海里捕获的幼崽。她在一份走私记录里看到：为了抓一头幼年白鲸，渔民会用炸药炸鱼群，每抓一头活的，背后至少有七头鲸豚死亡。

而那些被抓来的幼崽，大多活不过第一年 ——有的因为思念家人绝食，有的因为环境不适生病。她开始尝试改变：给海洋馆提建议，希望降低表演难度，给鲸豚更多的活动空间，却被领导骂“多管闲事”；看到同事用目标棒打海狮，她冲上去阻拦，却被反讽“假慈悲”。

2015年的那场表演，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天她和苏菲表演“水下共舞”，刚下水，苏菲突然咬住她的脚，疯狂地把她往水下拽。她呛了好几口水，意识渐渐模糊时，却感觉到苏菲的动作突然变轻——那头曾经被她训练过无数次的白鲸，用额隆轻轻顶着她的身体，慢慢把她送上岸。

她趴在池边喘气时，看到苏菲在水里打转，半睁的眼睛里流出透明的分泌物——有人说那是鲸豚的眼泪，也有人说只是生理现象，可邵然知道，那是苏菲的求救。

表演结束后，观众的掌声像潮水一样涌来，她却突然对着话筒说：“对不起。”声音不大，却让全场安静下来。

2016年，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海洋馆，成立“然爱同声”社群。最初的日子很艰难：没有收入，靠积蓄维持；被海洋馆威胁“敢说出去就让你在行业里混不下去”；去学校演讲时，有家长质疑她“耽误孩子学习”。可当她看到一个孩子听完故事后，说“以后再也不去海洋馆了”，她就觉得这样做很值得。

2023年，她接到海洋馆的电话：苏菲死了，只活了20多岁——野生白鲸能活80年。她在微博上写下：“回家吧，苏菲，那里有海风，有你的家人，没有水泥池。”

如今，格里莫的最新专辑《给克拉拉》里，藏着一段狼嚎的采样 ——那是阿拉瓦的孩子在林间的叫声。她在演奏会的返场环节，总会弹一首自己改编的《狼之歌》，琴音与狼嚎交织时，台下总有观众落泪。

古道尔虽然已经离世，却留下了遍布 130多个国家的“根与芽”小组——中国的孩子们在校园里种下树苗，观察小鸟筑巢，把古道尔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

如今邵然仍在各地演讲，她的包里永远装着一张花花的照片，照片里的海豚睁着圆圆的眼睛，像在期待什么。

这三位女性，从未想过成为 “英雄”。格里莫只是想让狼拥有自由，古道尔只是想听懂黑猩猩的语言，邵然只是想弥补曾经的过错。可正是这些“小小的愿望”，让她们 成了 生命的守护者。

她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尊重生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看到花花绝望时的伸手，是听到阿拉瓦呜咽时的弹奏，是蹲在白蚁丘旁等待大卫的耐心。

当格里莫的琴音再次响起，当古道尔的笔记被一遍遍翻阅，当邵然的声音传到更多的校园，我们终于明白：人类与自然，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彼此依偎的同伴。

那些跨越物种的温柔，那些对抗不公的勇气，那些永不放弃的坚持，终将化作生命的回响，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轻轻荡漾。

No.6572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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