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将军案中，陈宝仓并没有受牵连，他是因为什么被暴露的？

在1950年台湾那场白色恐怖里，吴石将军案一爆发就揪出不少人，可最初的名单里，压根没出现陈宝仓的名字。这位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不是民间说的“高参”，是编制内负责军事调研的正式职务），本有机会避开这场劫难，却偏偏因为一份没来得及处理的文件栽了跟头，最后走上了刑场，这背后的细节比想象中更让人揪心。

陈宝仓和吴石是老校友，都是保定军校出来的，早年在大陆就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悄悄帮着中共做事。1949年10月，他主动申请调去台湾，用“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身份作掩护，专门搜集台湾驻军番号、沿海岸防炮位坐标这些核心情报。他每次都把情报手写整理成文件，标上密级后交给吴石，再由吴石通过秘密渠道转去香港的党组织。为了安全，两人只在工作上协作，平时刻意保持距离，除了交接情报几乎不私下见面，这种谨慎让陈宝仓一开始完全没被特务注意到。

1950年1月蔡孝乾第一次被捕时还没彻底叛变，3月1日第二次被抓后才垮了台，一口气供出了150人左右（不是后来传的1800人，那是整个白色恐怖时期的累计被捕人数），里面有吴石、朱枫，却没提陈宝仓——毕竟蔡孝乾的情报网和陈宝仓的策反工作没直接交集，陈宝仓又从不跟其他地下党横向联系，特务最初根本没把他列入怀疑名单。那段时间陈宝仓已经察觉到不对劲，提前把妻子师文通和孩子送到香港，自己留在台湾想把手里的海防情报送出去，他大概还想着，等完成这最后一步就能撤离。

真正让他暴露的，是吴石被捕后搜出的一份文件。特务谷正文带着人翻吴石的办公室，在文件柜最底层找到了一本夹着密件的笔记本，里面有份《台湾海防部署概要》，首页写着“宝仓兄亲拟”，末尾还有陈宝仓的缩写签名“仓”。更关键的是，文件里记着只有国防部部员才能接触的岸防炮位精确坐标，这种级别的机密绝不是普通工作往来能涉及的。特务拿着文件一对国防部职官名录，当场就锁定了陈宝仓——根本不用搞笔迹比对，光凭署名和密级信息，就确定他是关键人物。这份文件后来存进了台湾“国家安全局”，档案号是NSB-1950-0078，现在还能在台北党史馆查到原件。

1950年3月28日，参谋总长周至柔签了逮捕令，第二天上午9点，特务直接冲到陈宝仓的住所把他抓了。审讯时，特务把那份《台湾海防部署概要》拍在他面前，逼他招出更多同伙，电刑、灌辣椒水都用上了，可陈宝仓只说“这是我给吴石的工作参考材料”，死活不承认真实身份。他心里清楚，多扛一天，香港那边的同志就能多一分安全。

6月10日，国民党当局宣判他和吴石、朱枫、聂曦死刑。临刑前，陈宝仓给老友段翔九写了封短笺，没说别的，只交代身后事：“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字里行间全是从容。他牺牲后，遗体在夏天很快开始腐烂，师文通在香港急得团团转，最后托了台北两个朋友冒险去认尸，凭着他生前常穿的那件卡其布军装和肩膀上的旧伤，才确认了遗体。火化后，女儿的同学殷晓霞把骨灰装在铁皮饼干盒里，伪装成食品，趁着夜色坐上走私渔船偷渡到香港——根本不是什么“绑在身上潜水”，那是后来传走样了，1950年台港间的走私船都是夜间靠岸，不用冒潜水的险。

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编号0009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签了字，这份证件是新中国早期军事系统烈士证里编号很靠前的，可当时因为两岸隔绝，直到1952年才辗转送到师文通手里。1954年，陈宝仓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终于回到了他为之奋斗的大陆。

谁能想到，一位连蔡孝乾都没供出来的中将部员，会因为文件上的一个“仓”字暴露？在那个特务盯着每一份密件的孤岛，越是身居高位接触核心机密，就越容不得半点疏忽。可陈宝仓明明知道危险，还是把家人送走自己留下，这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让人记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