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学信：中古乐安孙氏家族研究：以唐代为中心

绪论

　　乐安孙氏家族是中古时期较为显赫的家族之一。其家族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后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发展，至唐代孙偓官至宰相，其家族发展达到兴盛。整个中古时期，乐安孙氏家族历朝历代均有大量族人源源不断入朝为官，名人辈出。其中，既有孙武、孙膑这样名冠中外的大将、军事家，又有官至宰相、侍郎、中书舍人之类的朝中高官，还有手握军政大权的都督、刺史之类的封疆大吏，至于郡守、县令、县尉之类的地方长官更是不可胜数。中古乐安孙氏家族不仅世为官宦，属于典型的仕宦家族，而且其家族文化名人代不乏人，尤其自魏晋以后，以文学资望而知名的文人雅士层出不穷，众多族人所凸显出来的非凡的文学才华，使这个仕宦家族同时也成为典型的文学家族。

中古乐安孙氏家族概观

　　中古乐安孙氏家族的得姓始祖为陈国国君陈厉公的长子陈完之后、齐国大夫孙书。陈宣公二十一年（前672），因陈国内乱，陈完出逃到齐国，并改姓为田，此后田完的后代子孙便在齐国扎根繁衍。田完四世孙田桓子无宇的次子、在齐国官至大夫的田书，因在昭公十九年（前523）统兵征伐莒国有功，不仅被齐景公赐姓孙氏，而且被封于乐安地区，孙书也由此而成为乐安孙氏家族的得姓始祖。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安孙氏家族属于一个典型的军事贵族世家，家族的尚武门风表现得特别突出。孙书本人以军事见长，是著名的军事家，其子孙凭（字起宗）在齐国担任军事要官，其一世孙孙武、五世孙孙膑则是春秋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同其祖辈一样，孙膑之子孙胜在秦国也是以军事见长，官至秦国将军。春秋战国时期乐安孙氏家族尚武门风的形成，无疑是与春秋战国时期兵戎相见的诸侯争霸战争以及统治者崇尚武勇的时代特征密不可分的。

　　相较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安孙氏家族，秦汉时代的乐安孙氏家族成员除了出任武官外，如孙凭官至车骑将军、孙厚为大将军掾、孙瑶为中郎将（官品与俸秩为二千石，低于诸将军），在地方郡县任职、官职为太守和县令的居多，如安定太守孙询、太原太守孙福、天水太守孙夐、清河太守孙邃、汉阳太守孙躭、太原太守孙旃，以及安邑令孙骐、洛阳县令孙鯈等。这一时期的乐安孙氏家族成员在朝中任职的不多，只有孙卿官至汉侍中（侍从皇帝左右的官员）、孙国官至尚书郎（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的官员）。从总体上讲，秦汉时期的乐安孙氏家族成员虽然仕宦不断，但其家族并不十分荣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乐安孙氏家族有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除了在地方任职的家族成员外，在朝中任职的家族成员增多，如孙俊曾任太官令，孙芳官至中书令，孙旂累迁黄门侍郎、太子詹事、卫尉等职，孙弼为中坚将军，领尚书左丞，转为上将军，而有才名的孙惠蔚通过察举考试，先后出任中书博士、皇宗博士等职，不久升迁秘书丞、黄门侍郎、中散大夫、正黄门侍郎、著作郎、国子祭酒、秘书监、光禄大夫等职。与春秋战国时期乐安孙氏家族尚武的家族门风不同，魏晋时代乐安孙氏家族门风开始出现转变，这就是从“尚武”向“尚儒”的转化。其转化的关键人物一为曾出任魏秘书监的孙炎，他一生致力于儒家经典注疏和传播，曾“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著书十余篇”[1]，由于其深谙儒家经典而被时人称为“东州大儒”。二为官至魏济州刺史、除授光禄大夫的孙惠蔚，同孙炎一样，他精通儒家经典，《诗》《书》《孝经》《论语》《易》《礼经》《春秋》等儒学经典无所不学，并且“以儒学振耀一时，为师时友”[2]，被誉为“以风鉴儒学，仪范本朝”[3]的“大儒”。南北朝时期，对乐安孙氏家族儒学传承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孙惠蔚族孙孙灵晖与孙万寿。受其曾祖孙惠蔚影响，孙灵晖自幼研学祖上遗留下来的儒家经典著述，不仅对儒学经典研精究微，而且不断访求精通儒学的师友，向学问道。对儒家经典的孜孜探索，使他深得“三礼”“三传”之宗旨，并因通晓儒术而被擢授为太学博士和国子博士，专门为北齐宗室南阳王高绰讲授儒家经典。孙灵晖之子孙万寿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经，略通大义，兼博涉子史”，且“善属文”[4]。魏晋时期乐安孙氏“尚儒”的家族门风，为乐安孙氏家族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发展动力。

　　唐代是乐安孙氏家族发展的辉煌时期。唐代乐安孙氏家族历经9代，第一代孙仲将、第二代孙希庄和第三代孙嘉之皆属单传，家族人丁单薄。但是从第三代孙嘉之开始，乐安孙氏家族开始走向发展。孙嘉之本人科举及第，出身进士，官至宋州司马，自此以后家族科第不断。对唐代乐安孙氏家族发展意义更大的，则是从孙嘉之开始，改变了以前乐安孙氏家族四世单传、人丁单薄的状况，自此家族迅速发展壮大。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的发展兴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科考及第不断。从第三代孙嘉之进士及第开始，唐代乐安孙氏家族便走上了科举兴家之路，科第不断。仅从《新唐·宰相世系表》记载看，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第四代有男性成员4人，其中孙逖进士及第，孙遘制举及第，孙造文词清丽举及第。第五代有男性成员11人，其中孙宿制举及第，孙成明经及第。第六代有男性成员20人，其中孙公器词科及第，孙公义明经及第，孙景商进士及第。第七代有男性成员41人，其中孙简、孙范、孙顼、孙瑁、孙瑝、孙奭（字化南）、孙备、孙偓8人进士及第，孙嗣初明经及第，孙璘弘文馆生，孙侗乡贡进士及第，孙伉春秋博士。第八代男性成员有28人，其中孙纾、孙徽、孙緑、孙揆、孙拙5人进士及第，孙纬宏词科及第。综合上述统计可知，唐代乐安孙氏家族共有22人科举及第，其中进士15人，制科2人，明经3人，词科及第2人。

　　其二，仕宦人数众多，并且不乏朝中高官。唐代乐安孙氏家族是一个典型的仕宦家族，从第一代到第九代皆有家族成员仕宦为官。第一代孙仲将、第二代孙希庄和第三代孙嘉之皆仕宦为官。三代单传的孙嘉之有子4人皆出身仕宦，其中，孙遹官至左羽林兵曹参军，孙遘官至亳州刺史，孙造官至詹事司直，孙逖官至刑部侍郎、中书舍人。第五代有11人仕宦为官，其中多人官至刺史，如孙宿官至刑部郎中、中书舍人、华州刺史，孙成官至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孙会官至郴州、温州、庐州、宣州、常州刺史并赠工部尚书，孙公彦官至睦州刺史。第六代有17人仕宦为官，大多为中高级官员，其中孙公器官至信州刺史、邕府经略使兼御史中丞，孙惟肖官至监察御史，孙微仲官至沔州刺史，孙公义官至吉州刺史、饶州刺史、睦州刺史、工部尚书，孙复礼官至贝州刺史，孙景商则入朝为官，曾任殿中侍御史、刑部员外郎、天平节度使等职，孙向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第七代有32人仕宦为官，这一代是唐代乐安孙氏家族最荣显时期，不仅仕宦人数众多，而且有数人在朝中担任中高级官员，其中孙简官至中书舍人，孙范官至监察御史、淄青节度使，孙方绍官至大理寺丞，孙碧官至汀州刺史，孙瑝官至御史中丞、汀州刺史，孙尧官至夔州刺史，孙儲官至湖州刺史、天雄节度使、秦州节度使、兵部尚书，而孙偓状元及第并官至宰相，把唐代乐安孙氏家族推向前所未有的荣光时期。第八代有22人仕宦为官，亦有数人担任刺史、吏部侍郎、侍御史、监察御史等类的中高级官职，如孙景章官至永州刺史、太子中舍人，孙谠官至蓬州刺史，孙徽官至常州刺史，孙纬官至歙州刺史、吏部侍郎，孙蚪官至侍御史，孙垝官至蓬州刺史，孙棨官至中书舍人，孙揆官至中书舍人、京兆尹，孙拙官至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中书舍人等职。总之，从第四代到第八代，是唐代博州武水乐安孙氏家族发展、兴盛时期，其时家族人丁兴旺，仕宦人数众多，并且出现了许多朝中高官。

　　其三，文儒兼修的家族门风，家族的文化底蕴深厚。唐代乐安孙氏家族承袭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乐安孙氏家族尚儒的家族门风。孙逖作为振兴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的关键人物，无疑是唐代乐安孙氏家族崇尚儒学的典范，他一生大力倡扬和推崇儒家之道，无论是为人、为学还是为政，抑或品评人物，皆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指针，始终践行着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其后代子孙像孙宿、孙成、孙简、孙瑝、孙偓、孙拙、孙审象、孙景商、孙备、孙景裕、孙婴、孙方绍等皆传承了先世崇尚儒学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通经学古，“传儒门经术之业，居孔氏政事之科，根于惠慈，辅以才术，行存家范”[5]，凸显出浓厚的尚儒的家族门风。与魏晋时期的乐安孙氏家族有所不同，唐代乐安孙氏家族“开始由单纯‘尚儒’转为‘文儒兼修’”[6]。孙逖之父孙嘉之在弱冠之年便以文章而著名，其文学作品有“文穷三变而尤工气质”[7]的特点。孙嘉之有子四人，皆精于词学；有女六人，亦对图书史籍有着广泛的兴趣。尤其是孙逖，既是名儒，又是有唐一代颇有文名的文学大家，早年便因文学出众而登文藻宏丽科，其杰出的文学成就得到时人高度赞誉。受家族浓厚文学氛围的影响，孙逖后代子孙如孙宿、孙绛、孙成、孙方绍、孙公器、孙简、孙纾、孙徽、孙緑、孙备、孙儲、孙獬、孙伉、孙倚、孙铎、孙埴、孙棨、孙偓等，皆表现出杰出的文学才华，许多人则因文学才华和文学修养出众或进士及第，或在仕途升迁中转任为“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8]的中书舍人一职。文儒兼修的家族门风，无疑使乐安孙氏家族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

　　纵观唐代乐安孙氏家族发展史不难看出，唐代乐安孙氏家族是一个典型的仕宦家族和文学家族，科举与文学在其家族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