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阅读兴趣下降是否正在使政治变得愚蠢？

学者担忧：人们读得越少，思考就越不清晰。

实验很简单，任务看上去也该如此。两所美国大学的文学专业学生拿到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荒凉山庄》（Bleak House）开头几段，被要求先阅读，再加以说明。换句话说，一群学英语文学的学生，被请去读一段十九世纪中期的英语文学。这能有多难呢？

结果非常难。学生们被法律术语绊住，被隐喻弄懵。狄更斯对“雾”的描写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迷雾”。他们连基本词汇都把握不住：有人以为文中说某男子有“whiskers”是在说“他在一个有动物的房间里吧……一只猫？”问题并不只是这些文学专业的学生“不够文学”，更像是他们“几乎不识字”。

阅读正在走下坡路。多地多项研究得到的结论高度一致：成年人读得更少，儿童读得更少，青少年读得要少得多。被朗读的幼儿减少了，许多孩子干脆没人给读书。读书率在贫困儿童中更低，这被称为“阅读鸿沟”，但总体而言，各个群体、各个地方都在下降。

在美国，过去二十年里，为了兴趣而阅读的人群占比下降了五分之二，这是八月发表在期刊 iScience 上的一项研究给出的数字。民调机构 YouGov 发现，2024 年有 40% 的英国人既没有读书，也没有听书。就算是“迫于课程要求的阅读”也好不了多少。牛津大学英语学者、爵士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说，学生们“用三周读完一部小说都很吃力”。另一位老先生也感叹，如今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缺少专注与投入的习惯”。

这类哀叹应当谨慎对待：对许多爱书之人来说，几乎唯一比爱书更热衷的，就是抱怨书和阅读。这样的事一向如此。上文那位“老先生”其实就是狄更斯本人，而且出自《荒凉山庄》，颇具讽刺意味。几乎在人们一不再为“阅读的到来”而担忧之时，人们就开始为“阅读的衰落”而担忧（苏格拉底担心它会“使使用它的人健忘”；《传道书》（Ecclesiastes）说“著书多，没有穷尽”）。正如《传道书》还说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然而，也许现在的确发生了新的情况。并不只是人们读得更少，尽管确实如此，阅读内容的“纹理”也在改变。句子变得更短、更简单。我们分析了数百本《纽约时报》畅销书，发现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流行书籍中的句子长度缩短了近三分之一。

翻开维多利亚时代的畅销书《现代画家》，作者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你会发现其开篇第一句长达 153 个词。该句严肃告诫读者不要轻信公众的“错误谬见”，并配有一个小标题：“公众舆论不是衡量卓越的标准”。再翻开亚马逊当前的非虚构畅销书《The Let Them Theory》，作者梅尔·罗宾斯（Mel Robbins），其开头一句只有 19 个词，一则小标题写着“我如何改变了我的人生”（How I Changed My Life）。其中一条严肃的建议是：为了把事做成，你应该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射火箭那样倒数，因为“一旦开始倒计时，5-4-3-2-1，就没有回头路”。这也提醒我们，拉斯金确有洞见。

智能手机常被指为阅读习惯衰退的罪魁，诚然，分心的事确实多了。可阅读向来就不省心。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说过：“厚书就是大祸害。”午饭后尤其如此。你坐下来读书时，正如一位作家所写，阳光倾泻而入，白昼仿佛“长达五十小时”，读者“揉揉眼睛”，最后把书“垫在头下，轻轻睡去”。况且那位读者是四世纪的一名修士兼苦行者，他多半不会被 Snapchat 分心。

记住这一点

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干扰增多，更在于阅读欲望本身似乎在减退。维多利亚时代，自我提升社团风行。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在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知识生活》（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中写道，在苏格兰丘陵，牧羊人们“维持着类似巡回图书馆的东西”。每个牧羊人会把书塞进石墙缝里，供后来者取阅。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纺织城镇，工人会攒钱买书。在苏格兰某地，一个男孩注意到一位拾荒人正读书，那本书是《修昔底德史》，拾荒人把书借给了他。这个男孩后来成了英国第一位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

今天，这种自我进取的热情减退了。有人把当下的思想怠惰归咎于书价太高、图书馆关闭，但书从未像今天这样便宜。罗马时代，一本书要价相当于四分之三头骆驼，贵得很。维多利亚时代，拜伦（Lord Byron）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要花一名工人差不多半周的工资。但十八世纪末，苏格兰自学者的识字率已是世界最高之列。今天，《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在 Kindle 上免费，其他许多书的价格也比一杯咖啡还低，可阅读率仍在下滑。

更直白的解释是，人们压根懒得读。贝特教授关于学生不读书的评论引发轩然大波。他也承认，说这种话听上去“老气横秋”。但和教授们聊聊，你会发现他们都在哀叹学生注意力的衰退。罗斯教授刚开始教书时，还会教《荒凉山庄》。他说，如今他不会再尝试了，部分原因是校方“不断施压”要求“作业阅读越少越好”，部分原因是“学生就是不会去读”。多项调查显示，年轻人把阅读形容为“无聊”“一项差事”。

或许有人会说：关我什么事？英语教授们当然会为识字水平下降哀叹，但那也可能只是“护食”本能，关心的不是一种日渐转衰的习俗，而是日渐稀少的“顾客”。然而，识字水平影响的不只是大学的阅读清单。至少在简单层面上，文学能力的提升似乎会带来政治能力的提升。最简单的例子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人之所以能实行“陶片放逐”（在陶片上写下名字投票放逐某人），正如学者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指出，是因为他们已达到“一定程度的识字水平”。

相反，文学能力的下降也可能导致政治能力的下降。我们对英国议会演讲的分析发现，过去十年，演讲篇幅缩短了三分之一。我们还用“福莱施–金凯德可读性测试”（Flesch-Kincaid）分析了近 250 年的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乔治·华盛顿得分 28.7，意味着研究生水平；唐纳德·特朗普得分 9.4，相当于高中生水平。

这本身未必是坏事。简洁的文字往往是好文字，几乎没有人真心希望政客把演讲讲得更长。只是贝特教授（Jonathan Bate）更为悲观。他担心，一旦失去阅读复杂文字的能力，人们也会失去发展复杂思想的能力，这种能力能让你“看见细微的差别，并在脑中同时容纳两种彼此矛盾的念头”。媒介即讯息，而如今的讯息长度是 280 个字符。相形之下，《荒凉山庄》大约有一百九十万字符。

阅读兴趣下降还会带来其他损失。很少有社会流动的引擎像阅读那样有效，问问那些苏格兰牧羊人就知道了。富家子弟也许读得更多，但阅读本身是平等主义的发明。没有人能够逼你把一本书读进去，不是保姆，不是家教，不是朋友，也不是名校，除了你自己。

阅读不仅是工具，还是人生一大乐事，狄更斯对此心知肚明。正如《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里的好铁匠乔（Joe）所说：“给我一本好书……让我在火炉前坐下，我别无所求。”一旦人们忘了这点，世界才会真正显得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