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三治分出六国生死：术治内耗、势治靠人，唯有法治让企业图强

法家三治给企业管理带来的启发

战国初期，有一个国家弱到差点被邻居们‘分家’，连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

但最后，偏偏就是这个‘差等生’，一口气干掉了其他六个‘学霸’，统一了天下。

熟知历史的人肯定已经知道了，这个所谓的差等生就是秦国。

战国初期，秦国偏居西陲，国力衰弱，被山东六国视为蛮夷，连参加诸侯会盟的资格都没有，各国都看不起秦国，甚至谋划着如何瓜分秦国。

然而最终不是秦国被瓜分，而是秦国一统天下，将六个强国全部吞并。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就不得不提商鞅在秦国变法，当然其他六国其实同样都有变法，既然都变法，怎么结局如此不同呢？

先说说战国变法的热潮，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寻求强国之道，于是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变法运动：

• 魏国李悝变法，启用吴起，创建魏武卒，一跃成为战国首霸；
• 楚国吴起变法，变法后楚国短暂的强盛了起来，但楚悼王去世后变法夭折；
• 齐国邹忌改革，整顿吏治，广开言路，威宣时期成为东方霸主；
• 韩国申不害变法，强调权术治国，曾使韩国“国治兵强”；
• 赵国胡服骑射，军事改革尤其成功，打造了强大的骑兵军团；
• 秦国商鞅变法，历时二十多年，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

这些变法初期都取得了成效，但唯有秦国的变法成果最为持久，最终帮助秦国吞并六国，一统天下。

说到列国变法，就不得不提法家，战国时期法家是变法的主流，但法家思想实际上分为三大流派，各国选择不同，结局也截然不同：

韩国选择了术治：

术治的核心是“驭臣之术”，强调国君用权术掌控大臣，韩国丞相申不害是术治的代表人物，他教韩昭侯用“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的权谋手段考察臣子，术治短期内能巩固君权，但有着致命缺陷，那就是把国家精力耗费在权谋内斗上，韩国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国家，第一个被秦国灭亡。

赵国选择了势治：

势治的核心是“权力与威势”，势治的问题在于 “没根基”，靠君主权威推变法，看起来快，可君主一换，权威没了，反对者就会反扑。

赵武灵王靠 “势” 推 “胡服骑射”，可他后来被儿子夺权，死在沙丘宫，赵国的变法立刻就停滞了，过度依赖个人权威。

秦国选择了法治：

法治的核心是“以法为教”，强调通过完备的法律制度治理国家。

商鞅在秦国建立的法治体系，有三大特点：

• 一是法治彻底，从政治、经济到军事；
• 二是全面改革，执行坚决，徙木立信，太子犯法，师傅受刑；
• 三是持续性强，商鞅死后，秦法未废，延续百年。

为什么只有法治成功了？

术治败于内耗，韩国把精力都用在权谋上，大臣们整天琢磨如何自保，谁还关心国家发展？韩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却没有强大的实力支撑，最终难逃灭亡命运。

势治衰于个人，势治过度依赖君主个人能力，君主聪明，权术玩得好，国家就强；君主平庸，权术玩砸了，国家就乱，韩国申不害变法时，韩昭侯能跟上他的 “权术节奏”，可韩昭侯一死，新君主玩不转，变法就成了 “烂尾工程”。

秦国的法治胜在制度，秦国的法治创建了一套不依赖个人的制度体系：

军功爵位制，不问出身，按战功授爵；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贵族，户籍制有效管理人口，保障税收和兵源。

因此商君虽死，秦法却未废，后续还有范雎、吕不韦、李斯等人不断完善秦法，使秦国持续强大，最终一统天下。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

1、制度竞争才是根本竞争，战国之争，表面上是兵力、国力之争，深层是制度之争，秦国胜在建立了一套稳定、高效、可持续的制度体系。

2、表面变革易，深层变革难，各国变法大多停留在表面，唯有秦国变法触及了根本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

3、持续性是关键，商鞅变法后，秦国六代君主坚持法治路线，历时百余年，终于结出硕果。

4、人治文化土壤上，法治最为艰难，法家法治虽不同于现代法治，但在人治盛行的时代，能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已属不易。

两千多年前的变法竞争，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启发：任何事业，小到企业管理，大到国家发展，都需要建立稳固的制度基础，表面变化易得，根本转变难求，而这正是决定长期成败的关键。

放眼今日，制度建设的完善与坚持，依然是推动发展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