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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陈赓将军带着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走进了中南海西花厅。
刚见到少年,周总理就愣住了,眼神也久久停留在他脸上,像是在回忆,又像是在辨认。
就在这时,陈赓突然笑着问了一句:“你们说,他像谁?”
这一问,戳中了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心弦,短短一瞬,邓颖超眼眶泛红,周总理也不再淡定。
那么,这个少年是谁?又为什么会让共和国的总理和第一夫人如此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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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校友
1924年,黄埔军校,身穿灰蓝色军装的一批青年正站在操场上,挥汗如雨地训练着。
他们中有农家子弟,也有师范学生,他们来此只有一个目的,投身革命,报效国家。
在这群青年中,一个中等身材、目光坚毅的青年格外引人注目。
他名叫彭干臣,1899年出生在安徽英山,虽出生于中农之家,却早早读书识字,后来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在那里接触了《新青年》等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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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带头组织学潮,反抗军阀黑暗统治,后来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的佼佼者。
与彭干臣一同期入学的,还有一位日后名震四方的猛将陈赓。
两人分在同一个连队,陈赓任连长,彭干臣任党代表,从一开始,两人性格便迥然不同。
陈赓豪爽直率,军中训练雷厉风行;而彭干臣则沉稳细腻,善于观察和分析。
但正是这种差异,让他们迅速在对方身上看见了缺少的部分,也由此结下了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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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他们的,是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总理,当年不过二十余岁的他在黄埔军校已是一位卓有威望的青年领袖。
在接触到彭干臣之后,周总理第一眼便注意到了这个沉默寡言却思路清晰的青年。
多次谈话之后,周总理对陈赓说:“彭干臣是个能干之臣,刚柔并济,是干大事的人。”
这番评价日后也被一场战火所验证。
1925年,东征军自广州出发,讨伐盘踞在广东一带的陈炯明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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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干臣随部队出征,与陈赓同属一队,接受周总理直接指挥,他们的任务是夜袭敌军重镇五华县城。
战场上,彭干臣率敢死队冲锋在前,不慎被敌人一枪击中左手小指,鲜血喷涌而出,然而他只是低头瞥了一眼,随即抡起手中的步枪继续冲锋。
战后,彭干臣被送往后方包扎,周总理赶来探望,看到他伤势,眼眶顿时泛红。
彭干臣只是笑了笑,说:“革命诚非易,断指何足惜,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
可以说,那时,陈赓、彭干臣、周总理他们三人在黄埔的交情,不仅仅是战友之间的携手同行,更是理想信仰上的惺惺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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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姓埋名为革命
到了1926年,此时的上海,表面车水马龙,实则风声鹤唳。
而刚刚从苏联东方大学归来的彭干臣,带着新的军事理论与信念,投入到即将掀起的北伐战火之中。
彼时,叶挺独立团正在征战湘鄂,部队士气如虹,彭干臣被调往前线,担任作战参谋。
战争中,他凭借精湛的战略眼光和过人的胆识,很快赢得“铁军中的铁将”之誉。
然而,还未等北伐战争走向尾声,局势骤然反转。
1927年3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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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血流成河,昔日战友死伤无数,风云突变中,彭干臣紧急接到周总理的命令:即刻潜赴上海,筹备工人武装起义。
从此,彭干臣由明转暗,换上中山装,改名“黄春山”,住进英山老乡李次山的府上。
白天,他在律师事务所的掩护下做“副理”,晚上则在弄堂深处秘密开会,筹划武装斗争。
正是在李家的书房里,他认识了那个日后与他并肩作战的女人,江鲜云。
江鲜云是李次山的义女,也是烈士遗孤,她举止安静,却藏着一颗热烈而倔强的心。
二人在1928年,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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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的彭干臣,依旧身影匆匆,他向江鲜云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请求她协助一项绝密的任务,筹办中央军政干部训练班。
她没有惊讶,也没有推辞,只是默默接过那笔活动经费与一份名单,从此成为了训练班“黄太太”的一员。
江鲜云的任务看似简单,实则万分凶险,她需每日打扮成阔太太模样,手提大包小包进出商铺,其实所采购的都是训练班学员的衣物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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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周总理与李立三、项英等人也频频出现,他们以“采蜜人”的身份出入蜂蜜公司。
而邓颖超,也常来串门,与江鲜云一见如故,常在楼下与她边看孩子边闲聊。
直到1930年,一封叛徒的密信揭穿了蜂蜜公司的身份,中央急令:撤退!
当夜,江鲜云贴着玻璃窗细细观察动静,而彭干臣则带着最后一批学员,从后门悄然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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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牺牲
1934年,彭干臣和江鲜云身处上海,继续为革命贡献着。
也是这一年,彭干臣收了新的任务,前往闽浙赣边区开展工作。
但这一次分别后,再无团聚。
抵达闽浙赣根据地后,彭干臣迅速投入工作,他先是担任红十军参谋处长,后又被任命为红十军军官学校校长,负责训练基层干部。
在战火连天的环境中,他带领着一群尚未脱下学生装的青年人学战术、练体能、操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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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这些年轻人日后将奔赴最前线,只有让他们早一步在训练中“死”,才能让他们晚一步在战场上倒下。
与他一同奋战的,是赣东北苏区的重要将领方志敏。
两人早年便有过交集,此番重逢,一个沉稳内敛,一个慷慨激昂,却在共事中配合得天衣无缝。
1934年底,中央下达“北上抗日”的战略部署,命方志敏、彭干臣率红十军团向闽浙皖边推进,打通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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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红十军团抵达上饶、德兴间的怀玉山地区时,突遭敌人重兵围困。
部队连续作战数日,弹药耗尽,后援断绝,敌军则在四周燃起狼烟,喊杀声不绝于耳。
彭干臣没有退,他知道,这一战已无生还可能,但他也知道,只要能击破敌军一隅,红军就能有生机。
于是,他把仅剩的军需分给前锋营,把最后的手榴弹亲手递给敢死队。
不幸的是,最终,只有200多人突出重围,而彭干臣等数名战士则壮烈牺牲,那年,彭干臣才三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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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亦在突围中被捕,后被秘密押往南昌,受尽酷刑,数月后,因拒不投降被敌人杀害。
两位战友,一个魂归山野,一个命丧囹圄,但他们的信仰未曾动摇。
另一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江鲜云没有丈夫音讯,她带着两个孩子,颠沛流离,逃往安徽、山东,曾在抗日根据地担任妇女大队的班长。
期间,生活之苦无以言表,有时连温饱都难保证,孩子们也常常问起父亲的去向,但她都咬牙撑了过来。
另一边,周总理夫妇和陈赓等人一直惦记着江鲜云和孩子,一直在找他们,奈何,时局动荡,直到1956年才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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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血脉
1956年,陈赓找到彭干臣的儿子后,将他带去见了周总理夫妇。
少年身着一身干净的中山装,站在树荫下,神情拘谨,一双眼睛时不时地偷偷看向四周。
陈赓回头看了他一眼,眼中有笑,却又藏着一点难得的郑重:“别紧张,走,见见你爸的老朋友。”
几步路后,邓颖超迎了出来,一眼就看见陈赓身后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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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顿了一下,眼神像是被什么电击了一样,猛地一颤,少年在阳光下站得笔直,那轮廓,那眼神,那眉骨线条……竟与三十多年前一个熟悉的身影重叠起来。
陈赓没有立刻介绍,而是笑着说:“小超大姐,你看看,他像谁?”
邓颖超还没开口,周总理也从屋内走出,听到陈赓这话,定睛一看,顿时神色凝住。
他走近少年,仿佛在细细辨认,又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嘴里喃喃着:“他……难道是……是干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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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点了点头,随即开口:“伯伯,我叫彭伟光。”
这声音一出,邓颖超终于忍不住了,泪水从眼角滑落,她快步上前,一把将少年揽入怀中,声音哽咽:
“我们找了你好久……你和你妈妈过得好吗?终于……终于见到你了。”
周总理也眼含泪水地说:“陈赓,你这次,真是送来了最贵重的礼物。”
接下来的时间里,三人围坐在廊下,一边饮茶,一边倾听彭伟光断断续续地讲述这三十年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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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鲜云带着姐弟俩在战乱中东躲西藏,颠沛流离;后来在山东扎根工作,隐姓埋名多年,直至全国解放,才敢对孩子们提起“父亲”这个早已牺牲的名字。
听着听着,邓颖超的手不自觉握住了少年的手:“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孩子。”
周总理也点头:“伟光,以后你到北京来,西花厅就是你的家。”
之后的日子里,周总理夫妇对彭伟光关怀备至,他们帮他联系北京的学校,给予生活上的补助,更给予他精神上的依靠。
邓颖超不止一次对人说:“这孩子,是干臣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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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江鲜云也与他们重逢,到了北京,邓颖超特意来接她,两个已是满头白发的女人在中南海重逢,一见面便紧紧相拥,许久不语。
此后,西花厅多了一位常客,江鲜云的身影在那座宅院中时常可见。
而彭伟光与姐姐彭伟生也在各自岗位上努力生活,他们牢记父亲的遗志,母亲的教导,邓妈妈的叮嘱。
时光流转,英雄早已归于尘土,但他们的精神,从未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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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干臣的血脉,已在和平年代生根发芽;他的信仰,穿越烽火,沉淀为后人心中的一盏灯火。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多少人被时间的浪花掩埋,但有些名字、有些精神,将永不褪色。
彭干臣,就是其中之一。
他用短暂的一生,为后人换来无尽的光明。
今天,我们为他写下这些文字,不只是纪念一位烈士,更是传承一种力量,那种明知前路荆棘,却仍敢独自踏上的勇气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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