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12元的打铁匠，帮沈柔坚和吕蒙脱困，逆袭成黄浦画院院长

1938年，农历八月初八，盛夏的清晨六点。

浙江永康一户农家村舍，人们忙碌了整整一夜，仍不敢停歇，一个母亲难产，引发产后血崩，床上、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止都止不住。

一双双惊恐绝望的眼眸，只能眼睁睁看着年轻的母亲奄奄一息。

刚刚降生的男婴小脸通红，哇哇大哭。他哭，是新生儿的本能反应。

屋里的家人们满面愁容，也嚎啕大哭。他们哭，是为刚刚逝去的亲人。

一个孩子出生，一个母亲死亡，两件事同时发生，在医疗发达的今天，极为罕见。

但在那个抗战年代，硝烟弥漫，民不聊生，命如纸薄，生死之间，好像真的只有一瞬。

这个一生下来，就没了母亲的男娃，名叫胡振郎。

他在苦难中出生，也在苦难中浴火重生。

那个清晨六点，雾霭沉沉，村口溪流潺潺的水声，伴随着断断续续的狗吠。那时没有人能料到，苦命的胡振郎，日后能跳出农门，声震沪上，并成为蜚声中外的艺术家。

更没人能料到，他会与林风眠、潘天寿、刘海粟、唐云、石鲁、谢稚柳、程十发、华君武等人，产生那么多的交集……

胡振郎不到一岁时，骨瘦如柴，四肢纤弱，父亲实在没办法养活他，无奈之下，被迫忍痛把孩子送人。

养母善良本分，虽没读过书，也不识字，但十分通情达理。

养父是个铁匠，手艺很好，闻名乡里，只可惜，后来他沉迷赌博，十赌九输，把钱输光后，回家就打养母，凄厉的惨叫声回荡在夜空……

养母被打得满身伤痕，抱着幼小的胡振郎，躲在角落相拥而泣。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知熬过了多少个辗转难眠的夜晚。

养母受尽委屈和劳累。她种了两亩水稻，又熬夜编草鞋、做包子，大清早用扁担挑着去集市叫卖。

她起早贪黑，终日忙碌，总算凑齐学费，把胡振郎送进学堂。

她总说：“做牛做马，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你读书。我自己没读过书，处处受欺负，被人看不起，我不能让你像我一样！”

不是亲娘，却胜似亲娘。养母无私的爱，让胡振郎备受鼓舞，他努力学习，考上了百年名校金华一中。

金华一中是浙江省重点中学，被誉为“院士摇篮”，培养了超20位院士，4000多名学者专家。

诸如黄宾虹、吴晗、陈望道、邵飘萍、艾青、曹聚仁、冯雪峰等历史风云人物，也都曾就读于该校。

那时只要能从金华一中顺利毕业，基本上都能“鲤跃龙门”。

但对胡振郎来说，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

一是家贫，学费16元，再加上每月伙食费12元，根本拿不出来。

二是养母积劳成疾，突发重病，也拿不出医药费，养父不闻不问，甚至厌弃生病的养母。

靠助学金勉强读了一年，15岁的胡振郎被迫辍学，跑去萧山当了一名小小的打铁匠。

某一天，噩耗传来：你阿娘死了，年仅49岁。

胡振郎悲痛大哭。他一出生就没了生母，如今才十几岁又没了养母，没娘的孩子像根草，随风飘摇。

养母临终前，把一枚小小的、有缺口的金戒指留给胡振郎，那是她的传家宝，也是此生唯一的财产。

揣着这枚戒指，带着满腔愤懑、伤痛和母亲的爱，他立下誓言：一定要走出大山，混出个人样儿！

1954年，胡振郎在萧山一家铁厂打铁，每月工资12元。

他不甘心当一辈子的小铁匠，于是买了很多文学艺术书籍，以及高中教材。他想自学，报考浙江美院。

住在工厂集体宿舍，每晚下班后，他就点起煤油灯，看书学习。闷热的夏天，空气中很多煤灰与粉尘，蚊子嗡嗡嗡，臭虫爬来爬去……

无论环境有多恶劣，他始终谨记养母“要努力读书”的教诲。

历经许多磨难，胡振郎终于在1958年，被浙江美院录取，抱着录取通知书，他喜极而泣。

从此，人生不再是永无止境的苦旅。黑暗之中，有了星光与希望。

那时候，浙江美院众星云集，潘天寿担任院长，还有陆维钊、诸乐三、吴茀之、顾坤伯、陆俨少、潘思同、王伯敏、方增先、顾生岳、潘韵等名师授课。

学校常常邀请大咖来开讲座，密集时，一个学期有30多场。主讲人有颜文樑、关良、叶浅予、石鲁、李琦、俞剑华、伍蠡甫、徐邦达……

胡振郎分科前的班主任是周昌谷，26岁曾凭借《两个羊羔》荣获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

分科后便由李震坚带班，他是浙派人物画的领军人物，将传统水墨同西方素描熔铸一体，用大笔挥洒表现人体动态，突破了中国画程式化的笔墨语言。

在这个中国顶尖艺术殿堂里，胡振郎如海绵一般，疯狂吸收艺术营养，进步神速。

毕业时，潘天寿院长给胡振郎写了一句：品德至上，艺术至上。

潘天寿用一生践行了这八个字，胡振郎亦如是。

1963年，胡振郎被分配到上海美协会员工作部，干了很多件“大事”。

美协要忙的事情很多，胡振郎需要组织展览，有时候展览缺画，他上班策划，下班还得画几幅顶上。

尼克松访华时，上海最顶级的酒店要接待外宾，需要重新布置，领导安排陈秋草、应野平、胡若思、林曦明、项宪文和胡振郎去画画。

胡振郎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创作多幅精品，广受赞誉。

一次画展中，他的《公社兽医》引发轰动，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黄苗子的夫人郁风，看了这幅画深受触动，特意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上海人美还邀请他去社里，用工笔重彩又加工了一番，作为年画出版，发行量很大，甚至全国各地边远农村都会张贴。

还有一次，美术工作者援藏，上海派出五人小组，胡振郎与魏景山等人，一起去西藏。

在西藏待了半年，回到上海后，为了画一幅年画《西藏高原喜丰收》。

胡振郎通宵赶画，太过劳累，恍惚中从阁楼摔下来，头破血流，医生给他缝了十几针。

在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下，他笔耕不辍，人物画和山水画皆精，受邀在各地开画展，还被邀请去法国、加拿大等国访问交流。

中央文史馆成立书画院时，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会场，进门第一幅，就是胡振郎的六尺整张山水画。

1986年，上海黄浦画院成立，胡振郎担任院长，首创中国公助民办的画院模式。

家乡永康市，还在风景秀丽的南溪湾公园内，建了典雅的“胡振郎艺术馆”。

除绘画外，胡振郎也要经常跟老画家们沟通交流，落实他们的需求，同时还要充实年轻画家队伍，组织各种活动，无形中帮助了很多人，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

海派花鸟画四大名旦之一的张大壮，晚年病重卧床，胡振郎前去看望，张大壮十分高兴，挣扎着从床上下来，拿出一幅画，颤抖着在上面补题“振郎同志留念”。

他说：“胡振郎同志对我们这些老画家很好，为我们做了很多事，从未提过要画，我只有这一张画了，给他留个纪念！”

胡振郎看过太多人流泪，也为太多人流过泪。

1966年，很多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如蝼蚁一般，被安排“靠边站”。

胡振郎担心画家们的身体，他冒着生命危险质问道：

“他们是什么人，你都认识。你这是要干什么？我告诉你，张云聘不是坏人，陈秋草高血压很严重，再斗下去要出人命的！”

那些人劝他别多管闲事，小心惹火烧身，可胡振郎偏要管。

他甚至藏起美协人事档案室的钥匙，任那些人如何威逼利诱，也不肯交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压在大师们身上的雪已经够多了，胡振郎不希望他们身上再多一道鞭痕。

为了帮沈柔坚“摘帽”，胡振郎去福建开证明，又去北京找华君武，跋涉几千公里，最后才争取到机会。

去福建诏安时，胡振郎先搭火车，再转汽车，还搭过一辆刚运过猪的大货车，臊臭闷热，导致中暑，他差点死在半路上。

到北京找华君武的时候，原本不太顺利。听完胡振郎的陈述，华君武感动落泪。他说：“我已经很久都不讲话了，一句都不讲了。我真是失望透顶……”

最后，华君武为沈柔坚开了证明，交给胡振郎。临别时，华君武说：“小胡，你很好！”

（华君武）

有了胡振郎的帮忙，沈柔坚很快就脱离泥沼。

紧接着，胡振郎又到处斡旋，帮助吕蒙脱困。当时吕蒙正在佘山劳动，受尽委屈。

王队长跑去现场宣读组织决定，吕蒙得知自己“没问题”后，泣不成声。

提到被冤枉的这几年，被扣发的一大笔工资，吕蒙大手一挥：“不要了，捐给国家。”

说完，又哭了。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那时，林风眠被关了四年多。他曾写过一首小诗：一夜西风，铁窗穿透，沉沉梦里钟声，诉不尽人间冤苦。

人人自危，只求自保，几乎没人敢去探望林风眠。但胡振郎敢。

那时要见上林风眠一面，难上加难，赵无极回国后曾想见恩师，是惊动了总理，特批后才见上的。

（林风眠）

1972年，胡振郎四处奔波，弄到介绍信，去看望老师林风眠。

隔桌对坐，胡振郎先开口：林先生，您受苦了。

未及应答，林风眠早已低头拭泪。是辛酸又感动的泪水。

许江曾形容林风眠是“一只孤鹜”。确实，林风眠孤苦无依了太久。

他掀起衣襟，对胡振郎说：“小胡，你看，我连裤带都没有，他们拿走了。我一天只能吃两餐饭，他们一次次找我，盘问我，还打我……”

说完，又是止不住的眼泪。

想当初，林风眠在南昌路寓所，日子清贫，吃五毛钱的面，把发黑的菜干视若珍宝，他都没跟朋友诉过苦。

但此刻，面对胡振郎，他心中压抑许久的苦闷，倾吐而出。是宣泄，是托付，更是信任。

胡振郎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以及外面一些积极的讯息，林风眠的情绪逐渐好转，脸上恢复了神采。

之后，胡振郎还多方组织，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导演”了一场“假戏”，终于使得林风眠能够出来透透气，与老友们会面。

虽然只有短短的20分钟，但在那特殊时期，弥足珍贵，让林风眠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果然，那之后没过多久，林风眠重获自由。

1977年9月，秋高气爽，丹桂飘香。上海的初秋，展现出它独有的美。

盛大的笔会，在黄陂南路的上海美术馆举行，刘海粟、唐云、王个簃、朱屺瞻等人，齐聚一堂，挥毫泼墨，共洒丹青，众人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

林风眠也到场了，还与胡振郎合影留念。

不久后，林风眠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临走前，他赠给巴金一幅《鹭鸶图》，赠给吕蒙一幅《瓶花》，又特意送给胡振郎一幅册页和一纸便签留言。

雪中送炭，患难中的真情，总是让人备受感动。

胡振郎在苦难中涅槃重生，在寒冷中给人温暖，在绝望中探寻希望。

他一生都在传递真善美，正如顾城的那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