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诺贝尔奖，还在用“极权”碰瓷苏联

文 | 文一

2025年9月3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而在昨天，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给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作为典型的冷战后东欧文学家，这一获奖结果似乎是西方在已经2025年的今天，仍想将世界的目光再次引向那片曾深受战争与特定政治形态影响的土地，并悄然延续一种人们熟悉的叙事，重现对“极权主义”这一概念的批判。

今天的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则更加不掩饰，将奖颁给了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玛丽亚·科里娜·马查多，颁奖理由是“表彰她为促进委内瑞拉人民的民主权利所做的不懈努力，以及她为实现从独裁统治向民主政权的公正和平过渡所做的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马查多与美国国际开发署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已经来到2025年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都已明白西方借诺奖进行的这些动作，毫无疑问是一种政治狗哨。在欧美民粹思潮愈演愈烈的当下，这种政治狗哨别说对世界，就算是对西方社会自身也在失去着作用。

历史需要拨乱反正。20世纪的思想家们，对大屠杀、战争和对抗的起源做出了一系列的反思与溯源，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美国犹太裔学者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与“极权主义”理论。多年来，这一概念被广泛传播和简化，成为了一个文学作品里的恶魔符号，又在西方宣传中与苏联牢牢钉在一起。

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它的含义？“极权主义”和法西斯的幽灵，那些屠杀和侵略的罪恶，究竟起源于何处，它又真的随二战盟国的胜利、冷战的终结而远去了吗？可以说，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关于这一切的讨论，从一开始就是被某种权力话语所塑造和局限的。

“极权主义”作为概念的起源与“平庸之恶”的误解

1951年，政治哲学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对于反思纳粹种族大屠杀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首次提出大屠杀暴行的根源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即一种国家对社会极端掌控的政权形式，它脱胎自反犹主义、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1961年她又在著作《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极权主义体制下人们的“banality of evil”。

但是banality of evil一词在被翻译为中文时错误地译为“平庸之恶”，其实它的本意是“恶的平庸性”，阿伦特并非认为大屠杀之恶是“平庸”的，相反她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恶。其本意在于强调作恶者的无思性（thoughtlessness）状态，即其并非天生的恶魔，而是拒绝了独立思考，放弃了独立道德判断的结果，而非将恶行非政治化而转化为模糊的心理学问题或庸俗的人性论。

阿伦特的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也对后人理解大屠杀恶行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模板。然而在她以及后世的政治历史研究中，我们会发现似乎只有纳粹德国和苏联被归类为“极权国家”，而无论是同时期的军国主义日本，还是殖民时代的欧洲对于亚非拉地区的种族屠杀，抑或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独裁政权基于意识形态和种族进行的系统性屠杀，都很少被归类为“极权主义”和“极权国家”。

当然，许多人会说，这些国家和政权虽然也都有罪，但从未像纳粹大屠杀一样，彻底把人群中的一部分当作无意义的、必须被清除的群体，连人的工具性也否定了，所以这是现代性的、工业化的大屠杀，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而这些政权则只是因意识形态反共做了一些政治层面的清洗，甚至不少人因其反共而将他们归类到“自由世界”范畴，其暴行被描述为“发展型威权国家”所进行的“必要的恶”，而远非十恶不赦的“极权主义”。

然而，这套叙事真就那么完美无缺吗？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根源，究竟在哪里？种族大屠杀这样极端的恶行，是20世纪的纳粹德国独一无二的最新发明，而且在二战后绝迹了吗？今天的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漫长的近代史？

20世纪的灾难真的不可思议吗？

纵观二战后的西方哲学界，对于纳粹大屠杀的反思是个永恒的母题，而核心问题似乎也永远是：20世纪的灾难为什么不可思议？他们普遍默认，二战法西斯三国的罪行，尤其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是“人类历史之极恶”。不管是齐格蒙德鲍曼所说的“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产物”，还是汉娜阿伦特曾言，“大屠杀是一种新颖而独特的现代罪恶“。就连国内的思想哲学界，也是全盘接受了这一概念，他们在问为什么之前并没有先问是不是，而是默认这是一个不可置疑的真理。

曾看过一本华师大教授写的关于西方现代思想的讲义，在介绍20世纪思想的引言中，他绘声绘色地写道：想象你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的欧洲普通人，此时的欧洲大陆已经享受了将近100年的相对和平，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总体上变得越来越文明、富裕，你一定也会对新世纪的前景抱有相当乐观的信心……

但是，20世纪的灾难真的不可思议吗？当欧洲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正在尽情享受电气化时代带来的便利，刚果的民众因完不成利奥波德二世强行规定的高昂橡胶配额量而被砍断手脚，数十年间伤亡人数近千万；在东印度公司因鸦片贸易赚的盆满钵满时，无数中国家庭因毒品而苦苦挣扎甚至家破人亡，在英格兰大量从美洲进口丰富的粮食资源时，爱尔兰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则因饥饿悲惨地死去……

如《诡秘之主》中写到的，工业革命成了“邪神降临的温床”

欧洲资产阶级的扩张，伴随着对亚非拉人民极其残酷的剥削和种族屠杀，哪怕是欧洲内部真正的普通人，那些工业无产阶级，也因恶劣的工作环境、极端漫长的工时和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人均寿命不足30岁，大量10岁以下的童工也在工厂超强度工作并造成大量的工伤残疾。每一个殖民地的开阔都意味着血腥的战争和屠杀，每一座工厂的建设背后都是工人们的血泪，19世纪的“和平”真的存在吗？

要探究纳粹种族大屠杀，必须从殖民主义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在欧洲贵族和资产阶级享受发展与和平的红利时，他们已悄然从思想和意识形态到执行的手段与方式，创造了一套理所当然的“剥削哲学”。因此，纳粹的暴行并非所谓的“欧洲文明现代性的断裂”，而是欧洲殖民帝国数百年来在海外熟练实践的逻辑，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一次“内部清算”。

20世纪的灾难源于何处？

汉娜阿伦特认为大屠杀的罪恶源于“极权主义”，她尚且指出极权主义的根源之一在于“帝国主义”，那种将世界分为“中心”和“边缘”，将一部人视为天生低贱的危险企图：“把人类划分成主人种族和奴隶种族，高贵教养的绅士和低俗的贱民，有色人种与白人，此种划分只冀望能以暴民作为基础，而结合国家民族。”

而后世的研究，如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独裁与专制》则将极权主义简化为“六大特征”：单一大众政党、人人必循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秘密警察制度、国家完全掌握武力来源、中央指令的计划经济。

从阿伦特到布热津斯基再到当代学者，都用共享的“极权主义”概念，将苏联与纳粹德国牢牢绑定，认为他们是“意识形态的双胞胎”，却将苏联牺牲2700万人抗击纳粹德国的历史事实系统性淡化，甚至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讲话上直言“我们纪念死于纳粹和共产主义之手的受害者”，对二战历史进行赤裸裸的岁月史书。

的确，如果机械对照这种模型，苏联模式甚至所有的列宁主义政党似乎都部分符合这个“特征清单”，但这恰恰说明了这种理论模型的致命缺陷。它用治理形式上的部分共同点，彻底掩盖了这种形式所服务的“内容”和“历史语境”，从此巧妙了树立了“专制邪恶帝国”和“自由世界”的对立。然而事实上，从核心意识形态到执行方法，法西斯三国继承的都是欧美“自由世界”的逻辑。

在殖民主义的残酷剥削里，其实早已暗藏了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种子。种族灭绝也绝非是新颖的武器，早在伊比利亚殖民者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它就已悄然开始。在哥伦布到达美洲的一个世纪后，800万泰诺人几近灭绝；19世纪的美国在“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理念的指导下，认为自身有向外扩张的“天定使命”，因而展开西进运动，对墨西哥和印第安人的土地发起进攻。

这一美国昂撒人的光辉历史，对印第安人却是“血泪之路”，他们的土地被剥夺，被驱逐出家园、被虐待杀害。而这一“昭昭天命”的理念直接启蒙了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理论。

美洲、澳洲的土著居民，那数以千万计的、原本完整大陆的主人，被认为是欧洲人“发现的新的无主世界”的可以随意屠杀和奴役的劣等种族，如今只拥有少量的“保留地”，成为自己的土地上的“少数民族”。而这一切，都得到“启蒙思想家”的道德背书：伏尔泰说“美洲居住着又笨又懒的印第安人”，培根、孟德斯鸠、大卫休谟则拒绝承认新大陆“卑贱的人”与自己是同类。

1896年西班牙在古巴首次实行关押土著居民的“集中营”，而在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中，英国首次将这一惩罚手段制度化，战争中累计有数十万名布尔平民和黑人奴役被关押，由于卫生条件极差，瘟疫流行，死亡率最高曾达到40.1%，整个战争期间造成超过2.7万名平民死亡，而儿童占比约79%。

1904-1908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当时是德国殖民地的纳米比亚（当时称西南非洲）的当地人实行残酷的屠杀和终须灭绝，约8万赫雷罗族人有6.5万人丧生，约2万纳马族人中至少有1万人丧生。而比起当今德国对第三帝国在二战中的大屠杀的全面反思、赔偿和认罪，对第二帝国期间实行的种族灭绝，连讨论都显得稀少。

同样是二战期间，在孟加拉地区已经发生饥荒的情况下，“自由世界”的领袖、英国首相丘吉尔仍坚持从殖民地调拨粮食，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对此他表示“印度人就像兔子一样繁殖，死一些又怎样”，“他们是一群野蛮人，信仰着野蛮的宗教”。

毫无疑问，法西斯的罪恶，是殖民现代性的产物，那种系统性将人类中的某一部分”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种族主义，那种为获取资源和空间可以无视一切人伦的扩张逻辑，其最成熟、最系统的实践场所，正是近代以来欧美的殖民主义。

就像阿道夫-艾希曼那样的德国军官，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是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好人，对家人朋友甚至同种族的陌生人表现出爱心和同情心，美国国父也可以一边喊着”人人生而平等”“共和精神”一边屠杀原住民、蓄养黑人奴隶，西进运动中的美国普通人也可以在白人世界做一个善良好人的同时杀害印第安人并抢走他们的土地，这都是banality of evil的最好体现。

“极权主义”如何成为意识形态战的工具

“极权主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被创造出来起，就被专用于形容纳粹德国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被认为“有极权元素但还未达到极权国家的程度”，而同样是轴心三国的日本，却很少被列入“极权主义”谱系。

事实上按照“六大特征”的定义，二战时的日本分明是“极权国家”的教科书级案例：在神道教与极端天皇崇拜的驱动下，全民都绝对忠诚于神格化的天皇，并在“大东亚共荣”“八纮一宇”的意识形态催动下，为“世界使命”牺牲自我，“大政翼赞会”和军队通过组织町内会、领组系统性控制全社会，特高课警察的恐怖统治系统性迫害左翼、反战人士和一切“异见者”，国家成立“企画院”对整个经济和资源进行统筹规划以服务于侵略战争。

然而由于学术界的欧洲中心主义，认为“极权主义”只是现代欧洲的异化产物，二战日本则只是“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延申，因此是“东方的”“前现代的”，因此也是“不值得专门分析的”；更为重要的是，冷战时期日本作为“自由世界”的反共盟友，若是背上“极权主义”这样极恶的帽子，怎么成为合格的盟友呢？于是乎，他们倾向于用更“温和”的“军国主义”来形容日本，而日本对于中国人、朝鲜人以及其他同盟国军人和平民的残酷迫害，也不配被冠之以holocaust一词，那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专属。

在后冷战时代，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共产主义政权，或者哪怕是遵循西方多党选举制那一套的左翼政权，都或多或少被称为“威权主义”，甚至少数人直呼为“极权主义”，因为这些政权不符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而那些亲西方、搞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的独裁者，就算再怎么贴合“极权主义”模型，也几乎从不被称为极权主义，而是“发展型威权”。

不管是皮诺切特、魏地拉军政府的“死亡航班”，还是海地的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利用伏都教和“通顿马库特”组织进行系统性的恐怖统治，“国际学术界”对他们的批判都显得格外温柔。

其中印尼的苏哈托则是最典型的，他的“新秩序”政权所作所为严格继承了二战中法西斯三国的种族迫害和军国主义侵略，在通过政变上台后他系统性的杀害了近百万左翼人士，曾是“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印尼共产党因而覆灭；他还将意识形态上的反共与对华人的种族歧视联系在一起，造成印尼1965、1998两次大规模排华事件，系统性迫害华人。

1975年，印尼武力入侵刚从葡萄牙殖民者手中独立的东帝汶，霸占东帝汶长达二十年，屠杀、轰炸、饥荒造成东帝汶人口减少四分之一，构成证据确凿的种族灭绝行为，然而由于他亲西方的立场和全面开放金融造成的表面经济增长（虽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大都化为泡影），苏哈托政权只被不痛不痒的称为“发展型威权”，远离“极权主义”的大帽子。

“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从诞生起就绝非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而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标签。它的应用范围，更多取决于西方的地缘政治需要和文明等级观念，而非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分析。它的首要功能也远非揭示真相，而是巩固一套关于“文明”与“野蛮”，“自由”与“专制”的西方中心注意叙事。

过去的罪恶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

80年过去，似乎人类对二战中法西斯主义的罪行，尤其是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这种将一部分人“非人化”，而将自身视为“天选种族”“优越文明”的逻辑，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

不管是以色列用“反犹主义”的帽子妖魔化一切反对者，嫁接受害者的身份却对巴勒斯坦人进行实质上的种族灭绝行为，还是美国右翼民粹把经济问题转移为种族问题，煽动对亚裔和拉美裔的仇恨犯罪，都表明在这个逐渐动荡的世界，当年那个罪恶幽灵不仅未死，反而在悄然复活。

而从阿伦特深邃却不乏局限性的哲学镜鉴，到当代历史的话语权仍然时常被霸权主义绑架的现实，都揭示了一个简单却已被遗忘的真理：历史的教训并非封装在几个概念里，而是流淌在延续至今的权力结构中。

当某些国家在纪念日将反法西斯的历史偷换为反共的宣言，当诺贝尔文学将与和平奖还在玩弄岁月史书的伎俩，我们更应警惕：谁在定义“极权”?谁在垄断对“恶”的解释权？在刚果的橡胶园，纳米比亚的沙漠，南京的纪念馆与东帝汶的坟茔中，沉默从不意味着遗忘。真正的纪念是在这些被视为边缘地带的证词进入历史的中心，迫使我们去直面一个事实：法西斯主义或许战败于1945年，但击败它的联盟，却从未完全摧毁诞生它的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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