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高低/荒诞寓言中的时代挽歌

从《妻妾成群》到《黄雀记》，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苏童的笔触游走于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以细腻的南方叙事美学构建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文学世界。历经十一年的沉淀与打磨，苏童携《好天气》重返文坛。这部 47万字的长篇巨制，不仅延续了他一贯的文学风格，更在叙事广度与思想深度上实现了新的突破。

作品以江南城郊的 “咸水塘” 为舞台，通过两个家庭的命运交织，绘制了一幅 “彩色天空画下的荒诞寓言”，在魔幻与现实的双重编码中，完成了对特殊年代人性异化的深刻反思。作为苏童 “涵盖个人真实经历最多” 的一部作品，《好天气》既是他对童年记忆的文学重构，也是对中国郊区变迁的一曲深情挽歌。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更是一位成熟作家对历史、对人性、对文学本质的哲学思考。

苏童的文学创作始终与他的个人经历紧密相连。《好天气》中的 “咸水塘” 并非完全虚构，而是植根于作家童年生活的苏州城北记忆。苏童曾回忆，自己小时候生活在被工厂包围的地带 —— 炭黑厂、水泥厂、硫酸厂环绕，每一种工业气味都渗透在日常呼吸中。这种独特的成长环境，在《好天气》中转化为 “黑天气”“白天气”“酸天气” 等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成为那个时代底层生活最沉默却也最有力的注脚。小说中 “幸福硫酸厂的烟囱” 冒出 “熟悉的黄烟”，这一充满反讽意味的描写，正是苏童对童年工业污染记忆的艺术再现。作家坦言，创作初衷是 “写一曲郊区的挽歌”，记录下那个 “往南走 1000 米是拙政园，往北走 1000 米是农村稻田” 的特殊地带，在时代变迁中逐渐消失的过程。这种对逝去时空的文学重构，使《好天气》超越了单纯的故事讲述，成为一部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文本。

咸水塘作为小说核心场景，被精心设计为城乡二元对立的象征 —— 塘东是城区街道，特产牛奶；塘西是乡村，世代以殡葬业为生。这种地理空间的划分，不仅构成了故事展开的背景，更隐喻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碰撞与交融。苏童曾表示：“这里是乡村，那里是城市。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都在这里交汇。它是矛盾的，又是融合的。它有那么明显的冲突，又是那么对称。” 这种 “对称中的冲突、融合中的矛盾”，构成了《好天气》最根本的叙事张力。通过咸水塘这一微观世界，苏童成功地将个人记忆升华为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思考，使小说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好天气》最初的标题是《咸水塘史》，这一命名体现了苏童试图通过文学书写完成一部 “地方志” 的野心。然而，在与学生交流后，作家敏锐地意识到，过于沉重的标题可能阻碍读者进入文本，于是从小说章节中选出 “好天气” 三个字作为新书名。这一看似简单的改动，实则意味深长 ——“好天气” 既是对小说中工业污染造成的 “彩色天空” 的反讽，也暗含了作家对那个特殊年代的复杂情感：既有怀念，也有批判；既有温情，也有苦涩。正如评论家王宏图所言：“‘好天气’在此泄露的并不是直白天真的颂歌，准确地说，它更像是一种复杂的情感表达，有着对上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世事沧桑的体悟与感慨。”

《好天气》的核心情节围绕两个同名为 “招娣” 的女人展开 —— 塘东的城里女人和塘西的乡村女人，因一口棺材相识，又在同一天、同一家医院分别生下了一个男孩和一对龙凤胎，由此引发两家宿命般的恩怨纠葛。这一设定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与象征意味，而苏童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将这一现实故事推向荒诞的极致。小说中，“我祖母” 甫一出场，就以其对棺材的病态迷恋抓住读者 —— 她临死前不断去塘西萧木匠家查看那口刻了 “福” 字的柏木棺材，死后变成鬼魂，搅得塘东塘西不得安宁。与余华 “好死不如赖活” 的生存哲学不同，苏童笔下的祖母遵循 “赖活不如好死” 的生命原则，其全部生存意义都寄托在那口棺材和墓碑上。然而，一场土葬骗局让她死不瞑目，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构成了小说主要的叙事动力。

苏童在这部作品中大胆引入了大量超自然元素，使《好天气》呈现出鲜明的魔幻色彩。鬼魂在咸水塘自由游荡，飘动的棺材木椅、引发社会恐慌的 “白蝴蝶事件”、患 “蛇行症” 的村民、由鹅引领的梦游者…… 这些超现实场景并非简单的猎奇点缀，而是作家对抗那个荒唐时代的艺术策略。苏童原本想写一部 “郊区版《聊斋志异》”，初稿中鬼魂元素更为丰富，虽经删减，仍保留了强烈的灵异特质。这种魔幻手法与扎实的现实描写形成奇妙共振，共同构建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叙事世界。在 “塘西之乱” 等关键情节中，超自然元素甚至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动力，显示出苏童对传统叙事成规的大胆突破。

小说中最令人震撼的人物，莫过于 “我弟弟”—— 一个通过梦游行为寻找失落鞋子，在 “鬼鹅” 引领下寻觅童爱世界纯真之美的荒诞存在。这个角色被评论家丁帆称为 “书中唯一用荒诞的童心抗衡那个荒诞时代的‘荒诞主角人物’”，其艺术构思让人联想到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通过敲鼓抗议世界的侏儒奥斯卡。在一个真善美严重缺失的时代，“我弟弟” 怪诞不经的言行，恰恰成为人性最本真的映照；他的梦游，既是对现实的逃避，也是对纯净世界的追寻。通过这一角色，苏童成功地将儿童视角的纯真与成人世界的复杂并置，创造出丰富的阐释空间。

《好天气》的叙事结构同样值得玩味。小说采用扇形结构，以塘西招娣家儿子 “好福” 的神秘失踪及其多年后归来为主线，辐射出多条情节分支，将塘东塘西众多人物和事件有机串联。这种结构既保证了叙事的集中性，又赋予了作品足够的历史纵深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童在小说临近结尾处，将时间线延伸至20世纪90年代，通过咸水塘的巨变——迁坟、开发项目、“北欧风情街” 等——完成了对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的文学记录。这种历史跨度的设置，使《好天气》超越了单纯的家族叙事，成为一部浓缩的时代寓言。

苏童的文学语言向来以精致、细腻著称，在《好天气》中，他的语言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度。这部作品最显著的语言特色，是大量运用象征、隐喻、反讽、佯谬等修辞手法，通过 “日常通俗的叙事美学”，雕刻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不可逾越的宏大主题”。书名 “好天气” 本身就是最大的反讽——在小说中，它既指工业污染造成的诡异 “彩色天空”，也暗喻那个黑白颠倒的特殊年代。这种反讽渗透在作品的每个角落：如 “幸福硫酸厂” 的命名与其造成的环境污染形成尖锐对比；再如人们将污染导致的彩色天空视为奇观欢呼雀跃，全然不知其危害。通过这种反讽语言，苏童既再现了历史的荒诞性，也完成了对集体无意识的深刻批判。

《好天气》的语言还呈现出鲜明的意象化特征。苏童用高密度的风景画描写，折射时代背景与美学观念，每一幅风景画都具有双重编码 —— 既是生活背景的客观呈现，又是主题表达的审美媒介。这种意象化的语言策略，使小说超越了单纯的叙事功能，获得了诗性的升华。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色彩意象的运用 ——“黑天气” 中的炭黑粉尘、“白天气” 中的水泥灰、“酸天气” 中的工业烟雾，以及最富视觉冲击力的 “彩色天空”。这些色彩不仅是环境描写，更是时代精神的隐喻。通过色彩的 “语言炼金术”，苏童成功地将物理环境与心理现实融为一体，创造出独特的文学气象。

在叙事视角上，苏童延续并发展了他标志性的 “童年视角”，采用第一人称 “我” 作为观察点。但与早期作品不同，《好天气》中的 “我” 并非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是在叙述者与小说人物之间灵活转换。这种视角的多重性，极大地丰富了文本的表现力 —— 当 “我” 作为叙述者时，读者获得的是带有童年纯真的观察；当 “我” 成为故事中的角色时，读者又得以深入参与情节发展。在 “杀鹅陪葬” 等关键场景中，苏童用整整一节篇幅完成 “我” 从叙述者到人物的转换，使叙述产生强烈的在场感与戏剧性。这种叙事技巧的娴熟运用，显示出作家对小说艺术的深入探索。

《好天气》的语言还呈现出鲜明的音乐性。苏童曾将不同城市比作不同乐器——上海是钢琴，北京是铜管乐器或圆号，苏州是笛子，南京是二胡。在《好天气》中，他刻意使用了更多 “民族乐器” 般的语言节奏 ——唢呐的尖锐、二胡的哀婉、笛箫的悠远，共同构成了小说的情感基调。这种语言音乐性与江南水乡的氤氲气息相互映衬，使作品在思想深度之外，还具有了独特的美学韵味。正如程永新所言，《好天气》“从坚实的大地开始飞起来”，实现了现实根基与艺术飞翔的完美平衡。

《好天气》的出版引发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讨论。评论家们普遍认为，这部作品标志着苏童文学创作的新高度。

张学昕指出，在《好天气》里，苏童的叙事理念发生了不易察觉的变化：尽管他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了那条香椿树老街附近的咸水塘，但 “借着一个灵异的视角，用重新发酵的、附着了这个时代的记忆回望1970年代”。这种回望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带着当代问题意识的历史重构，显示出作家思想与艺术的同步成熟。

程永新将《好天气》置于当代文学创作的宏观视野中考察，认为近年来的中国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带有超现实、幻想元素的作品（如余华的《第七天》、刘亮程的《本巴》《捎话》等）各具特色，而《好天气》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是从坚实的大地开始飞起来的，关于历史、传统、乡村、生命的描绘和思考博大、庞杂”。这一评价准确把握了苏童创作的独特性 —— 他的魔幻始终扎根于中国现实，他的想象从未脱离历史土壤。正是这种 “接地气” 的飞翔，使《好天气》在众多实验性作品中脱颖而出。

王宏图则从文学史角度高度评价了《好天气》，认为这部作品 “倾全力描绘的咸水塘，与他先前作品中标志性地标的‘香椿树街’‘枫杨树乡’几乎是毗邻而立”，但又在叙事规模与思想深度上实现了超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宏图将《好天气》与《聊斋志异》传统联系起来，指出苏童 “将诸多古典神怪元素加以创造性转化”，使灵异成分成为 “小说情节推动中不可忽略的动力”。这一观察揭示了苏童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层联系，为理解《好天气》的文学价值提供了重要视角。

苏童本人对《好天气》的创作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多次访谈中，他强调了这部作品与自己生命经验的密切关联，称其为 “涵盖我个人真实经历最多的一部”。同时，他也坦言创作过程的艰难 —— 从最初计划的 “365 里路”，到中途感觉的 “3650 里”，再到实际完成的 “36500 里”，这个不断延长的比喻，形象地表现了作家对艺术的极致追求。面对写作中的 “崩溃” 时刻，苏童的应对方式是 “多喝几口酒，就忘掉了。然后明天再来”，这种看似轻松的表述背后，是一位严肃作家对文学近乎虔诚的执着。

《好天气》的创作历时十一年，初稿字数高达百万，经反复删减打磨才定型为 47 万字。这种 “十年磨一剑” 的创作态度，在当下文坛尤为珍贵。苏童表示，自己已经过了 “追求数量” 的阶段，“质量对我来说是唯一的”。这种对文学品质的坚守，使《好天气》避免了当下长篇创作常见的冗长与松散，每个段落都经过精心锤炼，每个细节都承载着丰富的意义。正如苏童所说：“一个小说完成了，首先你要对得起自己。我当然希望读者喜欢，但那交给命运。” 这种将艺术标准置于市场考量之上的创作态度，正是《好天气》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的根本保证。

《好天气》的结尾处，“我母亲” 兜着鲫鱼在厨房里念念有词：“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啊。”这一看似平常的场景，实则蕴含深意 —— 既有对生命的朴素礼赞，也有 “天凉好个秋” 的复杂感慨。这种含蓄而深刻的情感表达，正是整部小说的精神缩影。

通过咸水塘两个家庭的命运沉浮，苏童不仅完成了个体记忆的文学重构，更实现了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深刻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好天气》已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用文学语言写就的精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