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门法雅妖言案背后的权力清洗-细品《资治通鉴》之隋唐盛世原文及译文

李世民于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之后逼父亲李渊退位。

但是我们看到李世民很聪明，在登基之后并没有全面清理李渊和李建成的人，而是为了稳定政局，采取了拉拢的态度。

而在公元628年，在李世民的权力日趋稳固后，李世民开始着手清除李渊的嫡系力量，其中以处置跟李渊最为密切的裴寂为代表。

而将裴寂发配边疆之后，李世民才将李渊赶出了太极殿，这才标志着李世民正式摆脱了李渊的阴影。

我们今天就读一读《资治通鉴》中记载的法雅妖言案以及李世民借题发挥对裴寂的处置这段历史。

《资治通鉴》原文

贞观二年戊子，公元六二八年

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炀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弑逆，虽时移事变，屡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犹使牧民，乃下诏除名，流欢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愤而死。

秋，七月，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

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暗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丁未，诏：“自今大瑞听表闻，自外诸瑞，申所司而已。”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天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言：“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气郁积，亦足致旱。”上曰：“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愍。洒扫之馀，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杜正伦于掖庭西门简出之，前后所出三千馀人。

己未，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

壬申，以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静在司农，少卿赵元楷善聚敛，静鄙之，对官属大言曰：“隋炀帝奢侈重敛，司农非公不可；今天子节俭爱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惭。

上问王珪曰：“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冬，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

交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旧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曰：“匹夫犹敦然诺，奈何既许朕而复悔之！”祖尚固辞。戊子，上复引见，谕之，祖尚固执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征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有前青州长史魏恺使于梁还，除光州长史，不肯行，杨遵彦奏之。文宣怒，召而责之。恺曰：‘臣先任大州长史，使还，有劳无过，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顾谓遵彦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长也。”上曰：“然。向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廕。

征状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甚，征神色不移，上亦为之霁威。尝谒告上冢，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

十一月，辛酉，上祀圜丘。

十二月，壬午，以黄门侍郎王珪为守侍中。上尝闲居，与珪语，有美人侍侧，上指示珪曰：“此庐江王瑗之姬也，瑗杀其夫而纳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邪，非邪？”上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何问是非！”对曰：“昔齐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弃其所言之人，管仲以为无异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为圣心是之也。”上悦，即出之，还其亲族。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上责之。温彦博、王珪谏曰：“孝孙雅士，今乃使之教宫人，又从而谴之，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于腹心，当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为孝孙游说邪？”彦博拜谢。珪不拜，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邪！此乃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上默然而罢。明日，上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温彦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

上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发，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

贞观三年己丑、公元六二九年

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庙；癸亥，耕藉于东郊。

沙门法雅坐妖言诛。司空裴寂尝闻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还乡里。寂请留京师，上数之曰：“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寂遂归蒲州。未几，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闻，当死；流静州。会山羌作乱，或言劫寂为主。上曰：“寂当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闻寂帅家僮破贼。上思其佐命之功，征入朝，会卒。

二月，戊寅，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以尚书右丞魏征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三月，己酉，上录系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上曰：“若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

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玄龄明达吏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玄龄虽蒙宠待，或以事被谴，辄累日诣朝堂，稽颡请罪，恐惧若无所容。

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义宫，更名大安宫。上始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茌平人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六月，壬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馀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数辈。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奉使称旨。上以常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资治通鉴》译文

　贞观二年（戊子，公元628年）

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特别受到宠爱，最后却杀了炀帝。虽然星转斗移、时世变迁，几次经历颁布赦令，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于是下诏将其除名，流放到欢州。裴虔通常说：“亲自除掉隋朝皇室，开启大唐江山”，自以为有功，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等到开罪于朝廷，怨愤而死。

秋季七月，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同党莱州刺吏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虎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流边。

太宗对大臣说：“古语说道：‘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中两次大赦，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不想屡次发布赦令，惟恐小人有恃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九月，丙午（初三），初次下令年老退休的文武官员在上朝时列于本品现任官之上。

太宗说：“近来看见大臣们多次上表章恭贺祥瑞之事，百姓家中富足而没有祥瑞，不影响成为尧、舜；百姓愁苦怨怼，而多有瑞气，不影响成为桀、纣。后魏的时候，官吏焚烧连理树，煮白雉鸡吃，难道连理树、白雉鸡能是盛世的表征吗？”丁未（初四），下诏说：“从今以后大的祥瑞听任上表奏闻，大瑞之外的诸种瑞兆，申报给有关部门即可。”曾有白鹊在皇宫寝殿中的槐树上构巢建窝，合欢交配如腰鼓状，左右的大臣齐声称贺。太宗说：“我常常笑话隋炀帝喜欢祥瑞，得到贤才就是祥瑞，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命令毁掉其巢穴，放白鹊到野外。

天干旱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书说：“往年虽放出过宫女，我私下听说太上皇宫内与掖庭的宫女，深锁宫中的比较多，岂止是白白耗费衣物粮食，而且阴气郁积，也足以造成干旱。”太宗说：“妇人们常年锁在深宫里，实在值得同情，洒扫庭除之外，还有什么用呢？应当全部让她们出宫，听任她们另寻配偶。”于是让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人杜正伦在掖庭西门选择遣返宫女，前后共计三千余人。

己未（十六日），突厥兵侵犯边境。大臣中有人请求修复古代的长城，征发百姓利用城堡以巩固边防，太宗说：“突厥天灾人祸不断，颉利可汗并不因此而积德行善，反而更加暴虐，骨肉相残，其亡日不远了。朕正要为您扫清沙漠上的敌人，何必辛劳百姓到远方去修筑城堡要塞呢！”

壬申（二十九日），任命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窦静在司农寺时，司农少卿赵元楷，颇擅长搜括民财，窦静鄙视他，曾对属下的官员们大声地说道：“隋炀帝骄奢淫逸、贪渎民财，司农署非得有您不可。现在皇帝自身节俭爱护民众，你又有何用呢！”元楷听后十分的愧疚。

太宗问王珪：“近代以来国家政治越来越赶不上古代，为什么呢？”王回答道：“汉代崇尚儒术，宰相多用通经的儒士，所以风俗淳厚；近代以来重文艺而轻儒术，又辅以法律，这便是治世化民之道所以日益衰微的原因。”太宗颇以为然。

冬季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去世。

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因贪污犯罪。太宗认为瀛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全才，廉洁奉公，便征召他入朝，命令道：“交趾郡很久没有得力人选，需要你前去镇抚。”卢祖尚拜谢出朝，不久又后悔，以旧病复发相辞。太宗让杜如晦对他传旨道：“一般的人尚能够重然诺守信用，你为什么已答允了朕而又后悔呢！”卢祖尚执意辞退。戊子（二十五日），太宗再次召见他，晓以道理，卢祖尚仍固执己见，拒不从命。太宗大怒道：“我不能对人发号施令，又如何治理国家呢？”下令将卢祖尚斩于朝堂之上，不久又后悔。

过了几日，与大臣议论“齐文宣帝是怎么样一个人？”，答道：“齐文宣帝狷狂暴躁，然而人与他争论时，遇到理屈词穷时能够听从对方的意见。当时前青州长史魏恺出使梁朝还朝，拜为光州长史，不肯赴任，丞相杨遵彦奏与文宣帝。文宣帝大怒，召入宫中大加责备。魏恺说：‘我先前任大州的长史，出使归来，有功劳没有过失，反而改任小州的长史，所以我不愿意成行。’齐文宣帝回头对杨遵彦说：‘他讲得有道理，你就宽赦他吧。’这是齐文宣帝的长处。”太宗说：“有道理。先前卢祖尚虽然缺少做大臣的道义，朕杀了他也过于粗暴，如此说来，还不如齐文宣帝！”下令恢复卢祖尚子孙的门荫。

魏徵相貌平平，但是很有胆略，善于挽回皇帝的主意，常常犯颜直谏。有时碰上太宗非常恼怒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太宗的神威也为之收敛。他曾经告假去祭扫祖墓，回来后，对太宗说：“人们都说陛下要临幸南山，外面都已严阵以待、整装完毕，而您最后又没去，不知为什么？”太宗笑着说：“起初确实有这个打算，害怕你又来嗔怪，所以中途停止了。”太宗曾得到一只好鹞鹰，将它置于臂膀上，远远望见魏徵走过来，便藏在怀里；魏徵站在那里上奏朝政大事，很久不停下来，鹞鹰最后竟死在太宗的怀里。

十一月，辛酉（十九日），太宗在圜丘祭祀。

十二月，壬午（初十），任命黄门侍郎王珪为守侍中。太宗曾闲居无事，与王珪交谈，有一个美女子在旁侍侯，太宗指给王珪说：“这是庐江王李瑗的妾，李瑗杀了她的丈夫而收纳她。”王珪离开座位说道：“陛下认为庐江王纳她为妾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说：“杀了人而娶他妻子为妾，你怎么还要问对错呢？”王答道：“从前齐桓公知道郭公灭亡的原因，在于喜好良言而不能采用，而桓公本人弃置进良言的人，管仲认为这与郭公没什么两样。现在这个美女子还在您身边，我认为陛下是认为庐江王做得对。”太宗听了非常高兴，即刻将此女子放出宫去，让她回到自己父母身边。

太宗让太常寺少卿祖孝孙教授宫女们音乐，不称太宗的心意，太宗责怪他。温彦博、王珪劝谏道：“孝孙乃高雅之士，却让他去教宫女们，进而又谴责他，我们觉得不该如此。”太宗大怒道：“朕将你们视为心腹，应当竭尽忠心正直来为我服务，现在却附合下面欺罔君上，难道是为孝孙说情吗？”温彦博行礼谢罪。王珪不行礼，说：“陛下责令我尽忠效诚，现在我所说的话难道有私情吗！这便是陛下有负于我，并不是我有负于陛下！”太宗沉默良久才作罢。次日，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虚心纳谏的确很难，朕昨天责备温彦博和王珪，到现在还在后悔。你们不要因此事而不能畅所欲言。”

太宗说：“为朕养护百姓的，唯有都督、刺史，朕常常将他们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坐卧都留心观看，得知在任内的善恶事迹，均注于他们的名下，以备升迁和降职时参考。县令尤其与百姓亲近，不可不慎加选择。”于是下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荐举能胜任县令职位的人，呈报他们的姓名。

太宗说：“近有奴婢告其主子谋反的，这是个弊端。谋反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必然有其同伙，还担心事情不会暴露吗？何必让其奴婢告发呢？从今以后有奴婢告其主子的，均不受理，仍行处斩。”

贞观三年（己丑，公元629年）

春季正月，戊午（十六日），太宗祭祀于太庙；癸亥（二十一日），在东郊行耕田礼。

和尚法雅以妖言惑众被处死。司空裴寂曾听过他的言论，辛未（二十九日），裴寂也因此事被免职，勒令遣送回老家。裴寂请求留在长安，太宗数落他说：“你的功劳平庸，怎么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是因高祖皇帝恩泽才使你列居群臣第一。武德年间，贪污受贿风气盛行，朝廷政纲混乱，均与你有关，只是因为你是开国老臣，所以不忍心完全依法令处置。能够回家守着坟墓，已经是够幸运的人。”裴寂于是回到老家蒲州。不久，有一个狂人信行称裴寂面有天相。裴寂并没上报朝廷，依法令当处死；太宗将其流放到静州。正赶上当地的山羌族叛乱，有人说叛军劫持裴寂为其首领。太宗说：“裴寂依罪当处死，我留给他生路，他肯定不会走这条路。”不久听说裴寂率领僮仆家丁打败叛军。太宗考虑他有佐命之功，征召他入进朝，裴寂恰好死去。

二月，戊寅（初六），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

三月，己酉（初八），太宗考察、记录囚犯的罪过。有个囚犯刘恭，脖颈上刻有“胜”字，自称“定当取胜于天下”，因此入狱。太宗说：“假如上天将要使他兴起，不是朕所能除掉的；如没有天命照应，刻有‘胜’文又有何用！”于是释放刘恭。

丁巳（十六日），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求天下贤才，因才授官，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辞讼案情，日不暇接，怎么能帮助朕求得贤才呢？”因此下令“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

房玄龄通晓政务，又有文才，昼夜操劳，惟恐偶有差池；运用法令宽和平正，听到别人的长处，便如同自己所有，待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与杜如晦提拔后进，不遗余力。至于尚书省的制度程式，均系二人所定。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谋划政事，一定要说：“非杜如晦不能敲定。”等到杜如晦来，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建议。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长于决断。二人深相投合，同心为国出力。所以唐朝称为贤相者，首推房、杜二人。房玄龄虽然多蒙太宗宠爱，有时因某事受谴责，总是一连数日到朝堂内，磕头请罪，恐惧得好象无地自容。

房玄龄监修本朝国史，太宗对他说：“近来翻看《汉书》载有《子虚赋》、《上林赋》，均华而不实。凡有上书议论国事，词理直切的，朕从与不从，均当载入国史。”

夏季四月，乙亥（初四），太上皇李渊迁居弘义宫。改弘义宫为大安宫。太宗开始到太极殿听政，对群臣说：“中书、门下省，都是机要的部门，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议论提出意见。近来唯见顺从旨意，听不见相反意见。如果只是过往文书，那么谁不能干呢，何必又要慎择人才呢？”房玄龄等人均磕头谢罪。按以前的惯例，诏书凡涉及军国大事，则让中书舍人执所见，大家分别署名，称之为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加以审核，给事中、黄门侍郎予以驳正。太宗开始申明旧的规制，于是很少有错误。

茌平人马周，游历来到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六月，壬午（十二日），天下大旱，诏令文武百官畅言得失。常何乃一介武夫，不学无术，不知道说什么，马周便代他上呈建议二十多条。太宗惊奇常何的能力。便问常何，常何答道：“这不是我能写的，而是我的客人马周代我起草的。”太宗立刻召见马周，没有来，又派人催促了几次。马周到宫中谒见太宗，太宗与他谈论，十分高兴，令其暂在门下省做事，不久又任命为监察御史，奉使出巡很合旨意。太宗认为常何知人善任，赐给绢帛三百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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