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理回归女纺织工，深圳商人邀请吴桂贤南下，丈夫王振涛很支持

1988年6月的一天清晨，深圳罗湖火车站的站台上热浪滚滚。吴桂贤拎着一只旧旅行包，与丈夫王振涛并肩而立，望着远处林立的脚手架。王振涛压低声音说：“桂贤，这里的风不一样，机会就在风里。”简短一句，点燃了她再次出发的决心。

十年前的1977年9月27日，场景却大为不同。那天傍晚，吴桂贤坐在从北京驶向咸阳的绿皮车上，车窗外一片金黄的秋色。就在两个月前，她还在国务院主持青年和妇女工作，而此刻，她主动请缨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同行的公务员问她是否遗憾，她笑着摇头，回答近乎朴素：“车间才是最安心的地方。”那趟列车到站后，她顾不上旅途疲惫，直接换上蓝工装，跟夜班工友一起把机器开足马力。

吴桂贤的底色，从来就写在轰鸣的织机上。她出生于1940年河南郏县，五岁随母亲逃荒到陕西临潼。1951年，十三岁的她瞒报年龄进了西北国棉一厂，拿到人生第一张工票。年纪虽小，干劲却大，四年后入团，三年再后入党。她把全部空余时间拿来琢磨纺纱技巧，常为一个断头问题连续试验到深夜，宿舍的灯泡烧坏了不止一次。

1958年春天的一场谈话改变了她的轨迹。厂里决定把表现最好的青年工人调入“赵梦桃小组”。赵梦桃其时已是全国劳模，又是党的八大代表，技术、纪律、干劲都堪称标尺。吴桂贤第一次见面就被姐姐般的热情拉去看细纱操作。赵梦桃一边演示，一边耐心叮咛：“把心放在纱条里，手才不会乱。”这句话，吴桂贤后来反复引用。1963年6月23日，赵梦桃因癌症离世，吴桂贤失声痛哭，却很快接过了那支传承的红旗。年复一年，小组产量稳居全厂首位。

工厂里摸爬滚打的基层经历，意外地把她带进更高的平台。1969年1月，她突然接到填写身世表格的通知，项目细致到祖父辈。几周后，她获知将去北京参加党的九大。那年，她二十九岁，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十大召开，她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在第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卫生、工青妇系统。

进入国务院，她依旧保持工人作风。每月仍领西北国棉一厂的67.2元工资，连茶叶费都掂量着花。一次，她向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索要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医疗系统的全部批示，刘湘屏迟迟未送来，还提醒那是机密文件，阅后须退。吴桂贤收下材料，只回答一声“好”，随后默默做足准备，把基层防疫、妇幼保健常识写进一份新方案，拿到国务院常务会上讨论。她对人直爽，却对事不含糊。

1976年以后，国家进入重要调整期。1977年夏，中央再次改组，她复任中央委员，却向华国锋递交报告，申请回到陕西。华国锋曾劝她留在省里当书记，她婉谢，坚持返回车间。李先念得知消息，特地打来电话，语重心长：“你是老工人，可别跌倒爬不起来。”吴桂贤回答斩钉截铁：“我绝不会给工人丢脸。”

接下来的十年，它一直与机台同步运转。陕西的老姐妹们重新叫她“桂贤”，年轻人亲切地喊“吴师傅”。有人问她为什么能放得下副总理的头衔，她笑说：“拧纱线和批文件，归根到底都是干革命。”这种原汁原味的工人腔，让车间气氛轻松却不散漫。

时间来到1988年4月。深圳副市长朱悦宁率商队赴陕西考察，走进西北国棉一厂，被车间里人声机声交织的景象震住。考察结束，他当即邀请吴桂贤南下，帮助筹建鸿华纺织印染一体化项目。吴桂贤没立刻答应。她心里盘算：五十出头，要到陌生的海滨城市重新折腾，能行吗？而且陕西山水、老工友都难割舍。

关键时刻，丈夫王振涛跳出来拍板。王振涛是国防科技高工，性子温和却眼界开阔。他分析：“深圳有特区政策，实验市场经济，技术缺口大。你去，不仅能干老本行，还能把几十年积累的管理办法用起来。”吴桂贤沉默片刻，点头。两人相约先去实地看看再说。

6月9日，夫妻俩抵达深圳。鸿华厂区仍是工地，尚未封顶的大楼裸露在烈日下。一批从欧洲进口的印染设备装在木箱里，贴着醒目的英文标牌。项目负责人焦急地说：“技术员缺口大，机器摆着没人敢开。”吴桂贤俯身端详设备，眉头舒展开来：“机器不认人，只认规程，我们回陕西找人配套。”

她用了十天时间走访三个印染厂，挑选了一百零八名骨干：有细纱挡车老师傅，有懂化验的新大学生，甚至请来一位总工程师。返深那天，队伍气势不小，同乘一列特快，像极了《水浒》里的“及时雨”。开工伊始，问题接连冒头：软水处理不达标、染缸温控失灵、海风湿度影响成品卷布。吴桂贤每天穿梭车间，白天笔记满页，晚上开碰头会。遇到难点，她会先把操作员叫到机器前，手指温控表，“这一步错一度，布就废了”，说着直接示范调整。半年后，鸿华首批产品发往香港，利润当年扭正。

她没把深圳当作终点。1993年至1996年，黄帝陵进入大规模维修阶段，她自发捐出25万元，并多次为陕西企业牵线搭桥，引入珠三角资本。陕西老乡南下办展览，她常常赶到现场剪彩，被媒体称作“穿梭在织机与会场之间的劳模”。

家庭层面同样平稳。王振涛持续在科研战线上贡献，两人均不过问对方业务，却保持每周一次长谈；儿女先后毕业于深圳大学，进入金融圈。周末一家四口围坐餐桌，谈得最多的仍是纺纱技术升级和市场走势，浓浓技术味中带几分烟火气。

回望这条跨越40余年的轨迹，有惊涛，也有暗流，却始终主线清晰——一位从车间走出的女工，用双手拧紧纱线，也拧紧了自己的命运弦。她曾在人民大会堂高悬的穹顶下宣誓，也曾深夜守着隆隆作响的纺机。副总理的胸章和工牌，一起装进她的抽屉；而更珍视的，是那张在深圳、在陕西，都能随时穿上的蓝色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