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决三”臂章的四十八年

我叫高雷，1938年冬，我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政治部，调到决死第三纵队政治部民运科任干事，次年3月又到民运工作组工作。我当时的名字叫申霆震。

因为我们常在司令部、政治部驻地和附近村子里做群众工作，所以接近纵队首长的机会就比较多。特别是政治主任董天知同志，他经常和我们见面，向我们了解情况，指示工作。他待人亲切和蔼，平易近人，音容笑貌至今难忘。

董天知烈士

1939年7月初，戎子和政委向部队作报告，指出日寇可能侵占上党，动员部队要作好战斗准备。第二天下午，民运科长阎轸之带领我和孙振祖同志去董天知主任那里接受任务。

董天知同志很和气又严肃地说：“部队就要准备出发了，敌人很快会到来，决定申霆震、孙振祖你们两位仍留原地坚持对敌斗争。你们在这里半年多了，有群众基础，相信你们是能够圆满完成任务的！”

这时，他抬头看见我们都是身着草绿色粗布军服，佩戴着印有"决三”的臂章，于是就笑着对我们说：“要脱了军装，换成便衣，依靠群众，秘密地做情报工作、锄奸工作，组织武装游击小组，开展对敌斗争，与大部队配合作战。你们要动员全体工作组的同志，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我们接受任务后，便脱下军装，摘下了“决三"臂章，换上便衣。我把军装和臂章包好，交给房东老大爷和他的儿子有则，请他代我保存。

两天后，日军大举进攻，占领了长治和上党各县和交通要道，长治的苏店、高河等村，也都住上了日军，还经常到看寺、小宋、安城一带村庄烧、杀、掠、抢、强奸妇女。

有一次，敌人来了，我的老房东一家人带着我那套单军衣和“决三"臂章，同村里的人一起逃难，他们跑到鲍村南边时，被敌人围住了。鬼子、汉奸对他们挨个搜身，又把群众所带的行李堆到一处乱翻，从中发现了我的军服上衣，便硬说群众中有八路，杀了几个青年人，被打残的人就更多了，房东老大爷也被鬼子打残了。

但谁也不说军衣是谁戴的。敌人走后，房东的儿子有则又从乱七八糟的衣物中，找到了我的“决三”臂章和一条军裤，连同没有被烧坏抢走的东西，背着他的父亲，一起返回了家园。

第二天，有则向我哭诉了敌人的罪行，并把我的裤子和“决三”臂章还给了我。我接过臂章和裤子的时候，难过地流下了眼泪，愤怒的烈火由衷燃起，决心要向鬼子讨还血债，为老乡报仇。

冬天快到了，这时我们不仅是日日夜夜地同日军及汉奸们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阎锡山顽固派也日甚一日地向我们加紧了进攻。

为了防止意外，我把“决三”臂章和一些书，带到离看寺村十几里远的南呈村，请看庙的朱才大爷替我保存起来。敌人几次来庙搜查，均没有被发现。

但后来情况一天比一天地紧张起来，我们前门拒虎，后门打狼，工作环境更加困难，在长治县南一带已无法公开活动了。工作组和八路军取得联系后，决定突围到高平县去。

在行动之前，我派人到南呈庙中朱才大爷处取回了“决三”臂章。经一夜急行军，来到了八路军三四四旅六八八团。第二天，我们又转到高平县铁炉村找到了部队。

在部队见到了董天知同志，听了他作的十二月事变情况和目前反阎斗争任务的报告。他说：“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这面光荣旗帜，我们要继续高高举起，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把反共高潮打下去。"使我们很受鼓舞。我意识到从长治带出来的这个“决三”臂章的纪念意义更大了。

归队后，我被任命为工作队班长，带20多个排、连干部，在民运科长崔斗辰同志领导下进入阎顽军驻地附近，宣传动员十二月事变中受骗的原决三纵队的干部战士归队。

一次，我们突然被国民党军包围了，就跟随八路军新一旅政治部突出了重围。脱险之后，我从挎包中先找“决三”臂章。其他东西丢了倒没有什么，只要“决三”臂章还在，就是对我的最大安慰。因为它是房东老大爷和朱才大爷冒着生命危险，帮我保存下来的，它可是决死三纵队这面光荣旗帜的象征！

从此以后，我一直把它深藏在挎包里。以后我们经过山西晋城、陵川、壶关、平顺，过了漳河，到了黎城下桂花村。这个村离我家只有三里路。我把1940年发的一套单军衣和这块“决三”臂章，交给了我的母亲保存，就随部队参加百团大战了。

在百团大战中，董天知同志在潞城王家庄战斗中牺牲，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决三”臂章也曾丢而复得。在一次反扫荡中，我母亲夜间带着我的军衣和“决三”臂章走了5里多路到了陈村，不料碰上了敌人。她老人家机警地把军衣和臂章丢在水池边上的阴暗处，敌人没有发现，敌人走后，是被陈村人祝三狗拾了回家，后来还给我母亲的。

1941年初，日军气焰更加嚣张，抗战形势更加严峻。“决三”臂章更加成了激励我报仇雪耻、勇往直前的信物，我从母亲那里取回带在身边。

1941年6、7月间，我被分配到山西辽县敌军工作站工作，因为到敌占区工作必须穿便衣，就只好再把军装和臂章交给梁峪村支部副书记兼民兵指导员霍迎世同志为我保存。

不久，霍迎世同志参军了。于是，我又请房东王连科代我保存。他把这些东西送往根据地深山中的龙瑶寺，托一位出家人为我保存了一年多。

后来，辽县敌人常到龙瑶寺一带深山里进行“扫荡”，放在那里也不保险，我又从龙瑶寺转移到敌占区韩家坪村一位工作关系家里。

我到北乡寒旺镇一带工作后，又让内线交通员陈守珍同志，把它从南乡转移到华山村一位革命家庭王村柱家中存放。后来又转移到水匡村革命家庭张计成家中保存。

1943年敌人到水匡村来捉我们时，我虽已离开，而地下交通员陈守珍同志却被捕惨遭杀害。张计成虽也遭到敌人的痛打，还被抄了家，但我的臂章却未被搜去。

1944年初，我到根据地去参加整风学习，一次日军包围了司令部和二地委驻地，司令员曾绍山、副政委陶鲁笳穿着短裤冲了出来。我背着整风文件和挎包，也冲了出来。所有人员基本上都把东西丢光了，我打点行装时，看到“决三”臂章仍在，心里非常高兴。1946年4月，我到太行军区政治部去学习，发了新的军装和八路军臂章。

同年8月，又转业到地方公安机关工作,每天在枪林弹雨中打来打去，马袋里除了被褥之外，就是一个小包包，始终包着几件军衣和“决三”臂章。

9月间，遇上了国民党军进攻豫北，我军转移上太行山。我因病重躺在担架上，头下枕的是我的小包包，我病得迷迷糊糊，两天后清醒过来时，摸到了头下的小包包，顿时病情减轻了很多。

1946年12月，我到博爱县工作，又把臂章和一些别的东西放到晋城县申角村。1947年7月，博爱县城解放。当时的公安队长鲍金生同志是原决七团的老班长，他看到了我保存8年之久的“决三”臂章，触景生情，在一起谈起了十二月事变的往事。

1948年5月，国民党用五六个团的兵力包围了博爱清化，我们边打边退，几乎丢掉了这个“决三"臂章。但后来焦作、新乡解放了，臂章又一次伴随着我度过了危险。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还是在那红旗招展的胜利日子，每当看到那白底蓝字的“决三”臂章，我就精神倍增。一桩桩往事鞭策着我，教育着我。一个个忠贞于祖国的英勇形象激励着我，鼓舞着我前进。

在风云激荡、变幻莫测的“文革”中，有人竟放出“决死队是国民党阎锡山的旧军队”的大谎言，我无所畏惧地和这些人争论。因此也越爱护这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臂章。

在那乌云翻滚、是非难辩的岁月里，这臂章就是革命历史的佐证。我把它小心翼翼地包好，藏到自家的烟洞里。后来又保存在邻居省文化局长杜希堂的家中。省革委会成立，我又把它转到省委负责同志王庭栋同志的家里。一直到林彪“一号令”下，我被疏散到河南焦作为民，我仍和它在一起。

中央宣告了“文革”的结束，再次宣布：决死队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忠奸分辨，是非弄清。望着48年来随我一起生活战斗过的“决三”臂章，我激情满怀，震不已。我高兴地向为保卫祖国、为献身真理而奋斗和牺牲的人们欢呼，我们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