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青年的从军路，在部队我屡被提拔，完全是“赶鸭子上架”

转眼之间，我入伍至今，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回顾当年为追求军人梦想而付出的艰辛，至今依然历历在目。（点击下面蓝色标题，可以看到我一波三折的验兵过程）

纪实：一个农村青年的艰难从军路，写下此文，我四次流泪！

1973年12月，我踏入军营之前，在验兵的过程中，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因此，在部队的日子，每一天我都格外珍惜，力所能及地做好份内事。

跨入部队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一件尴尬的事情。那天深夜，我们在贺兰山深处的大登沟下了闷罐车，四周都是望不到边的大山，漆黑的夜晚更增添了几分阴森森的感觉。

刺骨的寒风，瞬间穿透我们的棉衣棉裤，看到这种环境使我对军营的想象降到冰点。部队首长用手电筒照着花名册，把我们一个个分到每一辆卡车旁。然后我们乘上罩着帆布棚的大卡车向连队开进。

一百多公里的路程都是在戈壁滩和山沟里乱窜，根本没有路，大卡车左右颠簸起伏，就像大海里的帆船，互上互下把车里的人都颠晕了，呕吐不止。

一路上我晕的最重，吐完食物吐胃液，吐完胃液吐胆汁，车到连队时我已经晕的昏昏沉沉下不了车，是两个老兵抓住胳膊把我从车上扯下来的，崭新的军服和军被也被呕吐物污染。

到连队后，我一连几天吃不了饭起不了床，不敢睁眼，一睁眼就天旋地转。

这种难受的体验持续了一个星期，我的身体才慢慢地恢复过来，一起入伍的十六个战友，都参加了队列训练，而我后来才加入进来。又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后，我们被分入各班。

一天晚饭后，我的一个老乡把我们三个滕县的战友，叫到连队的墙外说：“咱们跑吧，这个地方太苦了，不是人来的地方。”

我说：“这里除了大山就是大沙漠，你往哪里跑？反正我是不跑。这里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苦，毕竟是我们日思夜盼的军营，苦就把你们吓住了，还不如不来呢。命运就是让我们来吃这个苦的，别瞎想了。”

老乡们看我说得这么坚定，也都说跑回去太丢人了，不就是三年吗，我们咬牙坚持吧，说完就都回班里去了。

由于是农村出来的，我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入伍后的我，并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和抱负，只想踏踏实实干好每一项工作。不要因不称职再被人看不起，只想对得起这身军装。在平时，我吃苦耐劳，扎实工作，只为不愧军人这份荣誉和称号。

我入伍的连队是一个远离团机关四十多里，单独守点执勤的连队。幸运的是连队领导班子很团结，部队风气很正。

连首长作风正派，爱憎分明，原则性很强。指导员是位决策型政工干部，连长是位执行型军人，双方配合默契，被团首长和团机关称为最佳搭档。

连队和谐的人际关系，相互的人格尊重，给我在连队三年多的成长提供了优越条件，使我这个只顾踏踏实实工作，不爱张扬不爱出风头的性格得到了连首长的认可。

分到老兵班的第二天晚饭后，通信员来班里叫我，说指导员找我有事，让我到连部去一趟。我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不会因为我一个星期没起床要把我退回去吧。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到了连部，由于心情紧张连“报告”也忘了喊，直接进入了连部。

指导员看我进来，指着身旁的凳子说：“你坐下吧。”待我坐下后指导员笑着问我，“看你档案在家当过民办教师？”

我说：“是的。”

指导员接着说：“咱连还有20多个文盲，家信也不会写，咱办个夜校扫盲班，你教他们学点文化行吗？”

我说：“可以。”

指导员说：“就这样定了，你准备一下明晚就开始。”

第二天晚饭后，指导员把20多人集合到饭堂，作了一个简单的动员，提了些要求，又把我作了介绍，并要求大家尊重我这个新兵老师，就这样夜校开学了。

我按照教小学生的方法教了两晚上，发现有些简单的字，有的战士已经认识了，但不会写。面对这种情况，我不能用教小学生的方式，必须改变方法。

于是我针对成年人的特点，先教书写顺序，再教他们偏旁部首，掌握了偏旁部首，直接教他们词组和短句，最后教他们查字典。

由于大家的求知欲比较强，学得很认真，半年下来大家都能掌握两千多常用字，并能自己写家信了。

正当我准备继续教下去时，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对我说：“团轮训队(培养班长的单位)，在下半年办了一期打坦克训练班，给我连一个名额，要求必须是高中文化程度，连里决定让你去，文化夜校就停了吧。”

就这样，我被派去团轮训队学习步兵打坦克技战术。年底回到连队直接让我从步兵班到火箭筒班，老兵退伍后任命我为班长。

这突如其来的任命，增加了我的思想压力，我本想当一名合格的战士，只想干好每一项工作，别让大家看不起我，根本没有自信当班长，更不要说这么早就做班长，这令我感到很突然。

我想连首长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班里多数是比我入伍早的老兵，大家服气我吗？还好给配了一位1971年的老兵当副班长，他成为我的主心骨。

对连首长这份信任，我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工作中我多是依靠副班长。上半年党支部研究发展对象时，把我列入其中。

名额下来后，我找到排长说：“这批入党先让副班长先入吧，他是老兵，到年底就退伍了，这次不给他机会，万一下半年没有名额了，那就成为遗憾。再说工作都是他带着干的，我入伍时间短，在部队时间长有的是机会。”

排长说：“这事要给指导员回报再定，我做不了主。”排长汇报后，指导员分别征求了其他几个支部委员的意见后，欣然同意了。

这次我的做事风格，也让连首长认可了我的人品。副班长听说他的入党是我让的，工作积极性更高了，我们班的各项工作都走在全连前头。

为了鼓励我让出入党员名额的行为，连队党支部下半年研究发展对象时，又把我列入其中，我也在第二年的十月份，光荣实现了我入党的梦想。

当年的年底，老兵退伍后连里重新任命班长副班长时，把我调通信班任军械员兼文书，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咯噔一下。

去通信班在连首长眼皮底下工作，身上的缺点毛病会暴露无遗。我找排长帮我做工作留在排里，排长说：“团军务股的命令都下完了，我没法帮你做工作。”

随后通信员来叫我到连部去，到连部后指导员对我说：“这次调整把你调通信班当文书，你明天把铺盖搬过来上任。”

我说：“通信班我干不了，我还是留在战斗班吧。”

指导员说：“这事你说了不算，回去吧。”我只好垂头丧气的回到班里，我左思右想不能去，采取拖的办法，把连首长拖烦了就会换人。

第二天，通信员又来到班里对我说：“班长，指导员让你今天搬到通信班。”

我说：“知道了。”

指导员看我第二天仍然没搬过去，第三天又让通信员把我叫到连部。见面后指导员很严肃地问我说：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我赶紧说：“没有，没有，我怎么能对您有意见呢。”

指导员又说：“没意见怎么我让你到通信班来，你为什么就是不来？”我说：“我不会写材料怕影响连里的工作。”

指导员说：“你不会写材料我教你。现在回去立即搬过来！”面对指导员这不容置疑的话语，我想留战斗班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了。

回到班里，我给大家告别后，乖乖地将铺盖搬进通信班，每天与连首长朝夕相处，近距离亲耳聆听他们的教诲。

在通信班期间闲聊时，指导员对我说：“益民呀，你我都是农村出来的，能在部队提个干部弄个饭碗子最好了，可是你看目前部队的情况，我想帮你也没有这个机会。”当

时部队的情况是，珍宝岛战役后，面对“三北”剑拔弩张的战略形势，我们师刚由骑兵师改为陸军甲级师，干部都年轻满员。再加上七五年之前，部队营以下干部的安置政策，是哪里来回哪里去，组织上不作安排。

部分年龄大的干部不願意离开部队，致使那几年一些有能力的战士提不了干部，不得不离开部队。

听了指导员的话后，我说：“指导员，你的心意我领了，至于提干与否，我想也没想，你和连长这么看得起我，我已经很满足了，就是明天复员，我今天晚上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我从在家被人被村里人看不起，到连首长对我这么重视，我已经很感恩，很满足，根本就没有提干的奢望。

部队当年承担了国防施工任务，炊事班伙食搞不上去，干部战士饭吃不好，再加上司务长是本地人，对炊事班管理不严，干部战士对伙食意见很大，直接影响了施工进度。

针对这种情况，指导员找我谈话说：:“你别在通信班干了，到炊事班当班长去。”

我一听又头大了，连忙说：“你认为我在通信班没干好，我可以去三排九班当班长去，我坚决不去炊事班。”因为当时九班长长期住院，所以一直空位。

指导员说：“你去九班可以，必须代理三排排长。”

我说：“我去九班，只当班长，不代理排长。”因为当时三排长，在师教导队当投弹训练教员，三排由八班长代理着排长。

如果我把他的代理排长争过来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矛盾，排里的工作肯定也搞不好。

指导员说：“你不代理三排排长，就不能去九班。”

我说：“我还是去炊事班吧。”

指导员说：“这就对了。”于是我无可奈何，只有到炊事班上任。

到炊事班后，我在抓好全班思想教育的同时，建议连首长对个别不热爱炊事工作的人员进行了适当调整。

在工作上，我让大家针对搞好伙食献计献策；在伙食上，坚持粗粮细做，细粮精做，保证让大家吃得可口。

在炊具上，进行了一些革新改造，杜绝了米饭夹生、糊锅和馒头碱大碱小、漏气不熟的现象；在菜品上，试着做豆腐、泡豆芽。并建议司务长多采购一些调料，提升了菜品的口味。

在贺兰山的部队，一年四季都是土豆为主菜，在做法上除了炒土豆丝，就是炖土豆块，大家都吃腻了，每次吃土豆泔水缸里倒的菜就多。

在我们山东腾县老家，每逢年节吃土豆都是挂上面糊用油炸，百吃不厌，我想采取这种吃法大家一定会喜欢。

第一次炸了一大筐，让大家干吃，结果大受欢迎，不仅没有剩的，有的班还嫌给的少。除了干吃，炖大白菜没有肉时，加些炸土豆也大受欢迎。

饭菜可口大家吃饱了，战斗力也被激发出来，施工进度也加快了。再次应验了“一个炊事班，半个指导员”的部队彦语。

半年总结时，各班提议给我立三等功，结果出来后，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对我说：“益民呀，我看你这个三等功，就让给战斗班吧，你不记三等功不会压床板，别人不记三等功就会压床板，你也算帮我解决个难题。”

指导员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我只好对指导员说：“让就让吧，我回家种地要个三等功，也没有多大用处。”

巧的是当年的半年总结时，后勤部门对各连财务进行查账，查出一个连司务长贪200多元钱被停职了。

当时兰州军区肖华，在全区抓基层打基础现场会上提出，连队排长可以缺，司务长一个都不能缺，缺一个补一个。

得到消息的指导员，感到机会来了，立即找到团政治处，推荐我去该连任司务长。

连里一位入伍比我早一年的待提干的老班长得到消息后，心里不平，给团首长写了一封匿名信，说徐益民在连队表现不好，只是给指导员个人关系好。

团首长接到信后便派政治处主任和干部股长，驱车40多里路到我们这个单独执勤的连队了解情况。政治处主任和干部股长逐班开座谈会，直接问你们看你们连里的班长谁能提干部？

一圈下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班都说炊事班长能提干部。政治处主任在向指导员反馈意见时说：“看来徐益民这个同志，不像写信人反映的那样，群众基础很好，是个好苗子。”

提干命令下达后，指导员给我说这个情况，我都没想到大家这么信任我，看好我。

当时，先提我是因为我是炊事班长，提拔为司务长相对比较对口，写信的人是战斗班长只能提为排长。

上半年他就因心急，让家里人买了两床绸子被面，送给连长指导员，指导员就很生气，让我把两床被面送还给他了，这又写不实之信。

指导员说：“算我看走眼了，这样的人还能提干部？年底让他回家。”这真是人品不正毁了自己的前程。

没想到我被迫去了炊事班，机缘巧合，让我成为全团山东老乡中，第一个被提干部的人，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不过，整个过程，多次是被“赶鸭子上架”，我没有朝思暮想，也没有心喜若狂，我怀着平常心对待提干的现实，那时，我只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自我要求的标准更高了，没有什么值得炫耀和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