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片段，关于朱枫烈士

《沉默的荣耀》热播中，看过数篇影评后，顿失观剧的兴趣。

翻检《十六字方针公案与沙文汉陈修良伉俪之传奇故事》系列旧文，看到有关朱枫烈士的片段文字，辑录成篇，供读者参考，可从中间接感知“吴石朱谌之间谍案”的只鳞片爪和时代背景。

宁波女师校风复古、守旧，陈修良一心向学，凭着优异成绩当上班长。

同班一位蔡姓同学，延聘沙孟海做家庭教师。

经蔡姓同学向沙孟海介绍，陈修良、朱弥明（朱枫、朱贻荫、朱谌之）成了沙孟海的入室弟子。

沙孟海仅仅年长陈修良七岁，当时已是宁波名士、著名的书法家。

沙孟海与陈布雷是双重同门。

陈布雷在慈溪县中学堂就读时，很受身为名儒的国文教师冯君木之赏识。

1927年国府成立，经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陈屺怀等人介绍，陈布雷赴任国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成为蒋介石的“文胆”。

陈布雷历任国党中宣部副部长、委员长侍从室二处处长、国党中常委执委等要职。

蒋公以“先生”尊称下属，仅陈布雷一人。

沙孟海原名文若，生于鄞县大咸乡沙村一个儒医家庭。

沙父医风古雅，药方上盖有“活人命于纸上”之印章，沙孟海自幼即对篆书、篆刻有强烈兴趣。

沙父在39岁时因狂犬病英年早逝。

当时沙孟海只有15岁，尚在宁波慈溪锦堂师范读书，下面还有4个弟弟。

沙母告诉孩子们：家里的情况不好，只能先保你们的大哥读书。

沙父遗有《集王书圣教序》，沙孟海经常临写，又善采多家之长，书艺日益长进，成为闻名四里八乡的小书家。

沙母通过卖屋、卖地艰难支撑，沙孟海常常以字易粟，帮助全家生计。

长兄如父。

沙孟海从宁波师范毕业后当上代课教师，他首先想到的，是把弟弟们一个一个接出来读书。

他把二弟文求带到任教的学校上学，文求考上宁波效实中学、考入上海大学，后因上海大学被查禁转学复旦，这些费用都是由沙孟海勉力支持。

三弟文汉考上宁波甲种商业学校，四弟文威考上省立宁波四中，背后都有大兄的心血与操劳。

四个弟弟的学费、生活费，从冬天的棉衣到夏天的蚊帐，全靠沙孟海从薪资中支出，他还要负担母亲、弟弟生病的医药费。

冯君木常到锦堂师范讲学，对因孝悌忠信闻名的沙孟海非常赏识。

他让沙孟海与侄子冯定一起学习，亲自教读古文，攻读史书。

这是陈布雷、沙孟海一重同门的由来。

经冯君木介绍，沙孟海被宁波蔡姓富商聘做家庭教师，经介绍又收下陈修良、朱弥明两位女弟子，她们一同向沙老师学古文辞与书法篆刻，沙老师为朱弥明赐名“谌之”。

与此同时，宁波名士陈屺怀也对沙孟海的人品、文采非常赏识，对他多有栽培。

这是陈布雷与沙孟海二重同门的由来。

后来冯君木前往上海主持宁波钱业公会创办的钱庄中学，该校重古文与书法，沙孟海被聘为教师。

移居上海，是沙孟海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经冯君木介绍，沙孟海得以结识康有为、吴昌硕、章太炎、沈尹默、徐悲鸿等文化泰斗。

吴昌硕对他尤为青睐，经常为他题词，对他的书法大加赞赏，常以清代著名篆刻家吴让之来比喻他。

沙孟海更加精进，于1928年发表《近三百年的书学》、《印学概论》，被学术界认为是书法、治印领域的扛鼎之作，成为海上名士。

陈修良自幼临帖，沙孟海对这位好学不倦的女弟子最为欣赏，非常看好她的潜质，为她取名陈道希。

沙孟海尽力教授书法之道，打算把这个女弟子培养成女书家，他还教陈修良学古文，沙孟海喜欢桐城派，对陈修良的写作影响很大。

巧的是，在后来的宁波学联学潮中，陈修良认识了沙孟海家的老四沙文威（史永），他是宁波四中学生，在学联学潮中表现英勇，很受陈修良的敬佩。

沙孟海和四位弟弟并称为沙氏五杰。

这段师生缘，不经意间让沙、陈两家结成通家之好。

1924年夏，浙军与北洋军混战，北洋军获胜后进入浙境。

袁玉英（陈修良的母亲，被革命同志尊为“众家姆妈”）与陈维真（陈修良的姐姐，革命烈士）留在宁波城内躲避乱兵，陈修良接受好友朱弥明的邀请，前往镇海朱家花园避难。

朱弥明与陈修良义结金兰。

朱弥明的父亲是镇海鱼行大老板，家资殷富，建有“憩园”，且广有藏书。

陈修良虽是生于富贵之家，来到“憩园”的她有如初入红楼梦境。

陈修良与朱弥明朝夕读书、赋诗、练字，那是陈修良少女时代最为浪漫的时光。

朱弥明受到陈修良影响，抗战时在上海入党，因蔡孝乾叛变，朱弥明牺牲在台湾。

1983年陈修良再赴“憩园”，看到旧居还在，但人去楼空，面貌全非，唯独朱枫住过的那个小楼依然保存着，她“慨叹人生如梦，聚散匆匆，不胜哀痛”。

上海沦陷后，地下党的主要对手变为日本特高课和宪兵。

江苏省委重新组建后，亟需寻找安全、可靠的房址，作为掩护机关。

此时，才过不惑之年的“众家姆妈”因患有青光眼，双目近乎失明，她在相伴多年的小脚女佣帮助下，两人结伴外出，四处寻找符合条件的房屋。

为了儿女们能够顺利开展秘密工作，袁玉英决定不惜代价，在高尚住宅区中租赁房屋。

她选中了巨鹿路上的景华新村22号，该房位于法租界，每一幢房子自立门户，还有印度三哥看管大门。

除非叛徒告发或被敌特盯梢，这幢房产可以成为非常可靠的安全屋。

为了定下这笔交易，袁玉英付出了一千五百银币的小费。

这幢房产自此成了省委的秘密机关。

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袁玉英彻底断绝与宁波亲友的联系。

在户口簿上，她化名陈馥，化名陈元阳的沙文汉是她的侄子，陈修良化名陈素梅，亲生女儿变身侄媳妇。

在这次大开支之后，“众家姆妈”在经济上日渐山穷水尽，她无力购置屋内家具、设施，但这是高尚住宅区不能缺少的。于是同志们齐心协力，组织部长王尧山送来大衣橱、五斗橱和梳妆台，文委书记孙冶方搬来两只书橱。

陈修良的好友、日后牺牲在台湾的朱枫，买来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才把这个“富贵之家”布置像样。

后来，为了减轻经济压力，袁玉英只好把部分房间分租出去。

1949年3月，书记处开会研究各大战略区党政军领导成员人选，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和各大战略区负责人出席。

小平代表华东局发言，提出华东区管辖省份为山东、浙江、福建。

毛主席突然插话：“还要加上台湾，这地方很应注意！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最终确定华东局管辖鲁、浙、闽、台4省，加上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赣东北5个区。

小平向中央提交华东局所属各省、区领导名单。

在讨论浙江省的人事安排时，毛主席插话：“要搞一个有学问的同志去浙江”。

浙江物阜民丰、人文荟萃，是老蒋及多位党国要员的家乡，也是民国的模范省。

老人家的提议，是出于“争气”的考虑。

1948年10月，中央作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

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山东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1949年2月，三野根据中央指示，在安徽蚌埠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由谭老板（大谭、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小谭）任副书记。

6月，沙文汉到任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宣传部长兼省府教育厅长。

9月，沙文汉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华东局组成以陈毅为团长、沙文汉等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观礼开国大典。

对沙文汉的任命，是对华东区白区党组织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高度肯定。

1950年1月29日，华东军政委委员、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巧计成功脱逃。

2月18日，根据查获的蔡孝乾笔记本中的线索，华东局交通员朱枫（朱谌之）在定海被捕。

3月1日，西装革履的蔡孝乾在台南乡间再度被捕，经保密局上校侦防组长谷正文巧施攻心计，唯一的台籍长征干部蔡孝乾叛变。

3月2日，国府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被捕。

“吴石朱谌之间谍案”进入残酷侦讯，“扑杀红色时代”的白色恐怖启开大幕。

4月，沙文汉紧急调任华东局台湾工委副书记，旋即奉命赴港处理台共组织的善后事宜。

朱枫烈士

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牺牲在台北马场町刑场。

次日，香港《星岛日报》刊发头条新闻：《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犯被处死，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

国方大肆宣扬胜利，香港杂志作出深度报道，封面配上共谍头目李克农的照片，算是间接向共党特务头子示威。

6月12日，新华社内参刊发了转自台北的消息。

李克农闻讯痛苦异常，咳嗽不止，沉默不语，生活规律被打乱，仿佛患上大病。

他向中央写出检讨报告，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处分。

周相指示：调查有关案情和牺牲人员情况，作出处理。

经沙文汉提议，先后担任上海局香港联络站、华东局台工委驻港负责人的万景光（小万）撤回北京，撤销华东局驻港办事处。

因为紧张繁重的情报策反工作，沙文汉赴港指导工作的次数不算多。上海局香港联络站成立后，刘晓、钱瑛、刘长胜、张执一都曾前往指导。

从1946年起，张执一代表上海局，四次赴台检查、布置工作，并陆续派遣干部潜入台湾。

五二零运动之后，根据中央指示，上海局在香港举办多期干部训练班，总结蒋管区工作经验，参加学习的主要是上海、南京、台湾三个系统的负责干部，陈修良曾给台湾训练班授课，题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

闻知朱枫牺牲的噩耗，陈修良不胜哀痛。

当年“众家姆妈”租下景华新村公寓后，朱枫送来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大衣柜、大床等高档西式家具，还购置字画，帮这个“豪宅”装点门面。

陈修良四处打听朱枫遗属的下落，把两件高档家具辗转退还给朱枫儿子。

1945年春，朱枫经徐雪寒、史永介绍入党。

1948年，朱枫在驻港秘密机关----香港合众贸易公司任职会计，参与统战及情报工作。

在金门战役、登步岛战役接连失利之后，中央决定加强对台军事情报工作。

此时，国特机关根据侦知的线索，已对台湾地下党展开疯狂侦讯，急需派出可靠同志潜入台湾，接取军事情报。

小万是华东局对台工作一线负责人，被国特机关称为“对台湾秘密工作魔手”。

在日后的检讨中，小万承担了台工委失败的全部责任，长期承受不公待遇。

小万对朱枫不算熟悉，他们是在朱枫送潘汉年的副手刘人寿自港返沪时认识的。

朱枫和前夫所生的继女陈莲芳亲密无间，女婿王朴时任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夫妻俩都就职于情治机构，朱枫的妹妹朱贻云和妹夫也在情治部门工作。

陈莲芳刚刚生育，来信诚邀继母前往台湾一聚，并已办好“登岛券”。

小万了解情况后，决定派朱枫由港赴台，直接与吴石、蔡孝乾联系，将吴石提供的军事情报转送大陆。

朱枫在抗战时有被捕经历，表现坚贞不屈，但她未受过反审讯训练。

在保密局受审时，朱枫误以为吴石已先于她被捕，承认了自己与吴石的联系。

发现被诱供后，朱枫数度自杀而未遂。

吴石的被捕另有线索，蔡孝乾的记事本里有同“吴次长”联系的记录，朱枫的不慎只是间接坐实了吴石。

国方在日后的总结材料中，对朱枫高度赞赏，称其为“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

谷正文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谷正文人品、文品均有问题，但他是“吴石朱谌之间谍案”的重要当事人，他的回忆是重要参考。

谷正文在115师山东纵队时是罗帅的部下。

蔡孝乾与罗帅的交道更长，红军攻下漳州后，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罗帅安排下，蔡孝乾进入红都瑞金，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红色战士报》编辑等职务，随后参加长征。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罗帅领导下，蔡孝乾参加平型关战役。

为了保护宝贵的台籍干部，中央把蔡孝乾从前线召回，让他在总部接受培养、锻炼。

事后总结，朱枫赤胆忠心，无愧于巾帼英雄的评价。

但她未经训练，可说是情报工作的新手。

事急从权，小万选用朱枫为交通员，同时指令她与蔡孝乾和吴石联系，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

情报系统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关系，这是李克农、潘汉年等长期坚持的原则，王石坚系统被破坏就是因为违反这一重大原则。

国方对台工委发动大搜捕后，小万派出交通员赴台，安排蔡孝乾和朱枫紧急撤回，且已联系好海船。

朱枫的父亲是镇海鱼行大老板，朱家四小姐的面子大小渔船都认。

朱枫提出利用家族关系自行搭船返回大陆，蔡孝乾向朱枫提出帮其小姨子马雯娟办理目的地为定海的出境证。

朱枫为人热心，答应了蔡孝乾的请求，遂请吴石帮办出境证。

就是因为这份假名出境证，牵连、坐实了聂曦、吴石等将校军官。

国方保密局在总结材料中，也认为破案的关键是共党情报系统与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他们对朱枫为何会同时与吴石和蔡孝乾产生横的联系,违反共党一贯行之有效的情报工作基本原则，感到匪夷所思。

此前的1948年6月，中央召开台湾工作会议，认为台工委与“老台共”不协调配合是台湾工作失败的重要原因。

除了清理残局，沙文汉还担负整理台工委和台盟组织的重任。

1947年11月，在上海局的指导下，台盟成立，谢雪红任主席，秘书长为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林铿生任理事。

上海解放后，华东局设立台工委，书记由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兼任，副书记有吴克坚、沙文汉、王锡珍和谢雪红。

沙文汉和谢雪红早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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